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作为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军人，从他的整个研究生涯我们就不难发现，他的理论涉及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在内的各种不同的领域，并且都对这些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文化表征理论更是影响了，继霍尔以后的诸多文化研究学者。可以说他的文化研究理论对英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具有鲜明的霍尔式的研究风格，他的“表征”理论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实践中成长的，具有发展的理论品格。

就霍尔的“表征”理论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研究的课题，更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在他的文化表征理论中，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相结合，使文化研究能更好地发展。

在他的文化表征理论中，使用“接合”的方法，将索绪尔的语言学、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和福柯的话语理论相结合，吸收它们有益的部分，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表征理论，这一方法对文化研究甚至整个学界，都有深远的影响，给他们以新的眼光和方法去理解并实践。

霍尔将“表征”一词带入文化研究领域，并且使其成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在我们谈到有关语言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媒介问题和权力问题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提及表征理论，并会尝试用表征理论去一一解读。

伴随着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逐渐成熟，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先后被美洲、亚洲、非洲的理论家们所接受和认可，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大趋势。

近些年来在我国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像李庆本、邹威华等在内的“霍尔迷”，开始关注霍尔及其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这些关注大多都集中在媒介研究领域中。

霍尔也许算不上是一位原创型的学者，他没有致力于研究全新独特的理论，但是他更愿意去尝试一种富有实践性的理论，针对现实社会中的具体问题作出判断。

因此，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是文化研究中一种新的理论，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去指导我们的文化研究，而这，正是我们所极度缺乏和急切需要的。

一种理论的出现，不管有多少追随者，其理论本身也必定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这是所有理论都不可避免的规律，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同样也难逃这样的宿命。

第一，作为文化研究之父，霍尔期待用“文化研究”这样一个后学科，来填补其他学科的不足，他一直致力于跨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学科。

但是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乃至日益壮大，它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以至于出现了很多关于文化研究的教材，以至于很多大学纷纷开设“文化研究”这门后学科，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的必修课。因此，它的理论也被在某种程度上所固定，这是霍尔乃至整个文化研究领域，所不愿看到却又不容易改变的。

第二，霍尔文化表征理论，虽然尝试将理论运用到社会经济生活中，但也只是做了理论分析。整体来说，其理论还是过多注重文本研究与受众研究，在很多情况下忽略了对经济、物质等因素的考虑。

例如在《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中，霍尔虽然将文化表征理论实践，运用到了社会经济中，但是大多也是对此理论的单纯阐释，几乎很难发现经济所起的作用，因此也就大大减少了该理论，对于现实社会经济的干预性。

又比如《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只是过多专注于选取哪个物品展览、在哪里展览等问题的话语权上，而很难发现对这一话语权背后隐藏的权力问题，而话语权恰恰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然而书中并没有继续研究这一问题。

第三，霍尔在整个理论研究中对单独案例的分析，仅仅以西方资本主义为话语语境，而没有站在不同的话语语境下思考更多的问题。

第四，在霍尔看来，意义永远不能被固定，一直处在持续不断的变化中。能指与所指会在时间地域的变化、王朝的更迭、世事的变迁中不断发生改变，会随着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朝代的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语境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所以意义始终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也就不存在永恒不变、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

霍尔这种观点虽然有很大进步意义，但是容易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既然意义永远不能被固定，那么意义的滑动变化也就是随意的。人们也就可以随意的赋予事物以意义。

其实意义在一定时期内被固定是经过主导意识形态，长期表征运作的实践和结果，所以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能被改变，也就是说意义在一段时期之内是相对稳定的，人们还需要遵循这一时期的语言规则，否则，交流就难以顺利进行。

而且，霍尔极力强调差异的重要性、意义的不固定性，就容易使人误以为人类没有永恒的价值，随着时代的变迁，孝敬、友爱、责任等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的意义也会消失或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