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派经典《私人生活史》中，讲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很多大城市都遇到了一个问题：城市混乱。

问题源自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大多数人口也是居住在乡村，上有老下有小，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养老”根本不是个问题。

工业革命后，大量乡村人口被迫（或主动）来到城市，进入工厂打工。那个时代打工其实只能勉强生存，一对夫妻一个月的工资正好够房租和面包，生病只能硬扛着。

但问题是，老人孩子怎么办？那时候十几岁的孩子都要到工厂上班了，家里根本没人照顾老人孩子啊！

如果夫妻一方不上班照顾吧，那不可能，因为少了一个人挣钱，日子过不下去的。你说带着全家回农村吧，地都被别人租走买走了，就算回去日子也不一定好过。

养老问题还不算太大，毕竟那时候能活到“老年”的人并不多，大家都知道“养老”不太现实。

养孩子就麻烦了，父母都打工去了，孩子咋办？19世纪末很多工人家庭是这么解决的：如果孩子很小，就几家人一起，雇一个保姆照顾一群孩子，别让孩子饿着就行；等孩子长大了，满街乱跑想办法贴补家用吧。

但长久这样不是个办法，“养老育婴”牵扯到社会道德问题，都因为生计对老人孩子弃之不管，显然会让“不道德”的人群增加，尤其是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会很麻烦。

于是，欧洲很多国家开始尝试政府出面“养老育婴”。

有统一的标准，有伙食补贴，有医疗保障——大多数工人家庭如释重负，可以安心上班了。

所以，城市化的基础，就是要解决主要劳动力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全力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做出成绩。所以，“养老育婴”慢慢地要转化为社会责任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