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各部从俺答汗开始，历来尊崇黄教，外蒙古也不例外。据1924年统计，该地有寺庙2565所，喇嘛共105577名，占全民族男子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对于这样一个实力强大的外蒙古黄教势力，晚清政府对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无疑会牵动外蒙古的政局。学术界关于这一研究，以往尚少涉及，仍有进一步研讨的空间。一清朝初期，历代皆尊崇黄教。其尊崇黄教的主要目的就是把黄教作为“驭藩之具”，尤其是利用黄教来控制蒙古各部。乾隆帝在其《喇嘛说》一书中直言其事称：“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外蒙古在明末清初，被称为喀尔喀。外蒙古归附大清的过程中，黄教及哲布尊丹巴所起的作用尤大。其内附清廷，源于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入侵。当时，“喀尔喀众议，就近投入俄罗斯，”但是，他们最后“请决于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胡图克图曰：‘俄罗斯素不奉佛教，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众欣然罗拜，议遂决。”由于哲布尊丹巴在内附过程中功劳卓著，清廷表扬他说：“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黄教中第一流人也”（《外蒙古喀尔喀总序》）。故康熙皇帝曾几次说，“朕未见过在喇嘛当中胜过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者”。此后，“历朝皆加优礼，建寺立碑，推挹之者无所不至。”乾隆帝平定新疆以后，其认为“北路已荡平”“已无顾忌”，“又恐哲布尊丹巴之权力过重，难于慑服”，遂对哲布尊丹巴的权力作了一些限制。如令其转世于西藏地区，设库伦办事大臣，“护理库伦，兼辖众僧”等。可以说，清政府对外蒙古黄教，“降及中叶，礼仪渐衰”。到了晚清，清政府对外蒙古黄教一改以往尊崇的政策，转而采取疏远的态度。以往哲布尊丹巴活佛定期朝觐清帝和达赖喇嘛，清政府依例报销其往返路费，而且赏赐有加。但节俭成癖的道光帝，却取消了这一成例。1830年五世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要求进京朝觐，道光皇帝谕令：“费用须自备，随行者务宜少数。”从道光开始，此后六世到八世的哲布尊丹巴再也没有觐见过清帝。可以说，哲布尊丹巴失去了以往清帝给他们的尊崇与殊荣。七世哲布尊丹巴，“每日均在郊外从事畋猎，毕则驻于郊外之宫殿，张盛宴，嗜烟酒，宗教各事，无所顾问矣。”为约束其不检点的行为，1866年库伦办事大臣颁布命令说：“苟为喇嘛，其行为有与为僧之身格不相应者，当受裁判所之处罚。”黄教内部的事务本应归属哲布尊丹巴管理，然而经此一变，库伦办事大臣对喇嘛僧众也有法律上的约束权力了。不但如此，就连至高无上的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也要受制于库伦办事大臣，其政治地位被进一步降低。1878年库伦办事大臣志刚修订了大臣觐见哲布尊丹巴政治上的礼仪，规定觐见时不再跪拜，“仅交换哈达，并令哲布尊丹巴起立迎接之”。进一步贬低哲布尊丹巴政治上的形象，提高大臣的地位。而以往，对哲布尊丹巴，“定制，库伦大臣必致敬礼”。所以，八世哲布尊丹巴难以接受这种待遇，经常轮流居住额尔德尼召和庆宁寺，以躲避大臣的监督。哲布尊丹巴的政治地位及形象不断被清政府贬抑，因此其对清廷的态度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清廷库伦办事大臣桂斌1896年7月上奏说：“哲布尊丹巴骄蹇跋扈，与办事大臣积不相能。”然而，其为“全蒙之教长也，为蒙古诸王之盟主”，“外蒙喇嘛王公士庶，莫不俯首称弟子，礼敬若神明焉。”哲布尊丹巴深受外蒙僧俗所拥护，而清政府对其态度由尊崇变为贬抑，这不仅令其本人难以接受，亦令外蒙僧俗各界产生不满。当三多就任库伦办事大臣以后，“与诸活佛极端反对，诸活佛衔之入骨”。在旧历1910年3月，喇嘛僧众与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发生了直接对抗。事情的原委是，三个喝醉酒的喇嘛因购木料与德义涌木厂汉人争吵，继而聚众抢劫了该厂，三多亲往弹压，拘捕首犯僧人。众喇嘛恼羞成怒，聚集数千人向三多乘舆投石抗捕，并于途中抢回被捕喇嘛。三多责令沙比衙门交出“正犯”，哲布尊丹巴求见三多，恳请从宽处理。三多拒绝活佛的请求，将所捕喇嘛一律定罪，并责令沙比衙门赔偿损失七百八十两白银。“一时蒙人以为三多仇视黄教，咸切齿痛心焉。”哲布尊丹巴又派特使入京要求免黜三多，清廷对此置之不理。故外蒙古僧俗与中央隔阂日深，对清廷更加不满。外蒙古人心丕变，其势已不可逆转。在外蒙古王公喇嘛的眼里认定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开始压制和仇视黄教。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把在外蒙古盛行的喇嘛教视为“主要障碍”，“北京政府准备封闭该地大部分佛教寺院。”所以，1911年7月他们为“保护我们的黄教”，求助于沙皇俄国，以期独立，“黄教就会繁荣昌盛。”

△ 三多（1871—1941年）二蒙古人信仰黄教，历时久远。对于达赖喇嘛，“喀尔喀及内部落各王公皆尊信之，为佛教大宗。”但近代以来，达赖喇嘛因英军入侵西藏问题与清廷驻藏大臣发生矛盾。其在1904年的抗英斗争中出走西藏，避难于库伦。清政府这时采纳了驻藏大臣有泰的意见，“以达赖事前不遵约束，临行复宵夜潜逃，遂纠参多款，奉旨暂行革去名号，以示惩儆。”而蒙古王公对清政府“革除”达赖名号这种做法，表示非常不满。清政府革除达赖名号，“阁抄到库仑时，第八世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以下，莫不危惧。皆谓权力如达赖喇嘛者，国家待之尚且如此，若对于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更当如何？”当时为官在外蒙多年的陈崇祖亦观察称：“其一时兔死狐悲之态，真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于是急谋所以反抗之方，思图扩充武力。”“为图自救，乃于所居河滩庙内，屯有无数快枪，携贰之心，从此而生。”1910年因新军入藏问题又引发了西藏地区的骚乱，该年2月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投靠英国政府。“清政府谕令褫夺第十三辈达赖喇嘛封号，另觅正身。”清政府这种草率行为，不独令达赖喇嘛投敌叛国之心更加坚决，也令信仰黄教的蒙民大失所望。如“新疆巡抚，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库伦、阿尔泰诸办事参赞大臣等，联名电奏，谓蒙古人民不以朝廷举动为然，请召还已革达赖，以镇抚之，”然而清政府不予理会。于是，在1911年西藏地方混乱不宁，地方不靖的时候，外蒙古于该年7月也酝酿独立建国。外蒙古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于1911年12月成立了“大蒙古国”。1913年1月上旬，达赖喇嘛派遣的代表德尔智在库伦与之会商，期以互相支持“独立”。其中，哲布尊丹巴提出的条件：“有达赖与英协商对抗中国之方法”，“协力保卫库伦”，“缔结蒙藏同盟”等。最后，双方签订了《蒙藏协定》。《蒙藏协定》的条款有：“达赖喇嘛承认蒙古之实权，并承认辛亥十一月九日宣言，为黄教主活佛之独立国。”“蒙古政府承认西藏为自治国，达赖喇嘛为宗教主。”“两国为互图黄教昌明起见，当执行一切之处治。”等。可见，两者因为有共同的藏传佛教信仰而相互支持，“决定为普及佛教齐心协力。”《蒙藏协定》的签订，使“蒙古人感到满意的是，当然协约的缔结对其全体教民的伟大感化。”（《日本驻华伊集院公使致日本加藤外务大臣第60号公电》）俄国驻库伦领事廓索维慈说，这“可巩固胡图克图在俗界所取得的尊严和地位”（ 《日本驻俄国田付临时代理大使致桂兼任外务大臣电第4号密电》）。换言之，在西藏地方黄教势力的支持下，外蒙古上层喇嘛独立的信心更加坚决。1913年10月，在俄国的干涉下，中国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该文件称中国仅仅在名义上是外蒙古的宗主国，实质上“使自治蒙古在内政问题上实际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但外蒙古僧俗上层对此仍不满意，其代表团团长三音诺颜汗“通知沙皇政府，博克多格根政府不承认对中国的从属关系。”这里，博克多格根即是哲布尊丹巴。可见，此时外蒙古上层执意寻求独立，不愿与中国再发生任何关系。

△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格根（1869—1924年）

三外蒙古酝酿独立建国之时，正是中国国内人心思变，革命方殷之际。1911年广州黄花岗轰轰烈烈，“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其虽未成功，但天下震动，对边疆外蒙古地区也产生了影响。而辛亥革命在宣传上不能不说有其弊病，如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中所说的蛮夷异种就包括蒙古人，他说：“使成吉思汗、觉罗福临等，以游牧贱种，入主中国，以羞我始祖黄帝于九泉。”“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由于革命宣传有弊，故外蒙古僧俗大众更加不理解革命，“一般人认为‘鞑虏’不仅限于满洲人，蒙古人也是在被打倒的范围之内。”由于他们敌视革命党，又不理解革命的意义。所以他们不免对革命发生误解，把革命党看作“是无法无天，破坏一切传统，尤其是反对佛教正法，而视为恶魔之流。”武昌起义爆发后，外蒙古上层担心黄教也在被打倒之列。故他们文檄各蒙古盟旗，称：“我蒙古亦应联合各盟，自立为国，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权力压制之苦。”于是，为保黄教起见，他们本来不愿臣服于清廷，更不愿加入变更国体的中华民国了。从此，他们脱离中央，走向了独立。外蒙独立，内蒙各部及在京的蒙古王公也终日惶恐不安。在京的蒙古王公，由那王喀喇沁王博公等数十人发起成立了蒙古联合会，该会也以“保护黄教为名”，宣传其政治主张以扩大政治影响。不久，外蒙古号召内蒙古各盟旗响应独立，并加入其政府。哲里木盟扎萨克图旗郡王乌泰，于1912年8月响应了外蒙古，宣布独立。他散发了《东蒙古独立宣言》，声称：“近察中国的形势，废孔孟之教，主张殖民蒙古。既废孔孟之教，岂独保存佛教？”换言之，蒙古人不管是外蒙古还是内蒙古，同样关心黄教的命运。遂把保存黄教作为其独立的一个因素。1912年以后，外蒙古实质上脱离了中国。在外蒙古治下，其“寺院封建主的特权愈加大了。”他们达到了保护黄教的目的。四黄教这一宗教信仰已成为近代蒙古民族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强化了蒙古民族的基本特征，故怎样保护及光大黄教成为外蒙僧俗所关心的大问题，其影响大局甚著，关乎外蒙古的何去何从。晚清，由于清政府对外蒙古黄教采取了压抑政策，引起外蒙古僧俗各界的不满。外蒙古还受到西藏地方的影响，尤其是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受到不当的惩处，令他们对清政府更加愤恨和疑惧。结果，在西藏发生骚乱的时候，外蒙古也积极谋划独立。外蒙古独立后，为共同保护黄教，其与西藏地方当局联合起来订立同盟，遥相支持。外蒙古独立还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他们怕君主专制政体不再，礼教相应地坍塌，黄教也会遭到取缔，所以他们更不愿意加入中华民国。综上，外蒙古僧俗之所以走上脱离中国的道路，其中黄教的影响因素甚大。当然除了这一因素外，还有晚清政府对外蒙施政的不善引起了他们的惊恐和极大不满。当时，面对俄国对外蒙的垂涎与干预，清政府改变以往对外蒙古放任不问的政策，转而想经营布置，通过新政扩充中央力量以抵御俄国的入侵，但这一政策却并非为外蒙各界所乐从。另外，中央措置一切，与外蒙不能和衷共商，外蒙古上层喇嘛王公遂不能理解这一政策，将其不仅看作是政治问题，也看作是宗教问题，认为清政府“大为藐视佛教”。最终，宗教与政治相互影响形成合力，外蒙古僧俗上层遂走向独立，成立“大蒙古国”。（节选自《阴山学刊》，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