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对中国来说是多事之秋。中国面临的压力和困难接踵而至：1959年3月西藏发生武装叛乱，我们的平叛是国内事务，国际上却掀起反华浪潮，受此影响，原本和睦的中印关系，走向紧张；1959年6月苏联中止和中国达成的有关原子弹研究的协议，9月苏联发表声明批评中国，偏袒印度，把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开化，中苏友好关系开始解体，随后进入论战状态，进而引发两国关系的紧张；也正是从1959年开始，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和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应对这些挑战和压力，渡过难关，是毛泽东当时考虑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从1959年春天开始，他在不同场合经常讲古代笔记小说中的一些不怕鬼的故事。5月6日，他向十一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介绍了西藏分裂分子武装叛乱和中印关系的紧张情况后，随即把话题引向“不怕鬼”，第一次提出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设想。他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小册子。

说干就干。毛泽东让胡乔木落实这件事，随后把任务交给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1959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这部书稿从古代笔记小说里选了几十篇人们和鬼魅斗智斗勇的故事，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毛泽东读了书稿，选择部分故事在一个会议上印发。此后，他又让何其芳进一步精选和充实，遂成七十篇，共六万多字。因是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注解，何其芳还写了一个序言，说明为什么编选这样一本书。

或许是由于国际局势尚不明朗，还需要看一看，想一想，在什么时机推出《不怕鬼的故事》更为合适，出版之事由此压了一年多时间。1960年12月1日，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会议，经过长时间的争论，终于达成协议，签署了共同声明，初步缓和了中苏分歧加剧趋势，基本维护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又确定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破解国内经济困局也相应有了些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觉得推出《不怕鬼的故事》的条件成熟了。用他的话来说，这时候让人读此书，“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1961年1月4日，毛泽东约何其芳谈序言的修改。何其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完序言，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多处。其中有一句是：“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在序言末尾加写的一大段话里，毛泽东把他提议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现实意义表达得格外直接：“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

《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付印前，他批示把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周扬、郭沫若看，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意见；出版时，又指示将序言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把全书译成几种外文；出版后，又推荐给参加整风的干部们阅读。如此大张旗鼓地推荐，显然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现实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工具。

毛泽东当时说的“鬼”，有两层含义，一是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一是国内的困难和障碍。编辑《不怕鬼的故事》的初衷，和毛泽东这期间写的《卜算子·咏梅》、《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冬云》几首诗词，可为互证。在诗词里，他描述的形势和压力是：“妖为鬼蜮必成灾”、“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和编选《不怕鬼的故事》所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诗词里，他所倡导的精神，和《不怕鬼的故事》也如出一辙，即坚定意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仅不应该怕“鬼”，还要主动打“鬼”。诸如“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等等。郭沫若当时读了《卜算子·咏梅》后，曾评论说：“我们的处境好像很困难，很孤立，不从本质上来看问题的便容易动摇。主席写了这首词来鼓励大家，首先在党内传阅的，意思就是希望党员同志们要擎得住。”编辑出版《不怕鬼的故事》，为着同一目的，发挥同样作用。

当然，面对各种鬼魅压力，不是只讲“不怕”就能管用的。从毛泽东的历次谈话和对《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的修改来看，不怕“鬼”的精神，有这样一些内涵：怕“鬼”没用，越怕，“鬼”越多；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各样的“鬼”；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注意争取和改造“半人半鬼”对象。

选自《毛泽东阅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