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特殊的爱国将领，他是国民党的高层干部，被蒋介石视为心腹重臣，却多次写信给蒋介石反对内战。

他不仅从未与共产党交过手，还为了和平，三次前往延安与共产党进行和谈。

他被我党视为“好朋友”，毛泽东还称他为“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甚至在建国后，还参与了新中国取名、选定国旗等重要大事，并做出了关键性的建言。

他一生在沙场沉浮，追随国民党但并不盲从，不计较得失而是热爱和平，期盼人民都能过上幸福安定的日子。

这个人便是张治中。

1890年，张治中出生于安徽巢县的普通家庭。

家里祖辈都靠体力谋生，深谙其苦的父亲望子成龙，将张治中送进了村里的私塾念书。

可最终还是因为贫穷，张治中还是辍学了。16岁的他揣着母亲东拼西凑得来的24块钱，独自背井离乡，到外面去闯荡。

临行前，母亲让他口含生姜再喝醋，示意他在将来的人生中，一切辛酸苦辣都需他独自承担。只有经历过苦难的磨炼，才能达成自己的理想。

张治中当时的理想很简单，考上安庆的陆军小学。但他并没有如愿，而是在命运的安排下，阴差阳错成为了一名预备警察。

辛亥革命爆发后，同样具有报国之心的张治中毅然决然地参与了护法运动，更是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一名合格的学生军，还获得了一定的军事权。

蒋介石的手下发现了张治中这块璞玉，哪怕在蒋介石面前也毫不吝啬对他的赞美。

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便开始对其投递橄榄枝。张治中自然也没拒绝，在蒋介石身边尽心办事。后来大革命蒋介石叛变，张治中左右为难，于是选择出国暂避风险，四处寻访各国。

1928年7月，张治中结束了国外游历，刚回国就被蒋介石委以重任，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之后又担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

从这时起，张治中开始了自己的军事教育事业，并且步步攀升，踏入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行列。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正式打响。

张治中虽身在南京，但心却紧系上海。当时国民党的中央部队在全国各地散布，上海只有19路孤军奋战，群龙无首，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张治中特地去请示蒋介石，要求让中央军参加淞沪抗战。并坚定地表示上战场的决心：“要是没人能去，我去！”

2月16日，他便收到作战指令，即刻奔赴战场。

张治中深知，身为军人就要有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精神。他决心要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在沙场之上，只为自己深爱的祖国不被侵犯与践踏。

于是在临出发前，他面对着窗外的故土，写下了一封遗书：

“如今面临着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我张治中是个军人，理应奔赴战场浴血奋战，以保卫我国的寸土寸地。我不奢求自己还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只愿用自己的牺牲，唤醒全民抗战的意识。让更多的人为了祖国前赴后继，坚持战斗下去。”从他加入战场，到后来停战协议的签订，张治中前前后后参加了数十次战斗，大的小的不计其数，危险程度也各不相同。更是在庙行战役里将日军3000精锐全部歼灭，此次战役不仅是淞沪抗战里的第一场大胜仗，还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战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张治中除了将自己献身战斗之中，还多次发电报给远在美国念书的女儿张素我，要求她立即回国参与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

当时张素我尚未完成学业，希望能读完学士学位再回来。结果被张治中一言否决，要求她必须中断学业回国抗战。

张治中纯粹且真挚的爱国之心，世人有目共睹。即使在蒋介石身边办事，他也从不盲从，而是更有自己的主见与想法。

许多人面对蒋介石，都是“不敢说”也“不肯说”的状态。而张治中则不同，他算得上是“最敢说”的那个人。

自打他跟随蒋介石以来，就先后给蒋介石在政治、教育、军事等方面提出过意见。

他向来就是最直言不讳的那一位，以至于在国共关系的问题上，张治中就多次与蒋介石有过争论，并多次上书劝诫。

“皖南事变”爆发后，张治中就曾写信陈述蒋介石在国共问题上处理不当之处，当下的抗战局势，国共合作必不可少。双方都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先，相互让步共同合作才能有利而无害。然而蒋介石却并没把他的建议当回事。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抗日战争赢得胜利。中国眼下却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国共达成合作，和平共处；另一个则是内战，争出个谁胜谁负。

显然，蒋介石选择了后者。为了给内战做足准备，蒋介石玩起了“假和平真内战”的把戏，连续三次给毛泽东发去电报，邀请他去重庆“共同商议大事”。

也是这个机会，张治中得以与毛泽东结下友谊。

1945年8月25日，接到蒋介石连续发来的三封“邀请”电报，毛泽东就一直惴惴不安。

他很清楚蒋介石在安什么心，也深知自己若是应邀，前去重庆必定凶险万分。但经过商讨，毛泽东还是选择前往重庆谈判。

而另一边的张治中看到蒋介石对共产党抛出“和谈”的橄榄枝，心里很是欣慰。因此在蒋介石派他前去延安接毛泽东时，他也义无反顾。

当毛泽东坐上了去往重庆的飞机，延安的老百姓纷纷自发来为他送行。如此盛大的场面让张治中也不免为之一惊，同时也让他明白，毛泽东的号召力与民心之所向。

抵达重庆后，毛泽东住哪儿，是否安全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其实之前在飞机上，蒋介石方的代表人就曾告诉毛泽东，说他抵达重庆后被安排住在专门接待美宾的招待所。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毛泽东巧妙地回答：

“我又不是美国人，怎么去住美国人住的招待所呢？还请另行安排吧。”

所以刚下飞机，随行的周恩来立马叫住了张治中，希望他能帮忙解决一下毛泽东的住宿以及安全问题。

张治中也理解周恩来的心情，便给出了另外两个方案：一个是市郊黄山的招待所，还有就是蒋介石的住所山洞林园。

市郊黄山的环境倒是安静，但是距离市区有些偏远，交通不是很便利，于是首先排除。

而山洞林园是蒋介石的住所，虽说住在蒋介石附近，安全性得到了保障。但那毕竟是官宅，各界人士来访也诸多不便。

仔细思考了一番，周恩来还是谢绝了这两处，提出自己的方案：让毛泽东住在化龙桥的红岩办事处。

张治中觉得可行，便答应了下来。临走前还嘱咐周恩来，要是感觉住得不方便再去找他。

没曾想一语成谶，毛泽东的确在那儿住得很不方便。因为那里不仅地偏，道路崎岖不说，特务也遍布附近，人身安全极难保障。

经过再三考虑，周恩来看上了张治中的官邸桂园。

那里临近大街，交通十分便利，房子虽然不大但也完全够用，距离周恩来的住所也很近，而且安全也得到保障。

为此周恩来前去找张治中商量。本以为他会拒绝，没想到张治中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下来。

为了给毛泽东更好的居住体验，张治中带着家人搬到旧宅暂住，把桂园专门腾出来作为毛泽东的会客休憩之所。

毛泽东非常感动，搬进桂园时还紧握着张治中的手感谢道：

“感谢文白兄的盛情款待，润之领情了。”

重庆谈判末期之时，所协定的条款除了军队和解放区问题，国共双方基本达成了共识。原定着10月1日返回延安，但周恩来还有其他任务，不能随毛泽东同行。

他实在放心不下毛泽东的安危，于是找到张治中说了这事。

好在张治中的一番话给他吃了定心丸：

“周先生您放心，我既然接毛先生来，自然也得负责送他回去，保证他的安全。只不过我10月初的行程很紧张，恐怕得延后到10月10号以后才行。”

周恩来也理解他的工作，于是回去和毛泽东商量，延迟几天返回延安。

最终于10月11号，毛泽东与张治中乘坐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一同飞回延安。毛泽东对张治中的亲接亲送非常感动，第二天张治中离开时也亲自来机场送别。

临行前，两位爱国之士都以为这将会是和平的开始，不曾想，蒋介石很快就撕毁了《双十协定》，挑起内战。

张治中得知后立马又给蒋介石写信，力劝他考虑国家民穷财尽，考虑万千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无辜百姓，不要为了一己之私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

然而蒋介石依旧没听取他的建议。但现实也狠狠打了蒋介石一耳光。

在共产党摧拉枯朽般的攻势下，国民党被打得节节败退，人心涣散。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国共再次进行在北平谈判，南京这边派出了以张治中为代表的国民党谈判团，共产党这边依然是周恩来为代表。

两位老友再次于谈判桌上相逢，虽立场不同，但目的却意外地一致。

谈判期间，在处罚战犯以及谁来承担战争的问题上，国共双方各执一词，引发争论。

南京政府更是一厢情愿地要求“划江而治”，这让推崇和平，希望谈判顺利的张治中左右为难。为了争取和平解决问题，毛泽东邀请张治中前往双清别墅进行详细的交流。

当张治中抵达时，毛泽东依然亲自来迎接，并且热情地问候他：

“文白先生别来无恙啊？45年我去重庆谈判，承蒙你舍让桂园给我暂住，你的热情款待让我非常感激。”

张治中与毛泽东的想法一致，都希望可以和平解决问题，不要再挑起战争。以表诚意，毛泽东更是大度地做出让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战犯的名字。

张治中听后感动不已，真切地希望共产党上台后能做事实，为国家和人民造福。

毛泽东则坦诚地表示：

以后的事，不是共产党来做，而是大家合作来做，人民当家做主。

对于真正主张和平，向往和平的人，共产党都是持欢迎态度，还希望他们能多提意见。

可哪怕态度这般诚恳，也终究敌不过蒋介石的好胜心。国民党直接拒绝签订任何与共产党商讨的协定，谈判又一次破裂。

而这一次，共产党不再退让！直接于当日立即横渡长江，并在短短两天内将国民党打跑，成功将南京解放出来。

蒋介石深知自己无力回天，于是卷走钱财以及部分国民党逃至台湾。而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则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其他人或许可以留在北平，静观其变，等形势稳定下来再做打算。

但张治中的身份却有些尴尬，首先他是代表团的首席，任务结束理应回去汇报；其次他又是国民党高层干部，深受蒋介石的器重，要是留下来会遭人非议，说他投机叛变。于情于理他都应该回去。

得知他的想法后，周恩来赶紧来劝说并开导他：

“你不要局限于封建道德之中，被其他人的看法所左右。为什么不去为和平着想？为革命事业着想？为全国人民着想呢？”

毛主席也称呼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并真诚地邀请他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工作。经过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多次劝导，张治中心里的芥蒂逐渐被瓦解。

共产党为民为国的热忱也打动了他，最终张治中下决心与蒋介石决裂，转而为人民服务。

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毛主席还主动向其他中央领导介绍张治中，称他是热爱和平的好朋友。虽然以前是国民党的人，但如今是新中国的人，是大家未来共事的好同志。

看到张治中还有些犹豫，毛主席用幽默的话语安慰他：

“过去的阶段就等于过了个‘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张治中大为感动，渐渐解开心结，热情投入了新中国的工作中。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新中国取名以及挑选国旗之事。其中争议最多的就是为新中国取名。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提出了“中华民主共和国”的称呼。之后在1948年8月1日还曾使用过“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并且一直沿用这个名称。

但会议上就有人指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念起来太长太累赘，可以先将其改称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等未来全面步入社会主义了再改为“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这时张治中则提出关键性的建议：

他认为“共和”一词本来就包括了“民主”的意思，那不妨就把“民主”去掉，这样既体现了“民主共和”，还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

毛泽东认为他的话非常有道理，于是同意了他的建议，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家名称，并沿用至今。

国家的名称定下来了，国旗自然也不能少。国旗作为象征着国家的标志，由人民来参与设计再好不过。

为此，新政协会议里的国旗审阅小组从全国各地征集了二千多幅国旗设计图，经过反复挑选对比，最终选出了两幅供毛主席与政协委员们选定。

旗帜都是红色为底色，图案却各有千秋。一面是五颗星，旁边有一条横杠。五颗星代表着党的领导，横杠则象征着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另外一幅则是一颗大星，周边围绕四颗小星，喻意着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熠熠生辉。

毛主席倒是比较倾向前者，但张治中却认为：横杠从来就没有代表河流的意思，在旗帜中间摆一道横杠，反而有种分裂的意味。会被有心人解读成分裂国家和分裂革命，届时就不好处理了。

并且一般人看到黄色的横杠就会想起金箍棒，在红旗里摆金箍棒，完全没有什么象征意义。

他的话获得了会议上大部分人的赞同，毛主席也认为有道理。最后经过会议商讨，最终采纳了张治中的意见。

在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张治中又一次为国为党提出宝贵意见：希望每位人大常委每年都应该去地方进行视察，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心声和想法，才能更好更快更有效地为群众解决问题。

而这项建议也毫不意外被采纳，并且到现在还在实施。毛主席还特别夸赞他是个“专做好事，为民着想”的好干部。

1968年，张治中卧病在床，身体大不如前。毛主席关心这位老朋友，还特地差人送去上好的人参为他补身子，希望他的病情能够好转。

但事与愿违，1969年4月6日，张治中还是没能熬过病痛，与世长辞，享年79岁。3日后国家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总理也出席告别这位老友。

张治中是特殊的，他虽是国民党出身，但从未与共产党交手或敌对，反而为了和平多次劝诫蒋介石，是真正的革命英雄。

在“弃暗投明”后也没有懈怠，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爱国之心。

他与毛主席、周总理的革命友谊也令人动容，双方虽然立场不同，但却有着为国为民的共同目标，并一起为之而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