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6日，龙云离开昆明时，对送行的杜聿明说：“我自认没有薄待你，为何半夜三更出动军队，炮击我的官邸和五华山？你兵变之时，我还是行营主任，算不算以下犯上？”

20世纪20年代末，龙云掌管了云南的军政大权，从此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逐渐开始与蒋介石及其中央军分庭抗礼，大有割据一方之势。

早在红军长征时期，面对蒋介石“务必要全歼红军”的命令，龙云就首尾两端，只图自保，直到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而身在贵阳城中的老蒋下令各路诸侯前来“勤王”，龙云才不敢怠慢，派出主力“救驾”。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抵触战略大后方，是国际援助进入中国的交通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极力拉拢龙云。

龙云表面上服从抗日全局，可是与老蒋貌合神离，本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大肆招兵买马，俨然将云南变成了独立王国。

对于蒋介石来说，士可忍孰不可忍，抗战还没有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将除掉龙云提上了议事日程。

蒋介石派遣心腹大将，毕业于黄埔军校的杜聿明担任国民革命军昆明防守司令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

杜聿明城府极深，他吸取前两任昆明防守司令关麟征与宋希濂的教训，不与龙云争权夺利，相反表面上唯龙云马首是瞻。

毕竟时任军委会云南行营主任兼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名义上是他的顶头上司，实际上相当于镇守一方的诸侯王，面子上也并不吃亏。

早在1945年4月，战场上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就腾出手来，密令“航空委员会”副主任王叔铭，偷偷摸摸接杜聿明来到重庆面授机宜。

蒋介石再三询问杜聿明，离开昆明的时候龙云的人发现了没有，在得到否定的回答之后，才对杜坦露心扉，让他务必做好方方面面的准备，同时对外严格保密。

蒋介石和杜聿明都知道，龙云主政云南近二十年，早已树大根深，扳倒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更何况滇军的精锐60军、93军和“中央军”52军，合编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为卢汉，副总司令为关麟征，卢汉是龙云的亲表弟，打破骨头连着筋，国民党中央军也对滇军忌惮三分。

1945年8月下旬，随着日本军事上的不断溃败，其全面投降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制定了派遣龙云各部队到越南受降的计划，并密令杜聿明加快行动。

杜聿明毕竟是昆明防守司令，他以军事主官的名义，决定实行战场模拟演习，每天轮流到各个部队进行沙盘推演。

杜聿明干分内的事情，龙云自然不会怀疑，虽然他觉得这个杜司令天天进行沙盘推演，总有一些“大炮打蚊子”的意味，可是明面上也必须给予支持。

杜聿明利用这个机会，向各个部队内的亲蒋军官传达“最高指示”，结成反对龙云的军事政治同盟。杜聿明所做的一切，龙云完全蒙在鼓里。

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之后，蒋介石命令龙云的滇军，去越南接受投降。老蒋通过“国防部”特别强调：“在越南的日本军队尚有一定规模，且不是真心投降，因此一定要多带一些兵力，以防万一。”

长期以来，龙云和滇军虽然盘踞一方，可是在名义上依然是地方杂牌军，与根正苗红的国民党中央军，特别是黄埔系将领率领的军队具有云泥之别。

作为“庶出”身份，竟然能够代表国家出国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包括龙云在内的滇军将领都欢呼雀跃，自认为这是一件特别长脸的事情。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龙云二话不说，将大儿子龙绳武的暂19师、在滇南的潘朔端的暂23师调入越南，接受日本鬼子的投降，殊不知却中了调虎离山之际。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蒋介石命令杜聿明开始行动。对于龙云，老蒋还是有些恻隐之心的，他特别强调“要保证龙云的安全，不可斩尽杀绝”。

9月29日，蒋介石派王叔铭由西昌乘专机将调免龙云的命令送到昆明，借此掌握舆论和法理上的主动。

30日晨，杜聿明指挥各部队都到达进攻位置，将军委会的命令送给龙云各部队。事出意外，龙云手下都猝不及防，有被迫缴械的，也有进行抵抗的，但因毫无准备，仅五十多分钟，战斗即告结束，只剩下一座五华山。

龙云撤退到五华山指挥所中。蒋介石派遣了专机，接他到重庆任职，可是龙云坚决拒绝离开。

龙云的如意算盘是，即使不算去越南的部队，各地的滇军至少也有十来万，让这么多军队过来打杜聿明，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不过，杜聿明提前破坏了五华山的通讯系统，龙云的指令根本发不出去。蒋介石派遣何应钦等人过来游说龙云，都吃了一鼻子灰。

10月6日，宋子文出马，龙云才“好汉不吃眼前亏”，搭上了去重庆的飞机。

从此之后的数年，被解除了兵权的龙云逢人就痛骂杜聿明：“我怎么着也是行营主任，杜聿明这是以下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