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历史上有一次革命被称作“二次革命”，但一般人对此并不是太了解，常常将其同护法运动，护国运动等等混为一谈，这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这次革命在时间上实在是太短了。
二次革命发生在1913年7月的江西，是由李烈钧为总司令组织的一次反袁斗争，是辛亥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起义，虽然时间只有两个月就失败了，但他对全国所造成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也反映了国人当时反对帝制，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之勇烈之心。
李烈钧，字协和，号侠黄，江西省九江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他青年时期便追随孙中山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后被任海陆军总司令，中华民国成立时被任江西都督，1927年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省政府主席，他坚定地主张改良政治，一致抗日。1946年于重庆病逝，消息传出，举国悲痛，国民政府予以国葬，中共中央除发来唁电外，周恩来和董必武等还亲临吊唁。
作为一位老资格的民国革命元老，李烈钧的知名度并不高，我很长时间里也就知道他湖口的二次革命以及送五子抗战这两件事，他的主要功绩是在辛亥革命这一段时间中，到了后期，他因厌恶打内战一直被赋闲，所以，国人对他知之甚少也是很正常之事了。
李烈钧自幼读书习武，不仅能写一手好字，还擅于击剑。由于父亲曾参加过太平军，这对他入行伍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入江西武备学堂，继而赴日留学，先后入东京振武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乃武人正宗之科班出身，同学中就有阎锡山、唐继尧、程潜等一众名人，后来又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自此矢志于民主革命运动，艰苦奋斗，百折不回。
毕业回国后，先在江西新军中任管带，一直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曾因宣传反清思想遭拘捕。后来去了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道提调。辛亥革命爆发，李烈钧被推任九江督府参谋长、海陆军总司令，迫使北洋海军主要舰艇宣布起义。之后先后带军光复安徽、率舰队西进武昌迎击清军。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江西都督，他积极整顿军事、政治和经济，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江西成为当时在全国举足轻重的省份。
他坚持信念，特立独行，一切为安定民心，富民为本而为，故深得当地民众拥护。袁世凯曾用200万元为李烈钧“祝寿”，并提出为他晋勋，想以此收买他，都被他拒绝。二次革命的导火线是宋教仁刺杀案，作为各界共同认可的民国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他在去北京时被刺杀于上海车站，民国初年最值得期待的一场政治实验，刚刚开幕便宣告终结。
国运之衰，莫此为甚。行刺者抓住后不久便被人毒死，至于幕后主谋，百年以来，聚讼纷纭，袁世凯、赵秉钧、孙中山及陈其美等民国初年政坛大佬，皆被指为疑凶。与此相应，各派之间，不仅在案发当时相持不下，时至今日，依然大打笔墨官司。
现在国共两党的正史都把袁世凯判定为刺宋主谋，因为当时袁世凯正走在独裁的路上。但我觉得在上述四大嫌疑人中，首先要排除的正是这袁大总统，其次是赵秉钧，至于理由在此就不叙述了，太复杂，且有悖于主流论断，就此打住。
宋教仁被刺，袁孙彻底反目，孙中山决意再次发动起义，但纵观当时整个中国，革命力量很是弱小，当时在全国各省都督中，国民党党员只有三人，即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广东都督胡汉民。而正当大家还在讨论是否要对袁世凯进行武力征讨时，李烈钧已在江西湖口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枪。
所谓二次革命乃是相对于辛亥革命而言的，李烈钧自己也知道，此次举事成功的希望非常之渺茫，当时就有人劝告他不要这样做，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比较，袁世凯实在是过于强大，起事必败无疑。
李烈均是这次讨袁军的总司令，他既知道成功渺茫，也知道反袁会失去巨大地既得利益，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起兵反袁，面对置疑，他坚定地回答道：“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只有打，这是我的人格问题。”并在通电全国的檄文中写下了掷地有声的十个大字，“宁做自由鬼，不做专制奴。”
实力悬殊太大，各地军阀实力派也看清楚了这一点，纷纷是静观其事，仅有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四川熊克武宣布独立。虽然后来的陈炯明也宣布广东独立，但当时有实力的浙江朱瑞及云南蔡锷，仅仅是宣布中立。
随着广东被袁世凯收买，安徽又力量太弱，随着南京被张勋攻克，冯国璋率领的袁军强力推进，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及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亡日本，不到两个月的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对二次革命的评说也是议论多多，不管是肯定或否定，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按照当时之局势，国民党内如一盘散沙，加之袁氏集团过于强大，失败是必然之结果。
二次革命失败后，李烈钧流亡日本，后回国与蔡锷和唐继尧一起发动护国运动，揭起护国讨袁旗帜，举兵讨伐袁世凯反对其称帝；及至两年后的1917年，他又参加了孙中山在广州发起的护法运动，任大元帅府总参谋长，积极做北伐准备。他一直追随孙中山，是其左膀右臂，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最有力的助手。
“他的心中只有共和自由的信念，为此坚持了一生。”但是，他也是个特立独行之人，绝对不会跟风附势，有着自己的思想和信念；虽然他追随孙中山，信奉三民主义，但不盲从。
比如，当孙中山解散同盟会，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所有党员只承认一个领袖，要求党员对他本人要坚决服从和效忠时，李烈钧就认为这这有悖于民主自由的原则，因而并未予以支持。尽管后来为了顾全大局，他还是加入了。
孙中山在北京病重，李烈钧急赴北京。待其溘然长逝后，李烈钧参与主持丧事，并亲拟挽联：才逾汤武，功盖桓文，九万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出秉节钺，入赞戎机，二十年共患难，山颓安仰，上为国恸，下为私哀。
在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烈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委员会常委。
李烈钧除了反对专制不得已兴兵外，他从骨子里是反对打内战的，他与冯玉祥有很好的交情，但中原大战时，冯玉祥和阎锡山联播反蒋时，李烈钧就没有支持；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时，李烈钧曾写诗表达了自己对此的不同看法，诗云：叹息故园多鹤唳，懒从沧海看龙争。阋墙毕竟缘何事，孰挽银河洗甲兵。
作为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大革命后虽然蒋介石也给他安了个中央委员，但其实也是让他赋闲了，加上他也同中央的很多看法相左，时不时地还发表一些反蒋言论，这弄得蒋先生很是不爽，自然他便渐渐脱离了权力中心，仅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人物给供起来了。
其实这也是个必然趋势，自从李烈钧担任总参谋长开始就没有直接掌兵了，在那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自然会逐渐失去话语权。算来还是阎锡山的算盘精，死把着兵权不放，一直混到去台湾前；而包括李烈钧在内的同盟会早期大佬们，如胡汉民、熊克武、柏文蔚等等，不都成了元老泥塑、党国点缀。
“九一八事变”时，面对蒋介石寄希望于国际调停而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李烈钧很是反感，他曾赋诗讥讽蒋介石：“回望茫天际，狂涛滚滚来，盲人操巨舰，犹自逞雄材。”及满洲国成立。李烈钧更是频频致电蒋介石，批评国民政府不作为，建议蒋介石领导抗日。
全面抗战爆发后，被闲置已久的李烈钧四处奔走，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亲上庐山面见蒋介石，主张国共合作，共御外侮。西安事变发生后，李烈钧为审判张学良的军事法庭审判长。李烈钧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蒋介石随后发布特赦，但实际上却软禁了张学良。
由于身体的原因，卢沟桥事变后他一直患病休养。但他在抗战期间却作出了令当时人们交口称赞之事，那便是将五个儿子全部送上了抗日战场，其中还包括两个正读大学的儿子，也让他们中断学业奔赴疆场，他在给儿子们的赠诗中写道：
我送儿辈出乡关，杀尽倭寇方回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为此，蒋介石亲自送来“五子从戎”的匾额，以示褒扬。当时媒体对此事广为报道，称为"党国元老，五子从戎"，轰动一时。从李烈钧这首赠别儿子的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老将军慷慨激昂的血性和报国之心，对他这首诗的文采也佩服不已。
其实，李烈钧虽为武将，但他熟读百家，贯通经史。能文能武，一笔好字尽显其不凡之功力，庐山仙人洞所题“常乐我净”，石松之石上所题“纵览云飞”均是李烈钧的手笔。抗战胜利后，虽然他的身体日渐衰微，但依然为国忧心，及至1946年2月，病危中的李烈钧立下遗嘱：“兹者强敌虽摧，危机犹伏，全国同胞，务祈上下一心，精诚团结，咨诹善道，察纳雅言，紧握千载一时机会，迅速完成现代国家之建设，共维世界永久之和平。”
64岁的李烈钧走了，他为了反对专制，追求民主自由奋斗了一生，他上马能打仗，提笔能写文，下马能从政，是一个在当时难得地全才。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的老朋友冯玉祥对他的评价是，“对国忠，对党实，对人义，对友直，行无所畏，言无所忌，实大仕、大智、大勇者。”在为他举行的国葬上，有一幅挽联对他的一生作出了总结，给予了极高地评价：
湖口烽烟，珠江弹雨，滇池骏浪，燕塞征尘，当年砥柱中流全凭一旅；
鲁连仗义，武乡用兵，高蛮英名，伏波韬略，屈指复兴元老几见斯人。
尽管现在李烈钧的名字已掩在历史帷幄深处，但是，人们是会记住这位被孙中山称赞为“上马能武，下马能文，诚不可多得之当代儒将。”的李烈钧将军。他在中国历史，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中所作出的丰功伟绩，是不会被后人遗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