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不错，我站在院子里收拾外孙的玩具，塑料小汽车、积木块，满地都是。太阳晒得暖洋洋的，我把玩具一样一样捡起来放进筐里，忽然听见隔壁李婶跟人说话。
“你瞧瞧，王秀兰都六十的人了，还在带外孙，真是可怜见的。”
“可不是嘛，她那个儿媳妇是大学生，嫌婆婆没文化，连孩子都不让带。”
“那她婆婆呢？”
“她婆婆啊，那可是个势利眼，当年就因为王秀兰没文凭，差点把儿子的婚事都搅黄了。如今可好，高学历儿媳妇不让她带外孙，天天求着王秀兰帮忙。”
我听着她们的议论，手里的动作慢了下来。阳光照在老旧的红砖墙上，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把我带回三十五年前的那个秋天。
那年我二十五岁，在一家服装厂做缝纫工。虽然只有初中文凭，但我手巧，很快就当上了小组长。建国是厂里技术科的，大学毕业分来的。头半年我们谁也不理谁，直到有一天，他送来一批样品要赶工。
“王秀兰，这批连衣裙得今天完成。”他站在我机器旁边，声音有点发虚。
“知道了。”我头也不抬，脚下踩着缝纫机，针脚密而整齐。
“那个…中午一起吃饭？”
我抬起头，看见他的脸红得像煮熟的虾子。就这样，我们处了对象。半年后，他说要带我回老家见父母。
记得那天，我特意去新华商场买了一条藏青色的裙子，还烫了头发。建国说他妈是学校老师，我心里有点打怵，但他一个劲说没事。
从县城坐大巴到他们镇上，又打了拖拉机，好不容易到了他家。门口站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穿着笔挺的蓝布对襟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妈，这是秀兰。”建国把我往前推了推。
“秀兰啊，”她上下打量着我，“读过多少书啊？”
这话问得我心里一沉。
“初…初中毕业。”
她的脸色顿时就变了，抿着嘴转身进了屋。我站在院子里，手足无措。建国拉着我的手，“没事，我妈就这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晚饭时，婆婆给我夹了块肉，语气淡淡的：“初中毕业也不容易，家里条件不好吧？”
“是，我爸妈都种地的。”
“哦，”她放下筷子，“建国，吃完饭去你李阿姨家一趟，他们家小芳刚从师范毕业，分在镇中学教书。”
我一下子明白了她的意思，筷子险些掉在地上。建国猛地站起来：“妈！”
“怎么？我说错了？”她看都不看我一眼，“咱家几代人都是教书的，你爷爷是老校长，你爸是高中老师，我是小学老师，你也是大学生。找个对象，要门当户对才行。”
门当户对这四个字，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口上。 晚上，我在客房辗转难眠。隔壁传来建国和他妈的争吵声。
“妈，您这是什么意思？秀兰人多好，您怎么能这样说她？”
“好？一个初中生，连自己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的，以后孩子功课谁辅导？”
“妈！您这也太势利了吧？”
“我势利？我这是为你好！你看看李家小芳，人模人样的，爸妈都是老师，多般配…”
“够了！”建国打断她的话，“我就要娶秀兰，您爱同意不同意！”
我躺在床上，眼泪湿透了枕头。第二天一早，我就拉着建国要走。婆婆站在院子里，冷冷地说：“你要是执意要娶她，以后就别回这个家门！”
建国拉着我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们在城里租了间十平米的小屋，简单办了个婚礼。除了建国的一个同学来随了份子，他家里人一个都没来。新婚之夜，我对建国说：“要不，我去读夜校？”
他把我搂在怀里：“傻瓜，我娶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文凭。”
日子过得清苦但甜蜜。我白天在厂里干活，晚上学缝纫。建国也没闲着，厂里分配的工作之余，他接些设计的活儿。一年后，我开了间小裁缝店，生意渐渐红火起来。
建国在厂里也干得不错，三年后当上了技术科科长。我们终于攒够了钱，在单位分了套房子。
怀孕的时候，建国偷偷给他妈寄了封信。可婆婆连回信都没有。等我生下儿子凯凯，有天在医院走廊里，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婆婆站在婴儿室外面，偷偷地看着里面的孩子，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没吭声，婆婆也没进来。等建国来医院，我什么都没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凯凯很争气，从小学习就好。高考那年，他考上了省重点大学，还是他爸的母校。婆婆托人捎来一千块钱，说是给孙子的学费。建国让我收着，给凯凯买了台电脑。
没想到凯凯在大学里遇到了现在的媳妇林薇。林薇是名牌大学研究生，家里条件优越，爸妈都是大学教授。头一回来我家，我心里直打鼓，就怕她嫌我没文化。
“阿姨，这个红烧肉好香啊！”林薇吃得津津有味，“您得教教我。”
我心里的石头这才落地。等到两个孩子要结婚，婆婆破天荒登了门，还给我鞠了一躬。
“秀兰，是我当年太糊涂了…”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你别记恨我。”
我扶她起来：“都过去了。”
谁知道这还不是结局。林薇工作忙，生了孩子后，既不让婆婆带，也不让保姆带，非要我来照看。婆婆眼巴巴地在一边看着，话都不敢说。
“妈，您就帮帮我吧。”林薇抱着孩子来求我，“我相信您。”
看着婆婆失落的眼神，我忽然觉得这一切好讽刺。
如今，我天天在院子里收拾外孙的玩具，看着蓝天白云发呆。三十五年了，曾经那个看不起我的婆婆，现在天天求我帮忙带外孙。而那个让她骄傲的高学历，最后却成了亲情的阻碍。
人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