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说知府】
在封建官僚体系中，知府作为地方层级的中级行政官员，其行政级别与道大致相当。于清代官方文献记载里，二者常以“道府”之并称被提及，此称谓体现了二者在行政体系中的相近地位。
尽管道与府在行政层级上仅存在一阶之差，然而，在人事任用机制方面，二者却呈现出显著差异。据《光绪会典》记载，清代道员的员额不足百人，且所有道员职位均为“请旨缺”，意即其任免权归属于皇帝，须由皇帝亲自裁夺。
府级行政单位的状况相对繁复。知府职位的设定标准与知县类似，皆依据“冲、繁、疲、难”这一准则，具体划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以及简缺这四类。
“四字最要缺”与“三字要缺”均归属于“请旨缺”范畴。例如，多数省级行政区的府级行政单位便在此列。就“请旨缺”中的知府职位而言，吏部与地方督抚并不具备任免权限。其选拔流程为：先由军机处进行提名，而后呈请皇帝从中圈定具体人选。
在清代，于中原诸省，知府一职的任用，多归为“请旨缺”范畴。以江苏省而言，江宁、苏州、镇江、常州、扬州、徐州、松江、淮安等地的知府职位，均属最要缺或要缺之列。推及其他省份，约半数府的知府亦被划归于请旨缺类别。
由此可见，皇帝对于道府层级的地方官员极为看重，在人事权方面，并未过多赋予吏部与各省督抚。
在官员任免体系中，除请旨缺外，二字中缺知府的任免权限归属吏部，而一字简缺知府的任免权则由各省督抚执掌。
关于具体的划分方式，其判定依据主要为府之地理位置。通常而言，于中原省份内，缺分较低的知府，诸如简缺与其他类似缺分，其人事任免权归属吏部。而在边疆地区省份，对于中缺以及简缺的知府，多为督抚所掌之“题补缺”范畴，即由督抚进行提名举荐。
以云南、贵州两省为例，情况较为典型。在这两省，除特定需奏请朝廷定夺的“请旨缺”外，绝大多数知府的任免权力归属于督抚。究其根源，边疆地区治理环境复杂，吏部所选拔的知府，常因对当地实际情况缺乏深入了解，难以有效履行职责。故而，督抚需从辖区内选拔能力出众、熟悉地方事务之人，以确保地方治理的有效性。
经由上述简述，可清晰推断：在清代，知府任免权的分配呈现特定格局。皇帝掌控着绝大多数知府的任免；吏部亦在这一权力范畴中占据一定份额；而督抚对知府任免权的行使，基本局限于边疆省份。
【再来说知县任免权】
在封建官僚体系中，知县作为基层行政官员，因其品秩较低，在任免环节，皇帝鲜少直接干预。此过程主要由吏部与各省督抚掌控。以清初（顺治、康熙两朝）为例，无论是事务繁杂、地位重要的四字最要缺知县，还是政务相对简易的一字简缺知县，其任免权均归属吏部。
彼时，于全国范围内，知县等级的划分体系尚处混沌状态，“冲、繁、疲、难”这一用以衡量知县任职区域特征的标准，尚未被整合并制度化。相反，判定知县“缺分”的主要依据为赋税征收数额的多寡。
显然，此类划分标准存在不合理性。由于各县实际状况千差万别，若仅依据赋税数额确定缺分，极易导致“人地不适配”现象，进而使地方治理难以达成预期效果，无法实现有效管理。
雍正登基之后，广泛吸纳各省督抚所呈建言，旋即做出决策，依据“冲、繁、疲、难”四项标准，对全国范围内知县的职缺进行重新厘定。
从整体视角审视，知县设置中，四字最要缺与三字要缺的数量相对较少，而占据主体的则是中缺与简缺。
然而，新的标准一经确立，便衍生出诸多后续问题。历经多年实践，雍正帝洞察到，在知县选任过程中，吏部常以出身与资历为依据，确定各职位的知县人选，却对候选人的行政能力未予以充分考量。
换言之，吏部在选拔知县时，仍秉持传统定式思维，未能基于各地实际情况及人员特性进行合理任用。诸多获选担任最为紧要与重要职位的知县，履职之后，面对繁杂工作，力有不逮，难以胜任。
在察觉相关问题后，各省督抚遂向雍正皇帝建言：针对最要缺与要缺的知县职位，宜于本省知县群体内，遴选出精于政务、能力卓异者予以调补任用。
从合理性层面考量，督抚所提建议具备充分依据。于本省有知县任职经历者，往往对当地风土人情稔熟于心。基于此，其在处理地方事务时，便能够避免因情况生疏而陷入慌乱无序之态。
雍正帝秉持务实理政理念，在官员选任方面，充分考量各地督抚的建言，将“最要缺”与“要缺”知县的选任权力赋予各省督抚，此举措即史称之“题缺”制度。
从制度层面而言，题缺制度本身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与优越性。然而，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进程中，督抚凭借其特定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在潜移默化间对吏部所掌控的人事权力形成了削弱态势。随着历史的演进，督抚群体的权力诉求呈现出持续扩张的趋势。在此情形下，吏部与督抚之间的矛盾便应运而生，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矛盾不断加剧，呈现出日益激化的局面。
自乾隆朝伊始，各省督抚以“地方治理艰难”为托辞，竞相奏请将辖区内的中缺与简缺调整为要缺。乾隆皇帝素以明察秋毫闻名，洞悉督抚此举表面上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实则意在为自身谋取权势与利益。
其背后逻辑清晰明了，若对“缺分”进行改动，知县的任免权便归属督抚。然而，此举措引发吏部与乾隆帝强烈抵制。为维系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均衡，乾隆帝颁布旨意，明确规定先前确定的各类“缺分”，严禁随意变更。
自乾隆朝以降，尽管各省督抚皆倾尽全力谋求人事权力，然而朝廷于此事秉持审慎态度。除却极少数极为特殊之情形，总体上依旧维持既定格局。
自雍正朝以降，于知县任免层面，各省督抚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人事任免权限。然而，彼时绝大多数知县职位的任免权，依旧牢牢掌控在吏部手中。直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局势发生显著变化。伴随督抚权力的逐步攀升，先前的任免格局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变革，在此期间，吏部的权力亦渐趋被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