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 年 9 月 28 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玛宁镇，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个教师。
6 岁时，李德的父亲去世，他被送进天主教孤儿院，在那里接受初等教育。李德读书勤奋，成绩优异，还获得了奖学金。
1913 年，他被慕尼黑的一所初等师范学校破格录取。在校读书期间，李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1919 年 4 月，李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该组织是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不久，他被选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慕尼黑委员会，负责慕尼黑中等学校学生组织工作。
同年，19 岁的李德参加了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在长达 29 天的街垒战中，他带领工人们与反革命武装士兵进行激烈战斗，表现突出，他将这次战斗看作一种荣耀。
李德曾经三次被捕入狱。第一次是在巴伐利亚保卫战失败后被捕，并在狱中呆了整整 3 个月，后被误放而获得自由。1919 年秋，李德逃亡到了汉堡，并加入了当地党组织。
1921 年初，李德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军事论著，还熟读了《拿破仑》《苏沃洛夫》《凯撒》等人物传记，但对东方军事家的传记却显得不屑一顾。
1921 年底，李德第二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联合其他犯人一起越狱，并获得成功。
1924 年初，李德被调往德共中央委员会做情报工作。同年，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奥尔加・贝纳里奥的女青年，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不但把贝纳里奥吸收进了组织，还捕获了她的芳心，因此二人结为夫妻。
1926 年秋，夫妻两人双双被捕，关押在莫阿比特监狱 3 个月后，奥尔加・贝纳里奥获释，而李德一直监禁到 1928 年春。为了打发时光，他在狱中开始自学俄文和英文。
直到 1928 年 4 月，在战友和妻子的帮助下，李德才成功越狱。为了躲避抓捕，他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德国共产党只得将他秘密送到了苏联。
二、初到中国
1932年春，李德受共产国际之命，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他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途径满洲里，最终抵达哈尔滨，以旅行为掩护，开始了他对中国的深入了解。
1933年，李德抵达江西苏区。他受命携带2万美元前往上海，营救被捕的牛兰夫妇，并在那里遇到了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博古。
当时，博古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由于上海地下党再次遭受破坏，博古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决定将党中央机关迁至江苏瑞金的中央苏区，并邀请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一同前往。
共产国际指示，布劳恩作为军事顾问，无指挥权，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
1933年9月，李德随中共中央迁至瑞金，担任军事顾问。他一到瑞金，便脱下牧师的外衣，换上了红军制服。
然而，李德提出了一个令人费解且颇为荒唐的要求——希望有一位中国女兵相伴。这个要求引起了众人议论。
在博古的劝说下，李德未能如愿。但不久，李德开始热烈地追求一位中央女干部。事发后，博古无奈，只能将红军女兵小月华介绍给李德。
在当时的苏区，李德坚定支持博古一派，对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开展的游击战持有异议。他主张红军应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正面交锋，推行街垒战术，认为这样可以有效消灭蒋介石的部队。
三、成为苏区“太上皇”
军事观点的不谋而合使李德与博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王明、博古等人企图掌控江西苏区的军事领导权，为了压制毛泽东等实际领导人，他们邀请李德前来，并将其奉为“太上皇”，完全排斥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
为了彰显对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尊敬，博古在中央苏区精心为他安排了一处专属住所——“独立房子（三居室住宅）”，这不仅仅是一处居所，更是军事指挥的枢纽。很快，“独立房子”成为了军事决策的核心地带。
在“独立房子”中，李德构思并制定了“短促突击”战术理论。遗憾的是，这一战术的制定存在致命缺陷。李德过分依赖地图进行远程指挥，却忽视了实地考察的重要性。
他对中央苏区的地形地貌知之甚少，对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兵力和装备上的悬殊差距也缺乏深入了解。这种与现实脱节的战术规划，为后续的战斗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独立房子”不仅是李德的居所和指挥所，更是他在中央苏区显赫地位的象征。博古对李德言听计从，给予了他非凡的礼遇。
在物资极为短缺的苏区，李德的生活却得到了周到的照顾，有专人负责他的饮食起居，甚至能享受到特供的牛奶和面包等稀缺物资。这种超常待遇一方面体现了博古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崇拜，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当时中央苏区在军事决策上严重的失误。
三、长征途中的转变与贡献
遵义会议之后，李德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他主动请缨前往红一军团，目的是深入探究毛主席的战术。
在红一军团的日子里，通过前线的实际体验，李德深刻感受到了红军作战的现实与他过往指挥的巨大偏差。
他开始反思自己以往脱离实际的指挥方法，并逐渐认识到毛主席游击战术在当时的国情下具有不可或缺的合理性和实效性。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胜利会师。面对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分裂企图，李德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坚决抵制了这一行为。
当时张国焘试图以武力阻挠中央红军北上，逼迫毛主席部连夜转移时，李德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李德怒火中烧，将张国焘的亲信李特从马背上拉下，坚持要他面见毛主席。
在激烈的争执中，李德紧抱住李特不让他带部队离开，他强调未经毛主席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直到毛主席亲自介入平息争端，李德才不情愿地放了手。
在这一事件中，李德坚定地支持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维护了党的团结。彭德怀亲眼见证了这一幕，称赞李德：
表现极佳，站在了正确的立场上。
甚至连对李德持批评态度的萧月华，也由衷地认可了李德的正确行为。
四、返回苏联后的命运
1939年8月27日，周恩来因手臂受伤前往苏联接受治疗，李德借此机会一同前往。
抵达莫斯科后，他被要求提交报告，详细汇报在中国的经历。起初，李德并未予以足够重视，以为是常规程序，然而到了12月，审查的气氛愈发紧张。
在审查大会上，刘亚楼率先发言，他的火爆脾气和直率性格在会上表露无遗。作为红军历次反“围剿”和长征的关键人物，他亲历了李德“盲目指挥”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刘亚楼严厉指责李德军事能力不足，批评他机械地套用课堂理论，同时指责他滥用特权、行为不检、傲慢无礼，甚至不尊重朱总司令。面对指责，李德汗如雨下，欲辩无言。
随后，周恩来登场发言。作为中央领导层的一员，他与李德共事已久，对其行为有着深刻的了解。
周恩来详细列举了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思想、对“福建事变”的失当处理以及在长征初期的战略失误。他的发言逻辑严谨，证据确凿，赢得了共产国际监委会成员的认同，让李德感到如坐针毡。
毛泽民接着从经济角度出发，用数据说话，指出李德的错误指挥给中央苏区经济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地下党组织几乎全军覆没，全国党员和红军损失高达90%。这些数据令人震惊，与会者群情激愤，大会不得不暂时中断。
休息期间，共产国际监委会主席佛罗林询问李德的意见，李德辩称自己仅是顾问，对中国事务不甚了解，因此不应对所有损失负责。
大会恢复后，经过讨论，共产国际监委会认为李德作为顾问，并无决策权，中国革命的损失应由中国共产党自行承担，在共产国际的庇护下，李德最终免于处罚。
五、再未踏上中国的土地
此后李德再也没有返回中国，他在1974年于东德与世长辞。探究李德一去不复返的原因，或许是政治因素、个人抉择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从政治层面分析，李德在中国期间对红军造成的损失不可谓不重，尽管共产国际并未对他施以惩戒，但他的失误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批评。
返回苏联后，李德可能深知自己在中国的过往并不令人称道，若再次回到中国，他可能会遭遇更多的质疑和压力。
此外，随着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幻，特别是二战期间苏联与德国的激烈对抗，李德可能认为留在苏联更为稳妥。
从个人抉择的角度审视，李德在苏联转向翻译与教育领域，不仅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节奏，更在此过程中找到了发挥专业特长的新天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而在情感层面，他在中国的两段婚姻均未能美满收场，这样的经历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对重返故土怀抱的态度变得复杂而迟疑。
李德的一生可谓是传奇跌宕，他从一名德国的革命青年蜕变为中国的军事顾问，再到苏联的翻译和教师，历经无数风雨。
他在中国的足迹，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思考：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战略决策，避免盲目移植外国经验。
同时，这也警示我们，在引入外来人才和借鉴他国经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充分考虑本国的国情和实际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