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渡江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取得决定性胜利。湖北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与民政部长郑绍文相约前往应城县，拜访一位特殊的老朋友。

应城县招待所内，一场别具意义的宴席正在进行。主人李先念频频起身敬酒，而客人郭仁泰则显得有些局促不安。郑绍文提及六支驳壳枪时，郭仁泰神色骤变，颤抖着表示有重要情况要向领导汇报。

郭仁泰的人生轨迹充满戏剧性。他出身贫寒，幼年丧父，被叔叔送至应城县一户姓郭的人家为养子。成年后，郭仁泰在盐矿做工，凭借过硬的制盐技术逐渐成为小工头。他性格豪爽，敢作敢当，在工友中颇有威望。

后来，郭仁泰加入了当地的洪帮，逐渐成为帮派头目。他常带领工人与盐业主争取权益，因此被盐业主视为眼中钉。在官府的通缉下，郭仁泰带领一帮矿工兄弟逃至山中，成为土匪。

与一般土匪不同，郭仁泰算得上是个义匪。他只对富商、乡绅下手，从不骚扰平民百姓，因此在当地颇有声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郭仁泰视为争取对象。当时，陶铸担任中共湖北省委重要职务和新四军鄂豫挺进队政委。他通过暗中调查，认为郭仁泰本质不坏，正准备争取他为我党所用。

然而，国民党先一步采取行动。蒋介石为稳固政权，下令清剿各地帮派和黑社会势力。郭仁泰因此被捕入狱。陶铸得知此事后，通过与应城县长协调，成功将郭仁泰营救出狱。

郭仁泰出狱后，得知是陶铸相救，心存感激。他主动找到陶铸，表示愿意报恩。陶铸劝说郭仁泰带领部下参加抗日斗争，共同驱逐日本侵略者。

就这样，郭仁泰率领百余人加入新四军应城抗日游击队，被编为第三大队，郭仁泰任大队长。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郭仁泰趁机从国民党溃军手中缴获了一批武器，扩充了队伍。

1939年，李先念率领鄂豫挺进纵队两个连的战士来到鄂中支援。双方部队进行整编，统一为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郭仁泰任第一大队大队长。

然而，郭仁泰的立场并不坚定。在日军多次扫荡下，游击队伤亡惨重。郭仁泰心生动摇，在伪军杨谦山的劝说下，带领部队投靠日军，接受改编，成为伪军副司令。

李先念得知此事后，并未急于惩处郭仁泰。他分析认为，郭仁泰只是个投机分子，但重情义。李先念决定以陶铸的名义给郭仁泰写信，晓以利害。

果然，郭仁泰收到陶铸的信后，深感愧疚。他当即带领部队重返新四军。为加强思想教育，李先念派政治工作能手郑绍文前往郭仁泰部队开展工作。

郑绍文采取软硬兼施、循序渐进的方法改造这支带有＂匪气＂的队伍。首先，他带领郭仁泰部队驻扎在新四军第五团附近，以防不测。其次，他着手整顿队伍纪律，改变称呼习惯，用＂同志＂取代＂兄弟＂等江湖气息浓厚的称呼。

这一改革引起了一些中层干部的不满，但在新四军主力的威慑下，他们不敢公开反对。郑绍文见状，进一步加强政治教育，组织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形势，逐步提高队伍的政治觉悟。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郭仁泰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他们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战斗力，还增强了政治意识和组织纪律性。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郭仁泰部队多次立功，成为新四军的一支生力军。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郭仁泰再次动摇，带领部分人马重操旧业，成为土匪。1949年武汉解放后，李先念担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他工作之余，约了郑绍文在应城县书记樊作楷的陪同下，宴请了郭仁泰。

这次宴请不仅是叙旧，更是劝说郭仁泰踏实做人，不要与人民政府作对。郭仁泰被李先念的诚意所感动，主动提出要交出家中私藏的枪支。同时，他还表示要举报一个名叫李春山的旧部。李春山在新中国成立后，带领一伙人潜伏到大洪山，企图伺机发动暴动。

郭仁泰的举报为当地政府及时平息潜在的叛乱提供了重要线索。李先念对郭仁泰的态度表示赞赏，认为这体现了他的觉悟和对新政权的支持。

宴席结束后，李先念安排郭仁泰回到家乡湖北沔阳安度晚年。考虑到郭仁泰曾为革命做出贡献，李先念还为他安排了一定的生活补助，确保他能够安享晚年。

在郭仁泰问题的处理上，充分彰显了共产党能够得人心的一面，也正是因为对共产党的认可，郭仁泰才会心生为组织办事的意愿。

郭仁泰的经历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的复杂性。从帮派头目到游击队长，再到伪军，最后重新回归革命队伍，郭仁泰的人生轨迹充满了跌宕起伏。李先念对郭仁泰的宽容和关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智慧和人性化管理。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要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使是曾经的对立面，只要真心悔改，也应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同时，也要警惕那些立场不坚定、反复无常的分子，防止他们危害革命成果。

李先念与郭仁泰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写照，更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过程中，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矛盾。这种政治智慧和人性化的政策，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