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月，已经退居二线的原江苏省省长恵浴宇思念多年前逝世的老战友陶勇，挥笔写下了一篇祭文，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这篇祭文写的颇为动情，让人不禁动容，甚至在祭文末尾，恵浴宇还深情呼唤：
“老陶，若你能回到人间稍留片刻，我将开二十年之酒戒，大碗相陪，欢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的胜利。”
恵浴宇与陶勇结识于抗战时期，两人有过一段合作的经历，虽然两人一个是军事干部一个是地方干部，但彼此性情相投，确实很有缘分。
一1937年2月，受党组织援救，恵浴宇从国民党当局的监狱中获释，在延安抗大学习了一段时间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奉党组织命令，赴苏中、苏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也得益于此，恵浴宇后来结识了陶勇。
1939年秋，陈老总在傈阳水溪召开军事会议，恵浴宇作为地方干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当时在会上，新四军已经定下来要往苏北进军，因此陈老总要求苏北地区的地方干部与军事干部见个面，彼此熟悉一下，恵浴宇被陈老总要求在会上讲话。
恵浴宇那时很紧张，因为他平常做地方工作，最多也就是三三两两人聚在一起，很少见这么多人，所以讲话磕磕巴巴的。
好不容易讲完，恵浴宇慌慌张张的下了台，顺手摸了一支烟来压惊。
恵浴宇记得很清楚，陶勇那时趁着人不注意，也挤了过来，向他索烟，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当时陈老总站在台上，一看陶勇挤在恵浴宇身边要烟，也忍不住埋怨：
“你怎么尽揩油，人家送给我的嘛！”
那时，恵浴宇到傈阳水溪开会，随身带着两条“大前门”香烟，本来是给陈老总预备的，陈老总自己烟瘾颇大，早就忍不住拆开抽，但不提防当时坐在会议室的，绝大部分都是烟瘾极重的“烟鬼”，苏南的条件又很恶劣，这些人平常都抽不到烟，所以想方设法的从陈老总手里摸。
恵浴宇忍不住哑然失笑，不提防一旁的陶勇见被点破，所以也不顾一切，抓起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了：
“别舍不得嘛，将来部队过了江，向你这位‘土地老爷’讨的东西还多着呢！”
“请问大名？”
恵浴宇问道。
“大名张道庸，现在改叫陶勇了。”
过去，恵浴宇在苏北，就听说过陶勇的大名，知道这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将领，立马便一见如故，两人就在会上“久仰大名”，会还没开完，两人就好的跟穿一条裤子一样了。
不过，恵浴宇毕竟是地方干部，他和军事干部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
1940年7月，恵浴宇任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警卫团政委，郭村战斗后，江都自卫团打下了塘头，陶勇专程到江都县指导工作，两人共事了20多天，同月，江北指挥部成立，陶勇调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三纵司令员，恵浴宇调七团任政委。
恵浴宇后来又调地方工作，所以和陶勇相处时间并不长。
在恵浴宇的眼中，陶勇虽然是军事干部，但心思细腻也并不输于他，后来两人共事期间，陶勇知道地方来的干部不熟悉军事，因此每次行军打仗，都要再三关照。
1940年9月，黄桥战役时，国民党鲁苏战区副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派出大军进攻黄桥，意图将我军挤出苏北，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根据战场形势，决定以三纵守黄桥，一纵、二纵隐蔽于黄桥西北，作为突击力量。
这么一来，三纵的压力就非常大，最危险时，敌人都已经突击到了三纵指挥部。
当时，恵浴宇任七团政委，率七团固守黄桥，时任团长的韦一平带着一个营在外牵制敌人，三纵指挥部遇到敌袭时，陶勇立即指示恵浴宇，要他从七团再调一个营出来，他要带着杀出去。
恵浴宇说什么也不干：
“该我率队杀出去。”
不料陶勇瞪圆了双眼，怒喝道：
“不要多说了！”
陶勇根本不给恵浴宇争辩的机会，自顾自的带着队伍杀出去了，恵浴宇知道，这是陶勇担心他，怕他出危险，这才替他率部出去的。
二有意思的是，恵浴宇和陶勇还“打过一架”，为此还惊动了陈老总出面。
恵浴宇多年之后回忆陶勇，也提到了这件往事，但他并没有提及两人吵架的原由，只是回想起来觉得有趣，偶然提及。
1941年秋（恵浴宇回忆是在1941年，也有文章称是在1940年8月），恵浴宇任海安县县委书记（备注：资料显示恵浴宇1940年8月任泰县县长，10月中旬泰县县政府的驻地迁海安镇，并于同月底兼任县委书记，这里取回忆文章记载）。
应该指出的是，根据时间上来看，当时恵浴宇还兼任着部队的职务，陶勇的新四军一师三旅也驻扎在那里。
恵浴宇任海安县县委书记时，当时有苏中三大“甩子”之称，即恵浴宇、时任三旅旅长陶勇，时任如东县县长的王治平。
所谓“甩子”是当地方言，大概意思就是性格豪爽、大大咧咧的意思。
一次，恵浴宇、陶勇三人在田埂上散步，偶然聊起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乎就大打出手。恵浴宇自己是没记得当时动手的原因，但有人替他们记下了。
原来就在当天，陶勇因为部队驻地的问题，就找来恵浴宇、王治平来商议具体事宜，毕竟部队驻扎地方，很多事情上都需要地方支持。
可地方上同样也有很多困难，恵浴宇、王治平也向陶勇也如实的说明了这一点。
陶勇自己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在战时，地方上即便有困难也应该优先部队，但这一理论引起了恵浴宇、王治平的反对。
三个人都是个性直爽的汉子，后来干脆吵了起来。
陶勇见嘴皮子说不过，就先动了手，恵浴宇、王治平也不甘落后，也直接上手，三人在田埂滚做一团，陶勇到底还是军事出身的干部，身子又强健一些，就把两人都掀翻到稻田里。南方都是水田，所以恵浴宇、王治平东都裹了一身泥浆。
恵浴宇见此情形也不甘落后，趁陶勇不注意，也把他拽进了稻田里。
三个人滚了一身泥浆，倒让旁边看见的群众笑弯了腰。
也就是打了这么一架，惊动了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总指挥陈老总。
陈老总一听陶勇和地方干部打架，立马直奔三纵指挥部，陶勇见了他还很诧异：
“总指挥，啥事儿？这么着急？”
陈老总不由分说，劈头盖脸就痛批了一顿：
“陶勇，你这个疯子，我看不关你是不行了，你打一遍不够，还想打第二遍嘛！你这是军阀作风，必须要处理你了！”
陶勇也是才知道，陈老总是专门为他打架的事儿过来的，顿时哭笑不得，赶紧把他领进屋子后面，恵浴宇、王治平正围在桌前吃饭喝酒呢！
陈老总问了以后才知道，原来陶勇、恵浴宇、王治平三人打了架以后，各自气呼呼的回去了，隔了几天以后，陶勇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暴脾气，就又去找了两人道歉。
本来，三个人吵架也不是为了私事，总归部队上的事儿还是要地方同志支持，缺了哪一个环节也不行，加上三人又都是个性爽直的汉子，把话说开了，也就没什么了。
后来这事儿传到陈老总这里，他本来想着是找个人传话，让几人和解，但后来有人看见陶勇又气鼓鼓的去找恵浴宇、王治平，还以为是又闹了矛盾，这件事儿以讹传讹到了陈老总这里，还以为几个人又要打起来，连忙来劝阻。
陈老总见三人和好如初，也就没在多说什么，末了还把陶勇又痛骂了一顿，并提醒他以后要注意。
三恵浴宇与陶勇虽然在一起工作时间不长，但却最熟悉他的脾气。
表面上看，陶勇脾气急，人也暴躁，但细腻之处是对人真诚，从不来虚的，恵浴宇后来谈起陶勇，也忍不住盛赞他：
“你就是一个政治上有卓识远见、海量大度的人。你能够团结各个方面、各种经历、各种气质、各具特长而又各有欠缺的同志和衷共济，和他们亲密无间，对他们了若指掌。无论是对身经百战的老军事干部，还是对开始并不熟悉军事工作的知识分子，你一律尊重信用，一视同仁，在工作中扬其长避其短，在战斗中发挥他们的优势，逐步加以提高。”
一次，陶勇、恵浴宇进攻敌人一个重镇，后来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拿下了敌人一处碉堡，但碉堡内的机枪却被兄弟部队抬走了，恵浴宇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因为毕竟他的部队机枪也只有十几挺，还是陶勇劝说他：
“不要争嘛，有本事再找敌人夺去！”
1946年，新四军北撤，陶勇在离开之前，留给地方上的武装好枪1000支，机枪几十挺。
作为军人，陶勇在这件事上的大度让恵浴宇很是吃惊，但陶勇却并不以为然：
“都为了打老蒋嘛，分什么你的我的？”
也正因为如此，两人后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6年，恵浴宇患了癌，陶勇听说后，极力劝说他到医院治疗，还在他手术后，趁着去黄岩出差买了一箱蜜桔送到他床头。
当时，正值那个特殊的年代，恵浴宇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那时他住在上海市委招待所，时时受到骚扰，无法安心养病，是陶勇听说此事后，劝他搬到海军招待所去住：
“那里远离市区，安静的很。”
恵浴宇心里很高兴，立马动身收拾下午就搬了过去，为此还挨了陶勇埋怨：
“你呀，你呀，干嘛这么急?我的车已经去接你了，一次拉不了，就跑两次，本来是准备把你‘偷’出来的，除了我的驾驶员，谁也不知你的下落。”
有了安静的环境，恵浴宇的身体好的特别快。
可恵浴宇不知道的是，陶勇那时收留他，本身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在了解了这个情况后，恵浴宇坚持又搬回了市委招待所，还是陶勇和梅嘉生追上去，再三劝说他搬到杭州海军疗养院，但这一次恵浴宇说什么也不同意。
本来恵浴宇想的是尽可能不给陶勇添麻烦，但却没想到，这是他们见得最后一面。
1967年1月21日，陶勇因意外离世。
那时，恵浴宇在南京还不知道消息，后来还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才知道情况，顿时痛不欲生。
即便是多年之后再回忆起来，恵浴宇仍然对陶勇的离世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