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没有“答应”，那是因为崇祯没有答应的机会了，实际上在明末的历史中，松锦大战明军大败后，崇祯就已经想要和大清皇太极议和了。

在明朝的骨子里，与游牧民族向来是“水火不容”，因为北方蒙古的游牧政权，严格来讲都是元朝的分支，他们作为黄金家族后裔，血统几乎占领了整个欧亚大陆，因此他们有自己的骄傲。

所以洪武年间，归降的“朵颜三卫”不久就因为元朝辽王的“不甘心”背叛，还有永乐年间，瓦剌和鞑靼先后跟大明假装附和，但都先后跟大明开过战，朱棣的五次北伐，就是一次次的信任被辜负之后，彻底暴走，可谁知道，朱棣还没打服蒙古，自己就在半路上去世了。

到了明宣宗时期，明宣宗自己也亲征北伐过，只是他明白了一件汉武帝、李世民、赵匡胤在付出了大量的代价后都才明白的道理：

“草原，靠打是解决不了的”。

既然靠打解决不了，那么该靠什么去解决？

按照明朝以前的历史来说，方法有三个档次。

第一种方法：平等外交，不需称臣，互称皇帝。

这第一种方法，最贴切的例子就是南北朝以及宋辽时期。

宋辽自“澶渊之盟”开始，一直到宋徽宗宣和年间，这里有长达一百年的和平历史，这段和平，乃是宋辽两国在三十多年的互相死斗，却又无可奈何对方得出来的最好结果。

宋辽的澶渊之盟，并不是“君臣”之礼，辽朝皇帝是要喊宋真宗当哥哥的，两国皇帝都是皇帝，因此两国皇帝不会亲自见面，而且在一定的节日，两国皇帝还互相问候，最经典的是，当宋仁宗去世的时候，辽朝皇室集体“哭丧”。

能把中原和草原关系搞成这样，宋也是史无前例了。

第二种方法：打服之后，建立边境贸易，令其称臣。

这一个方法，档次要比宋辽之间的“平等”关系要高，因为这个方法中，皇帝只有一个。

要知道游牧民族一直以来侵扰中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那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恶劣，温差大，温带大陆性气候让他们人口稀少，地广人稀又资源开采困难，所以一到了夏秋季节，他们不拼了命出来抢东西，是压根过不了下一个冬天的。

其实在汉朝开始，匈奴就一直提出和汉朝“止战”，而后要求汉朝在边境设立“贸易”，以此来保证匈奴的停战。

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都同意了，但也这被视为“屈辱”，所以汉武帝要打，狠狠地讨伐匈奴，汉武帝有些心急，一直想要彻底灭掉匈奴，可惜最后把大汉拖垮了，匈奴也没有灭。

后世的中原政权“以此为戒”，既在战争上强势出手，但也迅速“安抚”敌人，恩威并施，还给贸易，游牧政权自然俯首称臣。

第三种：暴力征服，文化输出，南北共尊‬。

这一种档次最高，典型的例子就是圣人可汗杨坚、天可汗李世民。

不管是杨坚还是李世民，都先后拿捏了强大的突厥，而且李世民还不仅仅是突厥，他征服了周围几乎能征服到的部落和民族，但李世民没有搞特别对待，给予他们机会，让他们来大唐生活、学习、贸易、繁衍。

这就是大唐最强的“文化输出”了，在唐朝，外籍学子、商人、官员都不少，他们仰慕大唐，甚至认为自己就是大唐人，这种文化的输出，才是根本上的和平的保证。

按照这三种办法，明宣宗能选择哪一种呢？

明宣宗选择介于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的方法，他也打开贸易，倡导停战，可是却难让蒙古彻底称臣，这就是明宣宗时期的“明宣宗巡逻”，被后世人批评为明宣宗懦弱所留下的一个隐患。

可站在和平的角度来讲，明宣宗这样做是没错的。

后来又经历了土木堡之变，大明被高度削弱，而土木堡之变的源头，正是“边境贸易”的矛盾引起的，自此，大明想维持这种平衡，有点吃力了。

从明宣宗开始，大明对草原的处理态度，可以说是在努力从“第一个档次”往“第二个档次”升级，而真正把这个事情做好做完的，乃是明穆宗，他在位时期，力排众议，打造了“隆庆和议”，让俺答汗对大明称臣，接受大明的册封。

隆庆和议的核心在于取消除大明对草原一定要置于死地的执着，适当去听取草原的声音，最终建立边境贸易，并以“贸易”的开放为条件，让草原称臣，这严格来讲，是大明历史上和草原的第一次和议。

因此到了崇祯时期，议和不是什么不可以接受的事情，既然前人有过这样的行为，崇祯就可以去模仿。

辽东还在袁崇焕主政时期，袁崇焕就曾以七分试探、三分真心的态度和皇太极聊“议和”，只不过袁崇焕这是自作主张，后来袁崇焕被杀，其中的一个大罪就是这个。

袁崇焕虽死，但议和的必要性却存在，因为大明自己的内部，也很混乱，李自成席卷全国，小冰河期导致的北方灾难让人间涂炭，想要平定辽东，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事情。

在己巳之变中，为什么皇太极还是能够绕路进北京，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皇太极看出来了，除了有袁崇焕坐镇坚挺的山海关一带，其他地方早已经脆如薄纸。

崇祯以袁崇焕私自议和的罪名凌迟袁崇焕，却不代表他不需要议和。

崇祯十一年，皇太极领兵再次南下，这一次皇太极誓要把大明的防线被打掉，主要目标就是四座守城：松山、杏山、锦州、宁远。

崇祯十三年，皇太极开始“围困”这四处防线，争取各个击破。

而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明军一直处于被动的防守模式，除此之外，前线的明军将领还要遭受朝廷那些误国文官的胡乱指挥，在两年后，也就是崇祯十五年，祖大寿、洪承畴先后降清，在大战中，明军阵亡的兵力高达一半之多，此战大败后，唯有吴三桂得以后撤，其他人则是投降的投降，殉国的殉国。

本以为松锦大战之后，大明将会面临皇太极更剧烈的攻势，可谁知道，大明满朝文武，加上崇祯皇帝，却等来了“议和”的使者。

大清看似来势汹汹，但他们遇到了跟当年辽朝、金朝一样的问题，这么大的领地让他们打下来了，可他们却是没有办法管理，其次则是大清内部为了支撑这两年的战争，也是用尽了力气和资源，打下松锦一线，意味着他们可以让大明坐下来好好和他们聊，但绝不是他们要灭了大明。

皇太极的这次议和，是抓准了双方内部都很复杂的情况下提出的，实际上，也是当年和袁崇焕“议和”的延续。

一开始，议和的事情也不是崇祯牵头的，而是当时间接导致了松锦大战失败，在后方乱发命令的兵部尚书陈新甲。

当松锦岌岌可危时，陈新甲也学袁崇焕，提前派人和皇太极通气，虽然陈新甲兵部尚书当得不怎么样，但他看得出来，大清为了打松锦，自己也是一团糟，这也是自古以来中原和草原对战最常见的优劣势。

对于陈新甲使团的到来，皇太极松了一口气，他很热情地接待了陈新甲，可当他知道陈新甲此次前来也是没有崇祯的授权时，他的态度就变了，因为袁崇焕之事还在眼前，皇太极知道崇祯对权力极其看重，陈新甲自以为是，并没有什么意义，最终会面草草了结。

随后不久，祖大寿降清、曹变蛟战死，洪承畴降清，大明山海关，仅剩吴三桂孤独支撑。

而此前陈新甲和傅宗龙透露过他私下派人和清朝交涉，傅宗龙又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内阁大学士谢升，后者也早知道了此事，他就是要等大明确定是输了后，再告诉崇祯。

崇祯当场恍然大悟，为什么皇太极赢了松锦之战后，还会来议和。

也果然，崇祯一听擅自议和这事，十分生气，陈新甲自作主张，走了袁崇焕老路，陈新甲在地上磕头，态度也很是诚恳，而谢升则提醒崇祯帝，事到如今，就不要追究对错了，目前“议和”、的确是对大明最好的选择。

崇祯听闻后沉默了，他没有再坚持怪罪陈新甲，而是让陈新甲继续和皇太极的“议和”事宜，陈新甲很开心，回去之后就组织人准备去和皇太极谈判议和事宜。

因此要说的是，崇祯根本没有拒绝议和，于情于理，他都不应该拒绝。

虽说大明有“不称臣”、“不纳贡”的铁血祖训，但问题是，议和也不是称臣纳贡，而且嘉靖帝就因为对游牧民族太过绝对，导致人家率军围困京城掠夺八天都不敢还手，反而是明穆宗以“隆庆议和”让俺答汗称臣了。

凡事，都要看结果，对于崇祯来说，议和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他甚至还觉得，未必不能让大清对大明“称臣”。

议和很顺利，因为双方都急切想要一个结果，崇祯给陈新甲大行方便，陈新甲和皇太极之间的交涉也到了最后阶段。

其实当时因为陈新甲此前的“大嘴巴”（历史记载只和一个人说了，实际上不知道和多少人说了），朝中已经有很多人知道要议和了，连谢升都被弹劾罢官，但崇祯还是在装傻，一直否认，事实上，假如真的议和成功了，崇祯该如何做解释，这件事一直是个谜。

崇祯十五年七月的上旬，某一天一封“密函”从山海关加急送到京城，这份密函，就来到了陈新甲的桌案前，而这份密函写的，正是皇太极提出的“议和”的初稿：

每岁贵国馈黄金万两，白金百万两，我国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连山适中之地，两国于此互市。

从利益方面来说，皇太极的两大核心要求：

一、让大明固定“换钱”。

二、划定国界，开放贸易。

这样的条件，既是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是因为，大清绝对是因为资源匮乏、贸易不通而展开和谈，包括宋代的西夏、辽朝、金朝，都是有这个先天缺陷。

意料之外是因为，皇太极打下了松锦，在军事上可以更强势，却没有狮子大开口，毕竟这只是“初稿”，皇太极没有刁难，这意味着皇太极很心急了。

但滑稽的是，这件事情，崇祯是从“塘报”上知道的。

原来，陈新甲看了这份密函后，就马大哈地放在桌案上，而他的书童，每天有帮他拿塘报去发布的任务，于是这份密函就被公开了。

当时朝堂一片哗然，因为密函上除了这两个明确的条件之外，还有皇太极提出要和大明结交“兄弟之礼”的要求，就跟宋辽一样。

可大明的朝廷文人，最看不起的就是大宋，此事让崇祯很没面子，于是崇祯就把陈新甲抓了当替罪羊，陈新甲最后被处死，而议和，也因为陈新甲的死中断。

虽然明朝皇权集中，但是文官们可以拿“祖训”出来说事，在大明，皇帝做错了什么事情，大臣们都可以引导他改正，忍他，但惟独一件事情不能忍，那就是“没有血性”。

即便是当年隆庆和议，也是明穆宗“天时地利人和”之下才促成的。

当时已经经历过了草原侵略者进京掠夺却无人阻止的惨案，加上朝中的大臣都是明事理、不迂腐的人，在双重作用下，隆庆和议才完成了。

而到了崇祯这里，“和议”的内容已经变成了和大清“平等”对话，这些处在党争之中的朝廷官员们以这件事情为争输赢的议论话题，说是为了讨论出一个议和与否的结果，实际上还是在玩文字游戏。

崇祯自己也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就这样被架住下不来台了，最终，他也要为了大明的“祖训”，和皇太极死磕下去。

只是崇祯没想到，李自成崛起更快，可这些口口声声为了国家为了名节的文官们，却是无人能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连大清的皇太极都去世了，大明自己都还在处理内乱。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朝中文武百官几乎都是“漠然视之”，崇祯含恨而自缢，或许他也知道，两年若是坚持和议，他就能腾出手来解决朝中只会说漂亮话却不做实事的官员了，也可以更专心镇压李自成了。

关于大明“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节气，这是很值得让人钦佩的，可若具体分析崇祯前后的决定，崇祯最后的自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悲壮”，他也只是自己没有主见，一步错步步错，最终落入了深渊。

如果当年和议完成，按照崇祯的手段，国内的问题说不准很快就被解决了，到时候再好好用上吴三桂，按照大清那片“寒冷”之地的生产力来说，大明再次打服建州，这也是迟早的事情。

只可惜这一切都毁在了大明最后这一班政府官员手中，而他们在李自成进城后百般献媚，最终被李自成一顿折磨，最终也没有一个人落得好，他们折磨崇祯，李自成折磨他们，这也可谓一物降一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