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回到鹿亭老家，我特意将行程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只为能顺路前往高岩村，探访当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兵工厂” 旧址。这个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地方，一直令我心驰神往。

高岩村，背倚有着 “北四明第一峰” 美誉的金竹尖。因村庄坐落在 “老鹰岩” 的高处，故而得名 “高岩”。现今，高岩村由高岩、深坑、陈天龙三个自然村组成，是远近闻名的 “红色村”。村里的村民大多姓褚，系褚畿（四明褚姓一世祖）长子万一公下小房曾九派。明朝万历末年，十二世贵廿九携同三个儿子金五、金七、金十四从山下的晓云村迁居至此，繁衍生息。而深坑自然村的褚姓村民则属万一公下长房曾四派，十二世太一（又作太乙）因培植山花竹木而筑舍定居于此。

我对高岩村最早的红色记忆，与一位烈士紧密相连。这位名叫褚德水的烈士，是游击队的通讯员。在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期间，他前往四明山送情报，不幸被国民党第三十三师逮捕。1944 年 5 月 27 日凌晨，他在大岚柿林村金竹岭被枪杀。乡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褚德水烈士在柿林村遇见敌军时，并未像其他老百姓那样神色慌张，而是十分镇定地停下脚步回头观望。这一举动引起了顽军军官的怀疑，立即派兵追捕他。在危急关头，他毅然决然地把情报吞进喉咙。面对敌人的残酷拷问，他宁死不屈。之后，他与鹿亭的龚守范、赵云表以及大岚的鲁仁灿等烈士一起英勇就义。在我少年时期，每当去高岩村走亲戚，路过褚德水烈士家门口时，看到门框上那块殷红的 “光荣烈属” 牌，心中总是涌起深深的崇敬之情。

1943 年 12 月，正当国民党顽军大肆进攻浙东抗日根据地之际，狡猾的日军调集宁波、余姚、奉化和嵊县等地共 1500 兵力，乘机向四明山区进行疯狂 “扫荡”。其中一股日军从鹿亭上庄朝着高岩村进发，他们的目标是搜寻一个叫 “陈天龙” 的地方。当时，游击纵队教导队也在附近活动。得知日军来袭后，他们于 9 日上午在深坑村（当时为游击纵队织工部所在地）后山设下埋伏。待下午日军一进入伏击圈，游击队员们立即开火，当场击毙两人，击伤数人，随后迅速撤出战斗。遭受损伤的日军气急败坏地窜上高岩村，在周边山林中绕来绕去，始终找不到 “陈天龙”。他们误以为 “陈天龙” 是个人名，恼怒之下放火烧毁了高岩村二十余间民房，还烧死了两名村民。之后，日军转头扑向南黄村，制造了震惊浙东的 “火烧南黄” 惨案！

日军苦苦搜寻的 “陈天龙”，位于高岩竹山间的斜坡凹形地。在清代时，山脚大溪村的方姓山民爬上这片山坡，在此垦荒植林，定居生活。此处山垄陡峭，跃然呈冲天之势，于是被叫作 “冲天垄”（在浙东山区，人们常常以垄、湾、岗、岙、岭作为地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名字渐渐音转成了 “陈天龙”。

虽然我早有耳闻 “陈天龙” 的大名，却从未亲身登临过。此次探访，便是我与它的第一次邂逅。我在高岩村的 “乡村大舞台” 前向左转，沿着天龙路小心翼翼地行驶。山坡上的公路又陡又窄，屈曲盘旋。我像蜗牛一般缓慢前行了五六分钟，才下到半山腰竹影憧憧的停车场。停车场外的石坎边立着一块锃亮的不锈钢牌，上面刻着 “陈天龙修械所旧址” 八个繁体黑字，以及一段详细的 “简介”。

放眼望去，陈天龙那畚箕状的地形上居住着十余户人家。石墙泥瓦，一派简素之景。周围被茂密的竹丛包围着，显得十分隐蔽。在那个交通与信息都极为不便的年代，倘若没有熟人带路，极不容易发现这个地方。

1943 年 7 月，浙东游击纵队陆续将修械、榴弹装配、子弹翻造等车间搬迁至陈天龙，并且从此固定下来。在当地群众的全力掩护下，兵工厂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壮大，成为了浙东根据地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兵工厂，直到 1945 年 5 月才迁移到上虞陈溪口。

这个兵工厂最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人。各车间分散在以陈天龙为中心的四个村庄。陈天龙存放机器设备并开展兵工生产，包括榴弹装药、装配和复装子弹；高岩老庙及数间民房作为炸药配置和枪械修理的场所；长湾村进行翻砂、铸造；水池村设置铁铺、木工铺和弹药试验场。据统计，兵工厂共生产出长短枪一千余支，刺刀五千把，各种小炮八百多门，各种榴弹一万余枚，手榴弹四万多颗，子弹五万余发。这些武器装备有力地保障了部队的作战需要，对解决部队补给困难，打击日、伪、顽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兵工厂的设备和原材料来源十分复杂。主要靠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地下党、爱国商人运用各种关系进行采购。有的是根据地发动群众搜集旧铜废铁，组织民工去敌占区扒铁轨、拆铁栏、拔钢管。还有的则是从战斗中缴获而来。有一次，听闻姚北发现了日军封锁杭州湾埋设的水雷，兵工厂便组织了十几名村民翻山越岭将水雷抬回来。一个水雷大约有七、八百斤重。村民们将水雷抬到水池村的空地后，技术人员冒险进行拆解，倒出了二、三百斤炸药，装配了两千多颗手榴弹。然而，并不是每次行动都如此幸运。1944 年冬，陈天龙的装配车间内，由于操作人员缺乏化学知识和实践经验，意外燃爆了四十余斤炸药，造成两名同志牺牲，一人受伤。

那时候，不光机器设备、军工材料，就连食物、生活用品等，都需要从山外运进来。有的从鄞县、慈溪起运，有的从姚北一带河道翻坝涉水而来。这一路还要经过敌占区，必须避开敌人巡逻队、哨卡的层层盘查。稍有不慎，随时都可能被抓、被杀。但当地群众甘愿冒着生命危险，用肩挑背扛的方式，一站接一站地把物资源源不断搬上山来。

“河里的鱼儿要用水来养，抗日的军队要老百姓来帮，军队打仗在前方，老百姓帮忙在后方，军民大家一条心啊，捍卫国土保家乡。” 当年，高岩及周边的人们，正是唱着这首歌，和游击队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共同孕育出了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鱼水亲情。

我缓缓行走于陈天龙村间的小路，打量着那几幢低矮而老旧的木楼房。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当年兵工队在此生产、生活的一组组画面。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深深的震撼和感动！我拿起手机，拍下了陈天龙在时光静好里的模样。抬头四顾，漫山翠竹郁郁葱葱，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生机勃勃，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