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王城格局图
公元前673年的春夏之交，郑厉公精心准备的大戏进入了收尾阶段。针对周王室内部的王权之争，郑厉公经过上一年的步步为营和不懈努力，已经从当初的积极调停人转变成为周惠王的坚定支持者，也从一开始的劝和促谈者转身成为挟天子以讨篡逆的军事介入者。而这样的转变，让郑厉公从新郑复辟之后的韬光养晦角色再次成为纵横中原的诸侯领袖，并以周惠王的名义搬走了成周珍藏的“宝器”，也不知天下九鼎是否包括其中。现在，春暖花开，大地回春，正是把周惠王再次扶上洛阳天子宝座的绝佳时机。可以看到，这一切都是在郑厉公的精心盘算之下！
郑厉公在军事上所表现出来的造诣，着实令人惊叹！早在4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714年，即那个北戎侵郑的关键时刻，年轻的郑厉公也就是公子突，依据入侵者“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特点，建议郑庄公先以老弱应敌，并逐次详败，诱敌深入，在敌人进入三面埋伏之后，发起合围反击。郑庄公自然是采纳了姬突的建议，积极实施了这次在《左传》记载中的第一次伏击战，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一年，也是郑厉公第一次进入《左传》视野，但已经可以看出，姬突是一位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军事人才。在当时以车战为主的历史背景下，郑厉公能够放弃车战的传统战法，采用以徒兵伏击的方式创造性地展开军事斗争，不但显示了他不拘一格的创造性，也能从中看出一个优秀军事家应有的实事求是，知彼知己，行事周密的军事家个性。
郑厉公在军事上的创造性，让他不会拘泥于古代战场的所谓伦理，即如宋襄公所谓的“不鼓不成列”式的军事教条。相反，郑厉公一定会瞅准战机，先发制人。比如公元前699年，郑厉公在盟军鲁国和纪国军队还没有到达指定战场的情况下，竟然能以一国之力，力战齐、宋、卫、燕四国之师，且让四国之师溃败。这样的战例，能够以少胜多，除了突然袭击，先发制人，是绝无取胜可能的。
郑厉公在军事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善于用“间”，即从敌人的内部瓦解对手。比如，公元前697年，郑厉公为了剪除权臣祭仲，设法利用祭仲的女婿雍纠作为内应，请祭仲到郑厉公指定的位置参加宴饮，并相机刺杀祭仲。不过，这次除掉祭仲的谋划失手了。失手的原因是雍纠行事不密，雍纠之妻探知了他们的阴谋，并告诉了她的父亲祭仲。自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雍纠被杀，郑厉公出奔。
郑厉公的再次用“间”已是雍纠之乱过后的十七年之后，即公元前680年。在栎邑隐忍已久的郑厉公看准了郑国内部存在的问题，也抓住了他复辟的历史性机会。作为策略，郑厉公在途中俘获了郑国的执政大臣傅瑕，并以死威胁，最终傅瑕妥协，愿作内应。傅瑕回到新郑，轻而易举解决了在位郑国国君子仪，即郑厉公的另一个弟弟。傅瑕没有食言，按照承诺迎回了郑厉公，并让郑厉公重新登上了阔别已久的郑国国君宝座。可见，用“间”之道，以内奸为妙，郑厉公深谙其中真意！
毫无疑问，这次王城之战，郑厉公的计谋一定也会派上用场的！作为用计之人，郑厉公谋定而后动，不疾不徐，在一步步地创造攻取王城的最佳军事态势。这其中当然包括天时、地利与人和等诸多内外部条件。而在这一系列的计谋中，最为关键的当属邀请虢公共同参与到这次周惠王的复辟计划之中。依照《左传》的前文可知，当年周桓王剥夺了郑庄公卿士之职，其卿士一职就交给了虢公。如果现在，卿士之职仍然属于虢公，那么相当于周王室内部就有了郑厉公的高级内应。这在《孙子兵法》上，即属于“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郑厉公的如此大手笔，以其老辣，自然不会马虎。这既体现在全局上的把握，更体现在不放过任何细节！在攻取王城之前，郑厉公在弭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碰头会。弭这个地方在河南登封市的王城岗遗址附近，位于新郑之西30多公里处。显然，这是一次参与讨伐各方的协调会，尤其是与虢公进行的一次任务分工会，也可以认为是军事行动在时间和具体部署上的交底会。在《左传》中，这次会议只有“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九个字。胥者，小也。“胥命”，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开碰头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左传》没有列名，估计是参战各国大夫一级的实权人物，或者是国君亲信。这里说的参战各国，当然是指除了郑国、虢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参加。因为最少在这两个大国之下，还有很多附庸小国。比如这一年《左传》中提到的原伯，就是原国之人。
作为一次军事会议，要部署攻取王城，当然需要十分谨慎。正如《孙子兵法》讲的，“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因此“攻城之法，为不得已”。郑厉公作为一个久经战阵，深悉用兵之道的军事家，自然明白，在古代那个原始的冷兵器时代，城墙、护城河就是难以逾越的“天险”。因此，郑厉公一定不会采用强攻的战法，比如鲁隐公十一年郑国攻克许国时采用的攻坚战。从料敌从宽的角度看，尽管郑厉公宣传王子穨整日歌舞不倦，但其“五大夫”却不是一个酒囊饭袋。因为，“五大夫”也是一个用兵之人。
所以，从郑厉公的角度看，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发生战斗，也最好把战争规模控制到损失最小的程度。这样，摆在郑厉公面前最为合理的策略有两条。其一，由郑厉公负责护送周惠王，并从王城正南门展开讨伐，在正面讨伐开始之后，再由虢公以王室卿士名义从北面赚开王城北门，这样就可以兵不血刃觌进入王城，并一路来到内城宫殿区。如果内城也能照此被轻而易举地拿下，那真就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应该是损失最小的一种办法。其二，就是把攻城战役进行合理分工，采用声“南”而击“北”的战法，在郑厉公携周惠王佯攻王城南门的同时，虢公从北门实施偷袭，并一举得手。这在兵法上就是声东击西，也是奇、正互用。
据《左传》记载，“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五大夫。”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知，当时的郑厉公、虢公究竟是如何攻入王城的？是否采用了上述两种战法中之一种，或者还有别的途径。圉门，也就是王城南门。据考古证实，王城的宫殿区在整个王城的西南，外面是郭，里面有一个封闭的宫城。涧水自北而来，从西侧进入王城，在经过宫城后穿越城墙向南流入洛水。王城的南面就是洛水，洛水由西向东而去，算是护城河的一部分。王城的北侧、东侧属于墓葬区，北门城外就是北邙山，北邙山侯就可以俯瞰黄河，当时叫河。河是专有名词。虢公封地在今天的三门峡市，虢军从上游而来，也算是顺道。同样，郑厉公从新郑经由登封西来洛阳，大军在洛水之南开到王城南门也属合情合理。
由于《左传》对这次破城之战的记载十分简略，《史记》更是语焉不详，以故无法详细得知王城被攻破的具体细节。比如，王子穨和“五大夫”是谁杀的？是怎么杀的？是虢公杀的，还是被擒获后，在周惠王、郑厉公和虢公的共同主持下才被杀的？从文字的角度看，可以有两种断句，其一是“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五大夫。”如果这样断句，可以说成是在南北大军共同入城后，在郑厉公、周惠王和虢公汇合之后，才做出杀王子穨和“五大夫”的决定。其二是“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杀王子颓及五大夫。”这样的断句方式，则可以说成是虢公率先入城，先杀了王子穨和“五大夫”。
当然，上述这样的细节和疑问已经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作为《左传》的读者，也只能通过想象对这场攻城战进行还原。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即郑厉公作为一个古代军事家，那是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