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信出版要向你隆重介绍的一位重量级新作者——李成。对非学界中人来说，这个名字可能稍显陌生，但在全球中国中产研究专家中，李成教授早已跻身顶尖之列。

李 成

李成教授出生于上海，本科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上世纪80年代赴美留学，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博士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李成教授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首位华裔主任，为美国顶级的中国研究领军专家。2004年，李成教授与基辛格博士相识，就此开始了一段从未间断的友谊，到2023年6月，与基辛格共计会面约70次，得老先生指导良多，称基辛格为“恩师”。

在美国生活和工作长达38年之后，2023年7月，李成受聘于香港大学，担任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李成希望通过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消弭美国读者对中国的巨大认知误差，他将关注的焦点，锁定在了中国中产，而其中最为典型的群体就生活在上海，这座美国人最为熟悉的中国都市。

这便是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这本新书——《中产上海》的由来。

《中产上海：中国式现代化与新阶层的崛起》

在李成教授看来，要解释近些年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一个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国中产的崛起。

国内不少人对于中国自身的强大给外部世界造成的冲击缺乏了解，对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尤其是中产人群的重新分布认识不足。如果中国自身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换位思考，就很难理解外部世界面对中国的强大而产生的不同反应。在《中产上海》中，李成教授指出，虽然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将受到西方推动的“四化”，即，泛政治化、泛安全化、逆全球化、两极化的冲击和限制。但一个稳定、自信、注重综合实力的中国有能力与西方的“四化”反其道而行之。

同时，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有所放缓，中国中产存在信心不足的问题。

由此，李成提出应当重视“中产”的力量，受大环境影响，虽然人心浮动，但回归理性，中国中产持续增长的趋势不会发生太大改变。未来，对内，中国中产将成为深化改革的驱动力量；对外，中国中产可以改变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方式，扩大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外延，提升国家软实力。本书也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上所说的机遇和使命，不只是对个体而言，也是对城市、对中产群体、对国家而言。《中产上海》不仅突出了全球东西方、南北方中产力量在世纪之交后消长变化的历史性反差，而且论证了中国中产的崛起是对共同富裕理念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诠释，从全球的角度而言，中国还有望在世界经济复苏和中产共享增长中起到引领作用。《中产上海》是一本在当前国内外环境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阅读的深度作品。

双重焦点

为什么是中产？为什么是上海？

曾广为流传的中产标准是年收入6万～50万元。

但这一标准遭到质疑，不少家庭收入在此区间的人称自己“被中产”。处于这一收入区间的人群中，没房没车的人觉得自己“没房没车算什么中产”？有房有车的人觉得“生活压力大，精神焦虑，算什么中产”？

收入似乎一般被作为决定是否是中产的最重要标准。

然而，围绕着中产的收入范围总是争议不断。

在家中人口、祖传家产、地理位置、住房价格，以及影响家庭生活水平的其他因素方面，不同家庭的情况千差万别，不能简单用收入作为衡量标准。

从其他国家经验看，中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财产概念，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主流的价值观、生活理念以及态度。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虽然影响中国国内转型和世界作用的力量为数众多，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中产的迅速兴起和爆发性增长。

中国正在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这一过程很可能对社会每个领域，特别对中国的经济、环境、教育、政治、社会凝聚力和文化产生广泛影响。

在国际方面，中国新兴的中产已经开始改变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方式，在紧跟跨国文化潮流的同时，扩大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外延和软实力的提升。

可以预见的是，今后几十年，中国中产将成为改革的驱动力量，承担改革的代价、享受改革的裨益。对海外的中国观察者来说，中国中产体现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多维度变化，因此是有用的研究课题，可以帮助外国政府，确定与中国打交道的有效政策选项。从上海这个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来回顾中国过去20多年的发展和对外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甚嚣尘上的“全方位中国威胁”的假设和相关政策措施太过简单、思虑不周、误入歧途。至于书名中的另外一个关键词“上海”，作者李成教授写道，这并不是说他想用上海指代中国，“当然，上海不能代表全中国”。但，了解上海对弄懂现代中国至关重要。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有多重身份，至今依然。上海的地方性、国家性和世界性身份都生机勃勃，既互相加强，又在不同的情境中各自保持独立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中国勠力把长三角地区建成经济中心，把上海定为长三角的“龙头”，自那以来，上海就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1978年之后的中国发生的许多重要现象，如商业社会的重兴、证券市场的建立、外国投资、土地租赁、房地产繁荣、农民工进城、电子商务的扩张、人工智能在城市发展中的应用、市场经济的发展等，都是要么起源于上海，要么对上海产生了深刻而直接的影响。近年来，中产的快速兴起和增长超出上海，扩展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包括内地的二三线城市。上海不可能是“另一个中国”。不过，可以说它因其特有的世界性亚文化，是中国一个独特的城市。上海，也就有了研究的意义。

被文化塑造的“上海中产”

李成教授在《中产上海》中指出，2010年，中产大约占上海劳动力的40%。2018年，上海超过500万住户可算作中产家庭。放眼上海周边更大的地区，华东中产（上海、浙江、江苏、福建、江西、山东和安徽）占全国中产的44%。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的一份报告，全国城市家庭资产平均值是318万元（约合45.4万美元），中位值是163万元（23.3万美元）。同年，上海居民家庭资产的平均值是807万元（115万美元）。

上海，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上海在国内外的竞争力来自于这座城市的人才，而人才孕育于这座城市的独特的文化氛围。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009年，全国1/4以上留学回国人员居住在上海，上海的海归人数在中国31个（不含港、澳、台地区）省级行政区中位列第一。不仅如此，同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在上海的院士60%以上是海归，102人曾长期在国外工作。著名大学和文化机构（如博物馆、艺术画廊、剧团和其他表演团体等）云集上海，不仅使它成为中国两大教育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北京），而且帮助培育了特征明显的海派文化。上海特征鲜明的亚文化中这些活力四射、多元兼容的发展十分重要。

今天的上海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这不光是因为中产的爆发性增长所导致的上海经济与金融地位的提高，也因为上海代表了一个世界性文化的再次兴起和跨国力量的充沛活力。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与西方国家有着紧密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因此乐于接受国际价值观。中国中产消费的增加会帮助减轻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缓解经济紧张关系，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变得和发达国家相近。另外，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过一定的西方教育，对外部世界有更深刻的了解；他们是催动中国发展的力量。

“共同富裕”就是中产扩大之路

近几年，国内结构调整和国际紧张关系造成经济增长放缓，给中产带来了挑战。全球和中国中产的数量都出现过短暂波动。未来受产业转型、金融风险、人口结构等影响，中国中产的数量仍然有波动的可能。但李成认为，只要不发生大规模战争或其他不可预测性事件，全球中产的发展趋势和分布就不会剧烈改变，全球仍在向中产世界迈进。中产的扩大能够增强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处于“静态稳定”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中，看似稳定，但遇到重大危机可能会突然崩溃；而若能调整至椭圆形的动态稳定结构中，虽然看似磕磕绊绊不断，却不太可能瞬间坍塌。

一旦中产占到总人口的60%到70%，社会就会形成椭圆形经济和社会结构，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福利国家建设的结构。中国持续扩大的中产不仅可以发挥稳定器作用，为世界和平发展筑牢基础；还可以扮演推进器角色，通过进一步扩大消费和进口，为全球市场注入信心活力。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共同富裕”这一词的具体表现。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塑造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更不是劫富济贫，而是中产的做大做强。“共同富裕”不是要限制民营企业，而是要通过激励市场经济的三大动力（消费、投资、外贸）来促进中产的增长。目前就消费而言，中国中产群体的潜力还未真正释放。要实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的关键不在于富人群体，而完全依赖中产社会的形成。

中国中产的增长与国内的共同富裕、绿色发展，以及对外的包容性增长与和平发展理念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就如郑必坚先生所说，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奉行的零和博弈思维和战争、殖民、掠夺、胁迫的现代化老路”。就中国的数据来看，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有8亿多人摆脱贫困，4亿多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可谓异军突起，规模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中产和全国人口中的占比都在30%左右。受大环境影响，人心有焦虑非常正常，但回归理性，从实际数据来看，这一趋势仍不会变。

无论在国内政策层面还是对外关系层面，未来中产的包容性增长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都至关重要。

中国中产，体现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多维度变化。《中产上海》不仅为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有益参考，也为政府和企业制定相关政策和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