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雍正做得太绝了，而乾隆已经隐隐感到士绅压抑的不满情绪。

所谓“士绅当差”，乃是雍正二年时，河南封丘县令唐绥祖所向朝廷提出的“士绅一体”政策，最终被雍正同意采纳，自此开始，那些高高在上的士绅群体都需要“当差服役”，这个制度是对过去明清两代“士子、士绅”特权的推翻，对社会造成的波动不是一般的小。

但换个角度来说，士绅当差，本质上又是对过去数百年的“扭曲现象”的一种修正。

何为扭曲现象？

那就是给予士子和士绅太高的特权了。

自明朝开始，科举制度中的每一级士子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特权，在唐宋时期，不是进士都当作“白丁”看待，但在明朝，即便只是一个刚考过童子试的秀才、那都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而通过了乡试当举人，就有资格获得朝廷的优待政策，譬如免去一定面积的田税以及免去一定数量服役的丁口。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让基层百姓更加积极融入改革后的八股取士，便给出了这种特权政策，按理说，读书人受到尊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制度也为大明带来了大量的特权阶级，随着这些士子、士绅所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谁是第一受害者？

毋庸置疑，首先肯定是朝廷。

但朝廷是最高级别的存在，可以随时转移这种危害，既然这些士子、士绅们都有特权，在他们身上收不到税也征不到人口服役，那么就把这些压力给老百姓们，因此，大明对老百姓的压迫并不轻，而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又促使更多的普通百姓“奋发图强“，希望能成为士绅阶级。

所以说，大明的底层逻辑本质就是一种扭曲的逻辑，所以到了万历时期，张居正决心改革，他做两个基本的努力：

一：打击士绅和基层官员的勾结，实行“考成法”。

二：延续嘉靖时期的一条鞭法，把士绅钻的空子全部补上。

需要注意的是，张居正其实已经开始了这种“修正”，而在一开始，张居正的变法是成功的，因为官员们受到考成法的约束，根本就不敢胡乱执行命令，所以士绅们的“保护伞”被纷纷打掉，如此一来，他们都只能乖乖交税。

而一条鞭法，就是收割士绅们的最大镰刀，所谓一条鞭，就是将田税和丁役结合起来，统一变成了“银税”，说白了，那些富人、地主平时怎么伪装自己的财富都没用了，统统都要交钱，田越多、丁口越多，要交的钱就越多。

以前为社会服务是需要“丁役”的，但一条鞭法决定了丁役开始了“招募”模式，如果士绅不想自己去服役，那么就掏钱，而他们掏出来的钱，朝廷可以拿来雇用百姓。

这就等于形成了一种“供需关系”，不再是以前的强制性关系，这让朝廷在百姓心中获得巨大好感。

可惜张居正的变法随着他离世被推翻了，张居正的变法压根都没超过十年，社会还是回到过去的样子，后来的大明大家也知道，亡于内外夹击，甚至有人说，大明就是张居正搞灭亡的，这些理由都太牵强了。

张居正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却流传下去，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对于张居正的变法有很大的认同感，康熙深谙士绅群体很多时候是“社会毒瘤”，所以他要打击这些士绅群体，适当保护百姓的利益，于是他开始了第二次“修正”：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这个政策简单来讲，就是“吸士绅的血”。

康熙规定，自康熙五十年开始，朝廷所征收的赋税就是定额了，也就是取消了人头税的存在，而以后具体该怎么收这些钱，每家每户并不是固定的，比如这个士绅家里的人丁多，那么他就收多点，那些人丁少、极其贫穷的百姓家庭都有可能不收了，这大大地保护了贫穷百姓的利益，本质就是将社会财富进行了转移。

所以永不加赋这个政策，也遭到了一定的反弹，但康熙没有把事情做绝，只在部分地方试点，其次就是康熙执行这个政策的时间已经很晚了，他没有太旺盛的精力监督，以至于摊丁入亩暂时被搁置了，而康熙也想好了，这个烂摊子，就交给雍正来收尾。

雍正即位后，开始了终极版的“修正”。

雍正这个人，极其反贪，也高度重视百姓，他深知他爹康熙把整个天下搞得乌烟瘴气，所以为了让社会良好运转，他必须用最极端的手段来修正社会。

第一，就是摊丁入亩，这是永不加赋的延续。

第二，就是一体纳粮一体当差，把士绅的特权被取消掉。

第三，就是火耗归公，彻底扑灭基层官吏的贪腐心火。

摊丁入亩是人头税改革的深化，大清政府终于有勇气发动对士绅群体的“革命”，以前的朝廷不得不依靠士绅群体来稳定社会，因此都在忽视“义务和权利”的问题，所以总是百姓背负的担子多，享受的福利少，而雍正则不惯着这些士绅群体，既然他们人多田多，那就交税更多。

而这个政策在实行的时候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雍正为了表明自己反贪、修正社会的决心，连续对两个重要的人动手，一是自己的“大舅子”年羹尧，二是自己的“舅舅”隆科多，这两个雍正的大功臣先后因为贪污问题被先后囚死，可见雍正的意志之强。

另一方面，雍正重用田文镜管理河南，以中原之地为基础实行大改革，具体的方法就是“弱士绅，养百姓”。

所以一体纳粮一体当差就建立在这种背景下。

河南这个地方的士绅群体人数众多、势力强大，与此同时，河南因为历史河患的缘故需要大量的民夫来修筑水利工程，所以河南的地主与百姓的矛盾是很尖锐的。

趁着河南治理河道问题的时候，雍正趁机批示纳粮一体、当差一体，他将平时喜欢“俯瞰”众生的士绅群体拉下水，他们平日不是喜欢看着这些百姓苦哈哈修理河道然后指点江山吗，现在就让他们一起来服役，彻底消灭他们的优越感。

而事实上，这些士绅是根本不可能服役的，他们为了应对这种政策，要不就是自己“捐钱”抵消掉徭役，要不就是自己掏钱“招募”百姓帮自己顶班，所以这个制度在本质上就把士绅群体的钱从他们的口袋里拿了出来，一部分给了朝廷，一部分给了百姓，这就是雍正版本的“打土豪”。

当然，这个制度看起来很给力，但后遗症是很大的，因为士绅永远是稳定社会基层的重要力量，一旦士绅不稳，政权就会有波动，所以啊，什么雍正“得位不正”、“抱养乾隆”等等谣言在民间四起，这些话毋庸置疑都是士绅群体说出来的，为的就是打击雍正的形象。

所以一体当差把这些河南士绅们搞得“生不如死”，这倒是真的，这些士绅每年不仅要缴纳大量的粮、税，平时还要负责老百姓的“工钱”，他们也已经入不敷出了，可主政河南的田文镜又是雍正的死忠，他就算被刺杀都好，仍然要贯彻雍正的意志。

但雍正推行的“一体当差”光是在河南搞就已经是极限了，首先雍正手底下根本没有几个像田文镜一样的死忠，其次，只得罪一个河南士绅，雍正还能通过其他人来镇压河南士绅，可一旦得罪天下的士绅，雍正就得下台，所以雍正的铁腕背后，也有着理性。

至于最后的火耗归公，这也是在明朝就执行过的改革，火耗归公本质上是跟随着“摊丁入亩”配套实施的，因为所有的税务和徭役都变成了“白银”，百姓要缴纳的也都是白银，而白银太散碎，不利于运输，当地的官府就会把这些银子高温融化后再制成银锭，在这个过程中，银子会出现损耗。

那么损耗肯定不能由官府来承担，只能由百姓来承担，这就是“火耗银”，本质是一种补充税，可官府收百姓多少火耗，是没个定数的，也就是说，官府说是多少就多少，这里面贪腐了多少，朝廷也不知道。

因此为了隔绝这种隐患，雍正下令火耗银全部经政府的手来收纳，地方官府不能再自行收取火耗银，而雍正专门设置了一个“养廉银”来弥补他们，可养廉银和火耗的油水怎么可能一样，这个政策本质上也是保护百姓。

雍正的手段并不多，甚至实行新政的范围也不大，但他的每一个举措都那么“遭恨”，百姓大概率是感谢他的，可百姓又掌握不了舆论，再怎么感谢都说不出来，而那么掌握了话语权的士绅反而是议论纷纷，商讨着雍正什么时候被“天谴”。

可不管大家怎么说，雍正时期的国库迅速地充实了起来，康熙末年，国库存银在消费完后还只剩下八百万两，这已经掉到了大清这个国家的“安全线”以下了，再低的话，大清又要沦为“流氓政府”了，而雍正力挽狂澜，让国库在消费完后还能有四千多万两存银，这是“康乾盛世”中国家最富足、百姓最轻松的一个时代。

而雍正打下的这些基础，在他驾崩后，足以让乾隆很潇洒地当这个皇帝。

雍正十三年，雍正驾崩，宝亲王弘历登基，是为乾隆皇帝，而乾隆执政后，他做的事情可以说让人匪夷所思，那就是他一直在“否定”雍正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做的决定。

首先，乾隆迅速废除了“一体当差”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士绅的地位，和雍正把士绅往死里得罪不同的是，乾隆对于士绅群体有着明确的拉拢之意，而除此之外，雍正时代重用的李卫、田文镜等人的功劳被乾隆屡次否定，其中田文镜的坟墓还被乾隆“无意”给破坏了。

虽然说是“否定”，看起来似乎叛逆，但乾隆做的这些事情，也是从时代的客观性出发的。

经过雍正的开源节流，大清国库已经很富了，所以乾隆根本没有必要“透支”士绅来恢复国力，雍正在他的时代用极端的办法来充实国库，这种行为在本质上与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是一样的，这种变法只会让皇帝被人不停地“指责”。

乾隆重视自己的名声，也自觉不能再透支士绅了，所以便转变对士绅的态度，雍正薄待，他就善待，而乾隆这么做，也确实为他带来了好评，两位君主的反差，令乾隆收获了超越实际的歌颂，其实这些人歌颂他多卖力，就是对他的父亲雍正多“憎恨”。

但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和雍正就是两个极端，乾隆是占了雍正改革后的“便宜”，铁腕之后的安抚，本来就更容易让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那些士绅们经历了这种极端对待，在观感上对乾隆就亲近，而乾隆也沉溺沉溺其中，变得飘飘然，也开始走上了奢靡的道路。

乾隆在位的中后期，他生活奢靡，既模仿了康熙皇帝下江南，还大把花银子，在财政紧缩之余，乾隆又不得不“纵容”朝廷贪腐的风气，只有让整个环境变得浑浊，他的“昏庸”才会被掩盖大半，所以乾隆完全是在败掉雍正留下的制度红利、家底。

士绅当差取消后，整个社会的环境并没有变得更好，因为社会的环境取决于基层百姓过得好不好，士绅力量强大，却始终是社会人口中的少数，而从史书上看，似乎乾隆的“功绩”要比雍正多，可殊不知史书都是士绅这些群体写的，真正的百姓又有什么渠道为雍正正名呢。

所以大清由盛转衰，整个乾隆一朝，社会风气再次倒退，一如康熙中后期的荒唐，士绅永远高高在上，他们最多受雍正十年的折磨，可此后的时间里，他们还是皇帝最需要“讨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