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此时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程度的解放。在春节前夕，中央领导陈云接到了一封信件，写信的人赫然是林彪的女儿——林晓霖。

由于林彪在党内历史的特殊性，作为他的女儿，林晓霖的身份其实还是相当敏感的。不过陈云还是打开了这封信件，仔细阅读起来。在信件中，林晓霖提到，如今人们已经可以站在更加客观的角度看待历史，因此各个野战军都开始了对军事的编撰，唯独四野由于林彪的关系，一直没有编撰军史。因此林晓霖提出，希望可以启动四野军史的编撰程序，同时修建平津战役纪念馆。

看了这封信件后，陈云不由得连连点头。的确，作为在解放战争中立下卓越功勋的老牌野战军，四野即使和林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在林彪已经身亡二十余年的情况下，四野和林彪都需要得到客观的评价。于是，他急召洪学智，把这两件事情交给了洪学智去办。

为什么会交给洪学智来办呢？其实洪学智是少有的参加了四野组建全过程的干部。1945年，担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的洪学智就已经按照中央的部署，转入东北，开始了在东北的艰苦斗争。他亲身经历了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的发展经历，对四野的历史十分熟悉。

接到陈云委托后，洪学智也十分激动，他作为四野的老同志，也在盼望着四野能摆脱阴影，编撰属于自己的军史。于是，他立即着手开始准备工作。

虽然得到了陈云的大力支持，但修建四野军史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件相当敏感的事情。陈云对此就有明确的认识：当初解放战争的时候，四野的干部都是很神气的，结果后来林彪出了问题，大家就都抬不起头了。要想扭转试图遮掩四野军史的思想观念，就必须用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编撰军史，历史是需要得到尊重的！

于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就成为了四野军史编撰组的工作方针。1994年2月28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四野军史的编撰，工作正式开始。陈云亲自担任总顾问，洪学智担任编撰组组长，同时他们也请出了萧克、吕正操等依然健在的四野老干部，为当年的军事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当初四野的组建和其他野战军有所不同，它是中央从各地抽调精干力量赶赴东北组建起来的，因此成员组成很复杂，如果不是洪学智本身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换了其他人，这个工作可能就无从入手了。出于严谨的历史态度，洪学智力求战史中的每句话都有出处依托，他大量翻阅档案室的材料，并结合自己的记忆，最终理清了四野战史的每一束脉络。

不过，四野战史编撰组的不少成员也感到了压力，不仅是来自工作本身的压力，也有来自政治思想上的。很多人都表示，林彪在四野的历史上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究竟该如何编写有关此人的历史？是否需要采取回避的态度？对此，担任总顾问的陈云亲自指示：对于林彪的功绩，无需回避，从实纪录即可。

得到了陈云的亲自指示，工作组的成员至此再无顾虑，众人开始实事求是地将四野战史的一件件事情记录下来，这支功勋部队的发展历程在大家的眼中越来越清晰。看到四野战史的编撰步入了正轨，洪学智也开始着手准备平津战役纪念馆的修建。

平津战役纪念馆最大的问题是选址。这场战役中，意义最大的两个解放，一个是天津的解放，一个是北平的和平解放，因此纪念馆的修建将会在这两个地方之中做出选择。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北京作为首都，显然是纪念馆最应该考虑的选址，但陈云认为，天津更合适。

北京当时已经有大量的革命纪念馆，而天津却寥寥无几，这有些不够均衡。此外，天津是解放军直接击溃敌军解放的，从军事角度来看，也是解放军的重要战果。最终洪学智决定，平津战役纪念馆修筑在天津。1995年11月29日，纪念馆正式动工，两年后，纪念馆正式竣工，而且进入观看无需门票。

1998年，四野战史的编撰工作也顺利完成，令人惋惜的是，此时的陈云已经病逝。洪学智亲手把战史放在了陈云的墓碑前，以此来告慰这位老领导，自己完成了他交代的任务。洪学智主持编撰的这部四野战史，后来成为了研究解放军军史的重要材料，它精确客观地还原了四野这支王牌部队的发展，是国内不可多得的战史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