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兆云

贺龙、罗瑞卿、刘亚楼（左一）在观看演出后与演员合影

经过近两年锤炼，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因事前在《北京晚报》刊发了公演消息，一时观者如潮，第一天就座无虚席。

公演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刘晓偕夫人前往观看，赞不绝口，并很快将感受告知周恩来。次日黄昏，周恩来陪夫人邓颖超散步到儿童剧场，既没有通知空军，也没带随行人员，买了两张票就进了剧院。虽然没有消息报道，但周恩来观看《江姐》的“口头新闻”，却还是迅速在首都文艺界传播开了：空军搞出了一台大歌剧，把总理都吸引住了。

《江姐》在京公演20多场，场场爆满，反响强烈，各报社记者和观众纷纷撰稿赞扬。刘亚楼分外高兴，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宴请《江姐》剧组。当剧作者阎肃向他敬酒时，刘亚楼意味深长地说：“你得向江姐敬酒！”他叮嘱阎肃，也叮嘱剧组要戒骄戒躁，重视观众的反映，边演出边修改。在刘亚楼的指示下，文工团专门登门拜访有关专家，向部队官兵征求意见；而且，每次演出散场后，剧组演职人员得身穿便装，跟随观众挤上公共汽车，一路听取他们七嘴八舌的评判，并且连夜整理出收集到的观众意见，然后逐条研究，能改的第二天就改。刘亚楼特别规定，这是以后演出中的一条制度。

周恩来看过演出后，《江姐》剧组的演职员们都盼毛泽东也能来看一看。谁也没想到，他们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10月13日晚7时，毛泽东在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得知毛泽东真的来看自己的戏了，演员们激动之余，开头有点紧张，但逐渐控制了情绪，越演越好。帷幕一拉开，毛泽东便被戏中的情景给吸引住了，看得很专注，不时鼓掌和开怀大笑。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登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祝贺演出成功，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观看《江姐》的特别报道及同剧组全体人员合影的照片。据悉，毛泽东一生中，只看过两部歌剧：一部是在延安看的《白毛女》，另一部就是《江姐》。

毛泽东看完《江姐》后意犹未尽，又于翌日在中南海专门召见空政文工总团的领导和有关演员。在高度评价了这部歌剧后，他说：“那么好一个同志，为什么让她死了呢？”得知阎肃就是剧作者，毛泽东看着他说：“你看是否可以不要江姐死，要把沈养斋抓住。就让双枪老太婆带兵把沈养斋包围，不要跑掉了，要抓住嘛！”

阎肃心里一愣：不管是生活中的原型还是小说《红岩》中的人物，江姐都是牺牲了的，他可从没考虑过让江姐在歌剧舞台上不死呀。这话是毛主席随意说的，还是……他正不知如何回话，毛泽东却又说开了：“你们的剧情催人泪下，主题歌《红梅赞》唱得人心潮澎湃。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会见结束后，毛泽东特地让工作人员取来一套精装的《毛泽东选集》，送给了阎肃。

江青是跟随毛泽东一起观看《江姐》的，她也听到了毛泽东的评价。然而，几天后，她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竟对空政文工团负责人牛畅等人说：“《江姐》这个剧立意不好，你们怎么能突出表现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女性呢？应该写许云峰、成岗，突出表现工人阶级才对。我看你们空军最好不要演了，我要另外抓个现代京剧《红岩》，反映工人英雄。”

“第一夫人”这番发话，牛畅等人自然不敢怠慢，连忙报告刘亚楼。刘亚楼已有耳闻江青“抓文艺”、插手文化部《红灯记》等剧目的事。他当然不愿意由江青摆布，说：“你们演你们的！”

那时江青还不敢为所欲为。她见空军不买账，只好退一步，要求空政文工团把音乐改一改，说：“你们用南方的音乐谱曲，听起来缠绵悲戚，不够健康。应该用河北梆子的旋律谱曲，那样歌唱起来才慷慨激昂。你们回去要把这个剧本修改一下。”刘亚楼听了文工团领导回来后的汇报，觉得江青的意见并不妥。

得知自己的要求未被采纳，江青有点窝火，当着牛畅等人的面说：“你们军队很粗暴，一点也不尊重我的意见。听说还下了个决定，把你们文工团的管弦乐队都砍掉了！”牛畅告诉她：“总政文化部是有这个决定，可能主要是考虑管弦乐队占人多，不适合下部队演出。但我们的刘司令员不同意砍，下命令要照样保留管弦乐队。”

虽然空军表现出了种种不欢迎江青的姿态，引起了她的诸多不悦，但她还是说：“你们的司令员保留管弦乐是对的，我看他很有水平。”

《江姐》移师南下后，先后在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公演，在中华大地掀起一股旋风。《江姐》每到一地，剧院每天清晨便排起了长龙般的购票队伍，预售票要提前五六天，而且团体票也只能限购20张。从1964年11月19日至翌年初，仅在上海就演出了43场，场场爆满，观众达7万多人。

这期间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扮演“一号江姐”的青年演员万馥香，怀着激动的心，将毛泽东观看演出后和大家合影的照片寄回家乡，以便让母亲分享自己的幸福和喜悦。不料却又引起那些原本就反对她穿军装的人的忌恨，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告她的状。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江苏省委领导为此先后向刘亚楼反映：有人写告状信，告你们，告万馥香。为了弄清事情真相，刘亚楼交代率队领导、空政文工团歌舞剧一团团长兼政委王振魁亲自作调查。得知实情后，刘亚楼说：“小万的事情你们就别管了，要打官司，我来打！”有司令员撑腰，万馥香不仅仍是“一号江姐”，还被邀请到兄弟剧团谈体会，介绍演出经验，并写文章在香港报刊发表。

可以说，《江姐》这部戏是刘亚楼一手抓出来的。最为感人的是，他在上海治病时，仍关心着《江姐》。空政文工团一到上海，他就召见文工团领导和主要演员，并抱病参加了11月19日在沪的首场招待演出。1965年春，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但不管身体多么难受，他仍不时询问演出情况，有时还把编导和演员找来，逐条研究观众的意见，修改剧本。最后一次，他忍着剧烈的肝疼，语重心长地对编导和演职员们说：“你们的戏已经演了不少场了，到处受到好评，我赠给你们几句话，算是祝贺吧：谦虚谨慎，重视缺点，保持光荣，发扬光荣……”

当《江姐》在南方越演越红时，江青再次表示了不满。

从1963年开始，江青便忙于培植“革命样板戏”，先后抓了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这其中没有一个属于部队文艺团体的创作。《江姐》的成功，给了她一个不可多得的天赐良机。她以为在空军找到了一块“试验田”，不料空军并不买她的账。但她没有就此罢手，还在寻找机会。

1964年12月中旬，江青得知刘亚楼到上海治病了，又把牛畅叫到了中南海紫光阁，说：“主席现在很忙，主要在考虑国际共运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让我替他抓一抓文艺。这几年文艺界的思想很乱，创作也很乱，我准备开一个会，搞一个文件，抓一抓这件事。”牛畅听得正有些不知所以然，江青却又夸起他来：“我看了你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你提出了文艺创作要遵循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三化’原则，我同意你的观点。”

牛畅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周总理看了《江姐》后，同我谈的意见。那篇文章，我只是谈了一点对总理指示的理解和体会，‘三化’也是总理提出来的。”

江青见牛畅没有领会她的意思，忍不住瞪了他一眼，并旧话重提：“你们团那个《江姐》，主席和我都看了，主席对这个剧有点意见。我呢，也有看法，想另外搞一个，当然还可以考虑让你们演。阎肃的歌词写得还不坏，你把阎肃叫来，把整个创作队伍都叫来！”

牛畅听罢，心里顿时翻腾开来。他虽然没有分管《江姐》的具体业务，但这部歌剧凝聚了空军首长和全团同志两年多来的心血，如果江青另起炉灶，岂不是对这个戏的全盘否定？在这次奉命前来时，牛畅就向空政副主任王静敏作了汇报，王静敏指示：“江青同志找你谈话，第一，先听她讲；第二，如果提到《江姐》，问什么，你就答什么，修改不修改，要请示刘亚楼司令员。”王静敏指示的含意，牛畅当然心知肚明。于是，他没有和江青硬顶，而是委婉地说：“这件事我可能参加不了了，我马上要去越南。”

江青问是怎么回事。牛畅答：“最近越南南方游击队在西贡炸掉了美军52架Ｂ—52型战略轰炸机，总理给我们空政文工团布置了一个任务，搞一部反映抗美援越的京剧。国防部正在与越南方面接洽，我们很快就要前往越南采访体验生活。”

江青听后半晌不吱声，良久才换个话题问：“《江姐》还在演吗？”

得知眼下正在上海演，且不久就要移往广州，江青拖着长音调说：“我看就不要在南方再凑热闹了，该根据主席的意见停下来好好修改才是！”

会见结束后，牛畅把与江青的谈话整理出来，上报空军党委。后来，他才知道，江青如此这般阻挠《江姐》在南方演出，是因为她嫁接、培植的两部现代京剧也正在南方演出，但票房率比不过《江姐》。

虽然上海的“江姐热”干扰和冲击着江青在沪搞的“样板戏”，可刘亚楼在上海，空军就不买江青的账，继续演出，直至翌年初才移师广州、深圳。邓小平在广州南方戏院陪同日本共产党访华团观看了此剧，给予很高的评价。据1965年的报纸报道：“从2月28日至3月8日，歌剧《江姐》先后在深圳演出8场，场场满座。近8000多香港观众专程前往深圳，观看了歌剧团的演出……香港电影、戏剧界的人士还曾同歌剧演员们举行了几次座谈。《文汇报》、《大公报》和《新晚报》也刊登了很多文章和图片评价这个歌剧……”

在广东告别演出后，剧组又前往武汉。江青见几度降温都无法降下“江姐热”，实在忍不住了，阴阳怪气地对在家主持工作的空军政委吴法宪说：“你们那个《江姐》，风头出得还不够吗？该刹车停演了！”

吴法宪不敢怠慢，背着病危中的刘亚楼，把正在武汉公演并拟赴郑州、西安演出的《江姐》剧组召回北京，将公演改在内部演出，而且，仅演几场便刹车停演了。《江姐》被她打进了冷宫。颇有意味的是，随着“文革”的到来，江青有更重要的事要忙，竟顾不上另搞《江姐》这个念头了。直到1977年，即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空政文工团才得以复排此剧并在京公演。因为此时华夏大地还在受“两个凡是”的干扰和影响，让江姐“复活”之事再度提出，而且是非改不可。阎肃和剧组虽有困惑，也只能违心修改结尾：解放军先遣部队在华蓥山游击队配合下，冲进渣滓洞，在千钧一发之际救出了江姐。使阎肃和剧组感动的是，对歌剧《江姐》曾予以关怀、在“文革”中深受迫害的罗瑞卿大将，再次前来观看，只不过，这次是坐着轮椅来的。

1979年，歌剧《江姐》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之前，阎肃和剧组再次为江姐要不要“复活”之事犯愁。他们费尽心思，总算搞成了差强人意的结尾：虽然也安排解放军和游击队打进渣滓洞，活捉沈养斋，但不安排他们与江姐见面，而让江姐立于梅花丛中，由《红梅赞》歌声相伴走向剧终。江姐究竟死与没死，朦胧不清。

但这毕竟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1984年，阎肃和剧组见政治气候渐趋好转，始得在《江姐》重新上演之际为其恢复原貌。这时距《江姐》首演整整20年。这时，全国数百家文艺团体根据空军这部歌剧移植上演的戏目早已层出不穷。

责编：张欣羽

编审：郑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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