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是南朝的第三个王朝，国祚五十六年，一共经历了四位皇帝。而萧衍作为南梁的开国皇帝，他的统治时间长达四十八年，是南朝开国君主中在位时间最长的。

可以说，梁朝的兴衰都与他息息相关。他不仅建立了这个王朝，也亲眼见证了它的衰落，这无疑是一种悲剧。

萧衍通过篡齐建立自己的帝国，这与前代的刘裕篡晋、萧道成篡宋如出一辙。在他登上皇位的那一刻，或许会犹豫：这个位置真的那么好坐吗？

萧衍出生在“六朝金粉”的南京，天资聪颖，酷爱读书，才华横溢，尤其在文学方面展现了天赋。在齐永明年间，他成为了“竟陵八友”之一，这个文学团体围绕在竟陵王萧子良身边，影响颇深。

萧衍与南朝齐的皇室同族，他的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堂弟，萧衍则是萧道成的族侄。因此，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家族背景也为他的政治成功提供了助力。其父亲曾担任侍中、卫尉等要职。

在科举制度实施之前，中国的官员基本上依赖于世袭的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的方式选拔。因此，家族背景显得尤为重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第观念尤为突出，如果不是名门望族的人，想要进入仕途是相当困难的。萧衍正是借助家族门第的优势踏上了仕途之路。

当齐武帝去世后，新继位的萧昭业沉迷于享乐，疏于政务。多位老臣多次苦心规劝，但都被他置之不理。萧昭业的荒唐行为引发了朝野的不满。此时掌握权力的大臣萧鸾见时机成熟，准备废黜皇帝，掌握政权。

萧衍选择站在萧鸾一边，为其出谋划策。三个月后，即隆昌元年（494年）七月，萧鸾进入皇宫杀死齐帝萧昭业，并假托太后的命令，将其废为郁林王，随后拥立萧昭业的弟弟、年仅十五岁的萧昭文为皇帝。

不久后，萧鸾将萧昭文害死，自立为帝，称齐明帝。由于萧衍在这场政治投机中取得成功，他被提拔为黄门侍郎，地位开始显赫。

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亲率三十万大军进攻南齐。齐明帝萧鸾起初派遣左卫将军崔慧景和宁朔将军裴叔业迎击。当北魏军队分兵攻打义阳时，萧鸾又派遣萧衍和平北将军王广之前去救援。

当王广之的部队距离义阳还有一百里时，他因听闻北魏军队强大而犹豫不前。萧衍则主动请缨担任先锋，与北魏军交战。王广之于是将部分军队交给萧衍指挥，继续向义阳进发。

萧衍率军连夜从小路迅速赶到距离北魏军几里之外的贤首山（位于今河南省信阳县西南，亦称贤隐山），命令士兵在山顶插满旗帜。

天亮后，义阳城内的齐军见此情景，误以为援军已至，士气大振，遂出城攻打北魏军，并顺势放火。与此同时，萧衍也趁机从侧翼夹击北魏军。

北魏军在齐军前后夹击下溃不成军，只好退却。齐军最终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萧衍也因战功而升任太子中庶子。

公元497年的秋天，北魏军队再次向南进攻，先后攻占了新野和南阳，前锋直逼雍州（今湖北襄樊市）。

面对北魏的攻势，齐明帝萧鸾迅速派遣萧衍率军增援雍州。

在雍州西北的邓城，萧衍被北魏大军重重包围。意识到城中粮草不足，他对部将说道：“我们远道而来，已经相当疲惫，本该休整。然而，如今受到强敌围困，如果军中得知粮草短缺，恐怕会引发兵变。为防不测，最好趁敌人立足未稳时，突围而出。”

然而，随着魏军人马越来越多，北魏的军队士气高昂，没有丝毫的胆怯退却的意思，萧衍的部下心生恐惧，竟私自率部逃走。人心离散，队伍也带不动，南齐的其他部队见状，也纷纷溃散。

萧衍难以控制局势，无奈之下，只好退往樊城，才稳住了阵脚。

此战之后，齐明帝萧鸾任命萧衍为辅国将军，代理雍州刺史一职。

从此萧衍就有了自己固定的根据地，为他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他日后争夺齐政权的重要资本。

公元498年，齐明帝萧鸾驾崩，其次子萧宝卷继位。

萧宝卷治国无术，而且生性残忍，继位之后便大杀宗室和大臣，从而导致始安王萧遥光、太尉陈显达与将军崔景慧先后起兵叛乱。虽然这些叛乱都先后被平定了，但南齐国势江河日下，政治混乱，民怨沸腾。

而萧宝卷在经历过几次叛乱后，仍不知悔改，一如从前，奢靡享受。

此时，萧衍在雍州秘密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推翻萧宝卷的统治。

公元500年11月，萧懿被萧宝卷害死的消息传到襄阳后，萧衍听闻哥哥被害，十分愤怒，觉得时机已成熟，于是立即召集部下商议废掉萧宝卷，得到部下的一致赞同。

于是，萧衍率军自荆州顺长江一路东下直逼建康。

萧宝卷起初听到萧衍率军东下的消息很不以为然，认为会像之前几次那样，用不了十天便会将萧衍击退。因此，他只命令储备百日的粮草，还对手下人夸口道：“等萧衍打到台城门外的时候再想办法对付他也不迟！”

直到萧衍打到离建康不远的江宁时，萧宝卷才慌了神，急忙调兵遣将，保卫建康。

萧宝卷派遣征虏将军王珍国率领十万大军驻守城池，并由宦官王宝孙督战，同时拆毁朱雀桥以断绝退路，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

萧衍的大将王茂奋勇当先，率先冲入敌阵，势如破竹。大军紧随其后，雍、荆两地的将士都拼死作战，鼓声震天动地。齐军逐渐不敌，迅速崩溃瓦解。

萧衍乘胜追击，兵临建康城下。

此时，齐军士气低落，许多人看到南齐的颓势，纷纷投奔萧衍，甚至连守城将领也相继投降。于是，萧衍率军直逼皇宫。

萧宝卷突闻兵至，慌忙逃跑时被身旁宦官黄泰砍死，时年仅十九岁。

萧衍攻占建康后，便拥立萧宝融为傀儡皇帝。同年，萧宝融封萧衍为梁王，升任大司马，掌管中外军国大事，还享有带剑上殿的特权，也不用向皇帝行叩拜大礼（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至此，萧衍掌握了南齐的军政大权。

公元502年，萧衍以宣德太后令，逼齐和帝萧宝融禅位，自己登基为帝，国号梁。

南齐到此灭亡。

萧衍登基初期，政绩非常显著。鉴于刘宋、萧齐亡国的教训，他总是勤于政务，孜孜不倦。但到了萧衍统治后期，不仅政策频繁出现失误，而且大肆尊崇佛教，优待宗室，尤其是引狼入室，造成“侯景之乱”，不仅亲手断送了梁朝，自己也落得饿死的悲惨下场。这正印证了他所说的，“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梁武帝即位后，专注政务，过着简朴的生活，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据史书记载，他在冬季时，每天四更便起床，点灯批阅公文，哪怕手被冻裂也毫不在乎。

即位不久，萧衍便按照佛教的戒律来安排自己的日常作息。每日只吃素食，不沾荤腥，甚至在祭祀祖先或举办宴会时，也命人准备素菜，禁止使用牲畜。

萧衍的饮食极为简单，每天只吃一顿粗米饭，身穿粗布麻衣，居室内除了一张床外，没有其他奢华的家具。他还要求后宫的妃嫔和侍女们穿着朴素，避免艳丽。他从不饮酒，平日也不听音乐。

梁武帝非常注重个人仪表，无论何时何地都衣着整齐，即使在酷暑，也不袒胸露腹。他对待臣子礼貌周到，衣冠未整时绝不与人会面，即便是对内廷的小臣，也如同对待宾客般礼遇。

梁武帝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施了多项积极措施。

在农业方面，他推行了籍田制度。尽管这在当时或许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举措，但确实对鼓励农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要求民众积极开垦荒地，并指示各级政府为贫困农民提供贷款以购买种子。此外，萧衍允许因战乱而迁徙的流民返回家乡，恢复他们原有的土地和住房。

对于被征为公田的荒地和废宅，除了已经由官府开垦的部分，其余都分配给农民耕种。同时，他禁止豪强占用公田，但允许富裕家庭借给贫民耕种以共谋发展。

这些政策虽然反映了封建地主政权的剥削本质，但也体现了政府对农耕的重视，强调不让土地荒废。除了鼓励农业生产，萧衍还推行了屯田政策。在他的统治时期，屯田规模超越了前朝宋、齐。

屯田主要集中在北方边境的荆、秦、司、豫等州，通过利用官田和荒地，让士兵在驻守边防的同时耕种。这不仅减轻了粮食运输的负担，也对边防的稳固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税收政策上，萧衍多次下令减少农民的租税负担，有时甚至免除孤儿寡母家庭当年的赋税。对于那些逃亡他乡后重新开始生活的人，五年内免除他们的税赋。他延续了宋朝和齐朝的政策，继续实施“土断”，即废除侨居郡县，将外来户籍并入当地郡县，以便更好地控制人口并增加政府收入。此外，他还对户籍进行了整理。

在政治方面，梁武帝重视任用有才华的官员，并派遣使者巡视各地，监督地方官员的行为。萧衍倡导严惩贪污腐败，选拔贤能之士，强调不拘一格用人才。名将陈庆之就是他提拔的。

萧衍还下令如果小县令有才能，就提拔为大县令；大县令有才能，则升任为郡守。同时，他还设立了专门的人才搜寻机制。

​尽管梁武帝萧衍在位期间，南方人民仍面临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但因长期的和平及人民的努力，江南地区的经济仍有所发展。

那时，耕地面积有所扩大，农作物品种也逐渐增多，粮食产量显著提高。江南的肥沃之地，甚至出现了亩产二十斛的高产记录。

天监四年（505年），江南地区迎来了丰收，粮食价格极为低廉，一斗米仅需三钱。京城建康是一个繁华的都市，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

史书记载，梁代时建康拥有二十八万户人家，按每户五口人计算，人口总数达到一百四十万，是当时世界上少见的大城市。除了建康，荆州、成都等大城市也十分繁荣。成都以其蜀锦和川马闻名于世，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商业活动也非常活跃。

​在封建时代，许多皇帝都对权臣心存疑虑，梁武帝萧衍也不例外。

萧衍担心开国功臣会对自己的皇位构成威胁。在这些功臣中，范云和沈约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们都有劝进，帮助萧衍成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然而，萧衍并未予以重用。

范云在南梁立国之初便去世，而沈约也未得到重用，朝政由其他人掌控。萧衍不仅没有给予沈约应有的重视，反而常常责备他，导致沈约忧郁而终。对功臣的吝啬与他对皇室宗亲的优待形成了鲜明对比，甚至显得偏袒。

然而，这种偏袒并未给萧衍带来益处，反而令他受到了严重打击。这也是他后来皈依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他的六弟萧宏和次子萧综尤其令他失望。

萧宏是梁武帝萧衍的异母弟。一次，他窝藏杀人凶手，萧衍不仅没有惩罚，反而给予升迁，过于纵容。萧宏不知感恩，行为更加放肆。他甚至与自己的侄女、萧衍的大女儿私通，并密谋篡夺皇位。结果在派人刺杀萧衍时计划败露，刺客被捕并处死。萧衍的女儿因深感罪孽，不愿面对父亲，最终自尽。萧宏因极度恐惧，最终病逝。

萧宏虽然平庸无能，但爱财如命，储藏在库房里的财物就堆满了将近一百间。当时有人向梁武帝报告说萧宏家库房中暗藏有兵器铠甲，想要图谋不轨。梁武帝很不高兴，亲自前往探视。

结果打开库房一看，每间房子里都堆满了钱财。根据史书记载，萧宏所收存的现钱就有三亿余万，其他库房里的如布、绢、丝、帛、漆、蜜、蜡、朱沙、黄屑等杂货，多得无法计算。

梁武帝一看不是武器，大为高兴，对萧宏说：“阿六，你可真会营生啊，家当不小！”

由此可见，只要不是谋反，萧衍对家族宗室都十分地偏袒纵容。

萧宏奢侈过度，沉湎声色。王府规模宏大，仿佛帝宫，光侍女就有千人。萧宏的宠妾江无畏的服饰器物很是奢华，一双鞋子价值千万。她喜好吃鱼头，经常每天要进三百条鱼，其他山珍海味吃不完的，都扔到路上。如此奢靡无度，令百姓暗恨不止。

萧综是萧衍的第二个儿子，但他的母亲吴淑媛是前朝南齐昏君萧宝卷的宠妃。

南齐城破灭亡后，萧综的母亲被萧衍纳入后宫不到七个月，便生下了萧综，因此萧综可能实际上是东昏侯的儿子。所以萧衍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带了帽子，但萧衍十分大度，对萧综一视同仁，萧综并未因此受到不公对待。萧衍不仅封他为亲王，还任命他为大将军。

后来，萧综的母亲吴淑媛失宠，由于对萧衍的怨恨，她将萧综早产的事情告诉了他。从此，萧综认为自己是东昏侯萧宝卷的遗腹子，逐渐与萧衍疏远。

不久，南梁与北魏在边境发生冲突，萧衍派萧综率军出征，两军对峙之际，萧综突然临阵倒戈，选择投降北魏。

北魏对此十分满意，授予他高官厚禄。萧综改名为萧缵，还为东昏侯服丧三年。萧衍得知此事后，极为愤怒，撤销了萧综的封号，并将吴淑媛贬为庶人。

不久后，吴淑媛去世，萧衍圣母心爆棚，心生恻隐之情，又下令恢复萧综的封号。

这些事情对萧衍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在开国之初，萧衍十分重视儒家思想，亲自撰写《春秋答问》等书籍，解答大臣们的疑问，倡导良好的学习氛围。

然而，在晚年，尤其是在经历了上述事件后，佛教的教义深深吸引了萧衍，使他逐渐看淡世俗，从儒家转向佛家，成为历史上著名的“菩萨皇帝”。

梁武帝提倡尊儒崇佛，称自己为“菩萨皇帝”，并宣布佛教为国教。他在国内大兴土木广修佛寺，广建佛塔。

根据史载，仅建康一地就建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达十万余人。全国共有寺院两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不计其数。

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就是对南朝当时佛教兴盛的真实写照。

梁武帝在位时修建了许多佛寺。除了为法云、僧曼等法师建造光寺、开善寺等名刹外，还分别于天监元年（502年）、普通元年（520年）、大通元年（527年）为父母和自己建造了大爱敬寺、智度寺和同泰寺。

为了营建佛寺，梁武帝甚至不惜牺牲皇帝的尊严，豪取巧夺。有一次，他强迫世家大族王骞出卖其曾祖父王导的赐田。王骞不卖，令梁武帝大怒，不仅强行以低价买王骞的田地，还将其贬为吴兴太守。

又有一次在修建寺庙时，缺乏上等木材，当时曲阿（今江苏丹阳县）人弘氏家有好木材，当地官吏为了讨好梁武帝，便诬告弘氏犯了抢劫罪，处以死刑，把木材没收，送往寺院工地。

除了广建佛寺，梁武帝还大力扶植寺院经济。他经常以皇帝的身份“舍财”给寺院，每次布施均在千万以上。

据当时有人记载，梁武帝讲经时，自舍银、绢等物二百零一种，值钱一千零九十六万；太子施舍钱、绢，值钱三百四十三万；六宫所舍又有二百七十万。梁武帝一面用金、银铸造佛像，一面又不断扩充寺院的田产。例如大爱敬寺的金铜佛像高达一丈八尺，智度寺的正殿也造丈八金像，同泰寺有十方金像和十方银像。

​大同年间（535—546年），梁武帝更是下令强买长干寺周围数百户百姓的宅地，以为寺扩建。由于梁武帝的大力提倡和资助，各寺院经济呈现畸形的发展和膨胀。

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佛教开始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崇佛、吃素成为风尚，以致当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无论士族抑或寒人，在给自己的子女取名时，往往喜欢加一个“僧”字，有人干脆给自己改名，加个“僧”字，以示自己的虔诚信仰。估计南梁名将王僧辩，名字中的“僧”来源于此

王朝贵族和地方官吏更是尽情向人民搜刮钱财，献给寺庙，以祈求来生的幸福。大量人口的出家，使“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最后使寺院拥有众多的劳动力和土地资财，形成了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

佞佛造成社会财富大量流入佛寺，国家也损失了大量户口，以致财政、劳动力严重不足，加剧了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因此，世俗地主中不断有人从维护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激烈地反对崇佛。

南梁郡丞郭祖深抬着棺材到宫门，冒死向梁武帝进谏，指出佛教泛滥的危害，建议让四十岁以下的没有道行的和尚还俗务农，但没有结果。

与他同时的荀济，上书从中国固有的伦常道理来指斥佛教，还进一步指出佛教的十大罪状，建议禁佛。荀济的上书触怒了梁武帝，几乎被杀死。

在梁武帝崇佛历史上，最著名的还是他四次舍身佛寺，出家做和尚，以表白自己“不贪天下”。

公元527年，梁武帝下令在皇宫旁建造了一座寺庙，命名为同泰寺。寺庙建成后，他又在皇宫与同泰寺相对的位置开设了一扇门，称为大通门。这样一来，他出入宫殿和寺庙之间就变得十分便利。

同年三月，梁武帝向文武百官宣布，他已看破世俗生活，决定到同泰寺出家为僧。百官见此都懵了，没听闻过这种事情，于是纷纷劝说，梁武帝都不为所动，最终真的脱下龙袍，换上袈裟，剃去头发，住进了同泰寺。

满朝文武大臣焦急万分，纷纷赶往同泰寺，跪在这位皇帝僧人面前，不断磕头和恳求，希望他能够回宫执政。

起初，梁武帝无论如何也不答应，直到群臣以一亿钱的代价赎回这位和尚皇帝，寺庙方面同意后，梁武帝才勉强回宫继续履行皇帝职责。

​两年后，即中大通元年（529年）的九月，梁武帝萧衍，在同泰寺举行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佛教仪式，称为“四部无遮大会”。

“四部”包括和尚、尼姑、善男和信女，而“无遮”意味着不设限制，任何人无论贫富、地位或教育程度，都可以参与。那天，寺庙内钟鼓齐鸣，乐声不绝，十分热闹。

佛堂内香烟缭绕，信徒络绎不绝。

梁武帝也穿上袈裟，口念佛号，带着一批臣子前来礼佛。礼佛结束后，不知为何，他又萌生了出家为僧的念头，决心不再回宫。当晚，他便留宿在同泰寺，与普通僧人无异。

大臣们十分着急，纷纷前往同泰寺劝说梁武帝回宫，多次努力却收效甚微。最终，梁武帝告诉他们，自己已是佛门中人，要想让他离开，必须积德行善。经过一番思考，大臣们决定再次用老办法。

于是，朝廷筹集了一亿钱，才将梁武帝赎回，十月份他才回到宫中。

第三次“舍身”与第二次相隔了十五年，情形相似，最终仍是用钱将他赎回，才告一段落。

到了第四次“舍身”时，梁武帝已经八十四岁。虽然与前三次如出一辙，但就在他被赎回的当晚，同泰寺突发大火，佛塔被烧毁。

或许有人实在无法忍受梁武帝一再的行为，俗话说“事不过三”，这已是第四次了。但梁武帝认为这是魔鬼作祟，决定举行更大的法事来镇压。他下令重建佛塔，新塔要比旧塔高一倍，以镇压魔鬼。

梁武帝聚集了许多和尚做法事，耗费了大量香烛，诵经数日。他还命大臣随行烧香磕头，并派遣工匠上山采石砍树，耗费巨资，计划建造一座十二层高塔。然而，新塔尚未完工，他便被侯景拘禁饿死。

梁武帝晚年对佛教的痴迷达到了昏庸的程度，最终自食其果，导致了“侯景之乱”，梁朝也因此在他手中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