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七年秋，唐高祖李渊的处境岌岌可危，如同待宰的鱼一般，徒劳地挣扎着。在杨文干造反事件中，他撕破脸皮地与李世民摊牌，试图息事宁人。然而，转眼之间，突厥再度南下，一些人以此为由劝谏李渊迁都。 迁都的地点，并非洛阳或河北等有山川险阻可守之地，而是南阳盆地。这个选择耐人寻味，洛阳是李世民的势力范围，河北则是李建成的地盘，李渊不敢踏足，只能选择这块唯一的无主之地。这张地图，无声地诉说着老皇帝的无奈。更令人唏嘘的是，李渊此时依旧执着于制衡之术，不断试探李世民的底线，却不知自己早已被李世民渗透成了筛子。他甚至只能派李世民的铁杆支持者宇文士及去南阳盆地勘察地形。

这次迁都之议，实际上宣告了李世民对长安的完全掌控。李世民以“不击退突厥，何以迁都”的理由否决了迁都的提议，并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彻底粉碎了突厥的威胁。李渊的迁都计划就此搁浅。他手中握有长安和洛阳，却要迁都山南，这其中的无奈和心酸令人感慨。然而，他也始终抱有重新布局的希望，试图在新棋盘上重新掌控大局。可惜，他的权力架构基础并不稳固，天下是李世民打下来的，李渊却在李建成造反后选择赦免，这种和稀泥的做法，无疑加剧了他自身的困境。

武德八年五月，李唐恢复十二军府兵制。表面上看，李世民是十二位大将军的府兵主席，但实际上，他已经牢牢掌控了府兵。半年后，李世民被任命为中书令，控制了草拟诏令的中书省。尽管李渊同时任命李元吉为侍中，试图继续制衡，但效果已微乎其微。因为李世民的亲信宇文士及已经代理了检校侍中的职务，门下省也落入了李世民手中。至此，三省皆被李世民掌控。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李世民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他收回了益州道行台尚书令的职位，并获得了蒲州都督的职务，将河东地区也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切的达成，都源于他的赫赫战功。在突厥入侵的战役中，李世民的虎将李靖和李世绩力挽狂澜，击退了突厥。

此战后，李靖被任命为灵州道行军总管，李世绩则成为了并州都督，这两人都是李世民的铁杆支持者。此外，李世民还将心腹李安远安排到了晋州都督的位置上，掌控了北方的核心钱袋子绛州。至此，李世民已经控制了关中、河东、中原、蒲州等地，形成了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包围之势。

武德九年，李世民的势力已成，双方矛盾也日益激化。李世民将镇守洛阳的心腹老将屈突通调回长安，并派亲信张亮前往洛阳联络山东豪杰。与此同时，李建成和李元吉也开始了最后的反扑，毒酒事件便是发生在这个时期。李世民中毒吐血后，李渊的反应令人费解。他一方面安抚李世民，表示曾打算立他为太子，另一方面却以李建成是长子为由，拒绝了李世民的继承请求，甚至一度提出让李世民去洛阳建立类似汉梁孝王的藩国。

然而，在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劝说下，他又反悔了。李渊的这一系列操作，似乎是在鼓励李建成和李元吉对李世民下手。李渊鼓励李建成和李元吉出手的证据，在李渊准备前往避暑的安排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李建成推荐李元吉接替李世民督军北伐，并试图夺取李世民的兵权，甚至诬陷杜如晦和房玄龄。李渊对这些举动都予以默许，甚至在李元吉提议杀死李世民时，也没有明确反对。这一切都在暗示李建成和李元吉，可以对李世民动手了。

传统印象中的玄武门之变，往往将李世民描绘成一个被逼无奈的受害者。然而，通过对史料的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场政变的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李世民并非被动应战，而是精心策划了这场政变，并将其掌控在自己的节奏之中。他利用天象异变，制造舆论，并通过间谍掌握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计划。在政变当天，他不仅控制了李渊和三省官员，还调动了大量的兵力，形成了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包围之势。所谓的“玄武门之变”，实际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泛舟之变”。李世民通过控制李渊，掌控了整个局势，并最终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

李世民在史书中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迫出手的受害者，以掩盖他处心积虑的夺权计划。然而，史料中的一些细节却暴露了他的真实意图。例如，尉迟恭声称已有800名士兵进入皇宫，这说明李世民早已做好了准备。此外，李世民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计划了如指掌，也表明他早已布下了情报网。整个玄武门之变，从示弱骄敌到一击必杀，都体现了李世民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他以猎物的姿态出现，引诱对手进入陷阱，最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