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分裂，开启了宋朝的治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历史知识。然而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结束长期分裂局面、统一天下的皇帝，如秦始皇统一六国、晋武帝司马炎结束三国分裂、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宋太祖与他们相比，又有何特殊之处？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问题严重，最后导致唐朝被朱全忠所篡，其后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相继由节度使篡位称帝；地方上各节度使更自立政权，这便是五代十国的乱局。这一乱局不但导致国家四分五裂，更可能由于政治的分裂进而导致文化的分裂，秦始皇以来中国大一统的局面有彻底分崩离析的可能。
前辈学者经常引用的两条史料，反映了当时中国北方文化凋敝的情况，其一为唐代晚期，已有“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鬬之事”（杜牧《樊川文集》卷九，〈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的记载；其二为河朔地区出现“俗谓（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张弘靖传〉）的现象。
对此欧阳修感慨说道：“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传〉）欧阳修的感慨绝非虚语。因此，与春秋战国有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有世家大族不同，唐末五代并无一脉明显的文化典范与学术道统，来维系传统文化于不坠。故此时期在政治分裂之际，同时也面临着文化存亡绝续的问题。
另一方面，自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使中原失去北方屏障，有随时被契丹入侵的可能。而在南方，越南北部地区有吴权、丁部领相继称王称帝，已独立建国，脱离中国的版图。如果此时没有人能够尽快结束五代分裂之局，则中国将可能面临彻底崩溃瓦解的危机，如同罗马帝国瓦解之后，便无统一重建的可能。赵匡胤建立了宋朝，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巩固了中国的版图，并为日后的学术复兴提供了安定的环境。因此，宋太祖对历史的影响可能远超过我们一般的认知。
宋太祖赵匡胤原为后周的殿前都点检，透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篡位称帝，称帝的过程当然算不上光明正大，但是正因为其得位不正，深恐皇位被他人用类似的方法夺取，因此才有了“杯酒释兵权”与收藩镇事权等种种措施。
宋太祖即位后，兢兢业业，为巩固其江山而努力，虽然可以说是出于个人的利益，但也不可否认他有安定天下的远大志向与切实可行的政治手腕。
王夫之《宋论》称赞宋太祖：“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厎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无赫奕之功而能不自废也，无积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战战栗栗，持志于中而不自溢。则当世无商、周、汉、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郑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为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
宋太祖的戒慎恐惧，除了“杯酒释兵权”、收藩镇事权之外，并逐步建立各种制度，例如设置转运使掌管一道（路）的财赋，并兼有考核官吏、治理百姓的责任，使得宋代“路、府州军监、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逐渐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有一项举措牵涉到宋代官制之重大变化者，便是在地方设置转运使、知州、通判、知县等“差遣”，派中央官员治理地方。
研究宋代官制者都知道，北宋前期（神宗元丰改制前）的官制相当复杂，有寄禄官、馆职、差遣的区别。所谓寄禄官，原为唐代三省六部诸寺监体制下的各类职官名称，如六部尚书与侍郎、诸司郎中与员外郎、诸寺卿与少卿、诸监与少监等，馆职为各馆阁学士之谓，差遣则为官员的实际职务。为何会有如此复杂的现象？在唐代，地方各州的长官为刺史，各县的长官为县令，宋太祖收地方藩镇权力时，将原本由藩镇控制的地方官任免之权，收归中央。
宋太祖干德元年（九六三年）六月庚戌，“命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祜知魏县，杨应梦知永济县，屯田员外郎于继徽知临清县，常参官知县，自屿等始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此处奚屿等人并不是改任为县令，而是仍然带着中央的官衔，到地方上去“知”（管理）各县的事务。
这些带有中央官衔的官员，到了地方上成为一县之长，便不再执行原有中央官职的职务，因此这些知县，虽然仍旧保留了中央官职的名称，但是成为“寄禄官”，仅作为官员阶级与俸禄的依据，不再负责原来事务，其实际执掌则由新指派的“差遣”决定。这一做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中央的权威，让这些“知县”仍带有中央官职，象征他们是中央派遣而来的官员，与地方藩镇自行任命的县令作出区别。
这一做法在北宋前期被常态化、普及化，转运使、安抚使、提点刑狱、知州、通判、知县都是“差遣”，他们都另外带有中央的官职（寄禄官）。举例言之，宋仁宗宋夏战争期间，康定元年（一〇四〇年）五月己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诰韩琦为枢密直学士，陕西都转运使、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并为陕西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长编》卷一百二十七）
起居舍人是韩琦的寄禄官，知制诰是原有的差遣，陕西安抚副使是新的差遣；吏部员外郎是范仲淹的寄禄官，陕西都转运使是原有差遣，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是馆职，陕西安抚副使是新的差遣。北宋前期官制为何如此复杂多变，其中有着宋太祖独到的用心。
宋朝许多“祖宗家法”大致成形于太祖、太宗时期，因此我们可以将宋太祖与宋太宗的治国方式作一比较。宋太祖在治理国家时最明显的表现，其一为收藩镇兵权集权于中央，其二即是严惩赃吏。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四〈宋初严惩赃吏〉条说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之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在宋太祖的治理之下，宋朝逐步走向安定繁荣。
不过宋太宗时代的做法却与宋太祖有许多差异。宋太宗时，集权中央已大致完成，宋太宗完成了集权中央的最后一步，太平兴国二年（九七七年）八月戊辰，太宗采纳右拾遗李瀚的建议，将天下各州皆直属于中央，“天下节镇无复领支郡者矣”（《长编》卷十八）。将藩镇掌控的地方各州管理权完全收归中央之后，集权中央已经完成，但宋太宗更进一步分割中央各行政机构的事权，以期达到互相制衡、集权于皇帝的目的。
在宰相制度方面，淳化元年（九九〇年）十二月辛酉，诏从谢佖之奏，“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长编》卷三十一），宋朝宰相与枢密使对持文武大柄的体制正式确立，此即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所谈之“相权的分割”，造成了“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四，〈国用考二〉）的严重问题。
在国家制度的设计上，宋太祖强调集权中央，多着眼于完成国家统一，削弱藩镇势力；而宋太宗则是分割中央机构事权，加强了皇帝专权，却让中央官吏互相制衡掣肘，有减低行政效率之虞。
此外，在治国的心态上，相对于太祖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太宗的治国力道则日渐松弛，个人也流于奢靡，端拱二年（九八九年）八月癸亥，太宗耗费亿万计，在开宝寺修建的十一级佛塔完工，这佛塔即是今日的开封铁塔。开宝寺塔虽然雄伟壮观，但是当时知制诰田锡批评：“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长编》卷三十）太宗流于奢侈享乐，可见一斑。
透过太祖与太宗的对比，我们更能看出太祖在治国上的优秀之处。宋朝之所以没有变成如同五代政权般的短命王朝，实有赖于宋太祖的雄图壮志与治国手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