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在历史上，尤其在历代文人心中，所获得的评价应超越岳飞与文天祥，备受推崇。岳飞、文天祥乃民族英雄，然“出师未捷身先亡，常惹豪杰泪沾襟”，唯成仁而未竟功。于谦则异，既建功又主动成仁，几以一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救苍生于苦难。大明正统14年7月，瓦剌分兵四路侵大明：脱脱不花攻辽东，阿剌知院袭宣府，一路取甘州，太师也先则率主力围困大同。7月1日，大同防御战中，守城将领吴浩不幸战败捐躯，导致大同城池沦陷。7月15日，阳和战役中，明军全军覆灭，大同总督西宁侯宋瑛与总兵官武进伯朱冕阵亡，仅都督石亨一人骑马逃回大同城。大明国境线全面面临紧急状况，防御线告急。大明朝廷迅速应对，明英宗朱祁镇虽志大才疏，却一心想模仿曾祖朱棣与父朱瞻基之英勇，毅然决定亲自率军出征。人若自知无能，局面尚不至于太糟；而若无能却自视甚高，后果将不堪设想。朱祁镇便是这种自命不凡却无实力之人的典型。他缺乏统兵能力，却不信任懂兵的将领，反将指挥权交予无知太监王振，致使大明五十余万精兵及重臣皆赴边境，陷入险境。
朱祁镇匆忙率军北上，途中屡受惊吓。8月2日抵大同，城外与瓦剌军交战，明军惨败，尸横遍野，恐慌蔓延，朱祁镇与王振惧而欲撤。8月13日，大军早至土木堡，本可继续行进20余里至防御坚固的怀来县城，但王振因顾虑千余辆辎重车及私财安全，坚持留宿土木堡。蒙古骑兵迅速追上并围困大军，导致惨剧。明军精锐被瓦剌也先全歼，大明最强大的京营、五军营等四大主力，共20余万人，就此覆灭。大明50余勋贵战死，明英宗被俘。土木堡之战中，内阁首辅曹鼐、六部尚书等多位大佬殒命，九卿几乎团灭，另有五十余名中青年文官核心成员，如齐汪、逯端、王健等亦亡。京师闻讯，举国骇然，朝野动荡。帝崩，勋贵几近消亡，六部官员大半不存，朝政无主，国事乏人料理，大明危矣，稍有差池，朱家江山、汉人天下恐将倾覆。
大明朝廷当前亟需决断，核心问题在于究竟应坚守北京，还是迁都南京，以应对时局。身为臣子，尤其非皇室成员亦非功勋贵族，从自身利益出发，认为南迁是最为稳妥且有益的选择。南迁时，可携家带口，包括妻妾子女，携带金银财宝，迅速逃往江南，既能保人财无恙，又可继续享受安逸的贵族生活。反之，死守北京风险极大。土木堡之战后，大明北方军力几近枯竭，战将亡尽，瓦剌铁骑数日即至，北京能否守住堪忧。即便守住，也必将是一场伤亡惨重的恶战。城若失守，必致家破人亡。即便坚守，亦难逃以身许国之命运！站在大明朝廷与百姓的角度看，死守北京无疑是最佳选择。南迁放弃则蒙古或再崛起，图谋复元，中原战火再起，百姓流离，生产力遭重创。明朝若让出北方，将失地理屏障与战马来源，蒙明势力线或南移至黄河乃至长江，双方或再陷均衡，导致战争无休无止。
朝中，徐有贞等一众私利之徒大肆宣扬天命论，并积极传播迁都南方的言论。关键时刻，兵部左侍郎于谦挺身而出，痛斥南迁之议，力主坚守。其慷慨陈词赢得众人支持，朝廷终定战策。于谦毅然主张坚守，面临巨大个人风险。身为六部仅存堂官及兵部左侍郎，他需担起守城重任。大明无将无兵，能否守住对他是巨大考验，失败则他必成罪人，难逃一死。然而，他全然不顾个人生死荣辱，心中唯有国家与民众的福祉，一心筹划为国为民之大计。大明朝廷在坚守国家大政方针的同时，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皇位问题，这一问题亟需得到妥善处理。明英宗朱祁镇被俘，生死未卜，国家亟需新君以稳大局。值此危难之际，凝聚人心、统一战意，迅速另立新君，势在必行，分秒必争！然而，数千载岁月中，臣子涉足皇权更迭鲜有善终，稍有不慎即遭谋逆灭族之灾。尤为棘手的是，当下大明局势错综复杂，动荡不安。其一，当今皇上既未薨逝也未宣告逊位，另立新君即等于迫使英宗退位，此等事宜，非为人臣者所应擅为。再者，明宣宗朱瞻基育有二子，而掌握废立之权的孙太后仅有一子英宗朱祁镇，让她废黜亲子，将皇位传予他人之子，情感与理智上均难以接受。其三，朱瞻基的次子朱祁钰，因其母出身低微，一直未受重视，且无突出才能。若强行立其为帝，一旦治理不善，所负历史责任亦十分重大。
于谦秉持公心，无暇顾及个人荣辱，力陈“国家为重，君王次之”，竭力说服孙太后，指出被也先挟持的英宗已成大明负担，立新帝乃北京保卫战胜利之要。8月18日，因形势所迫，太后诏令郕王代理国事。至28日，于谦带领百官，坚决请求太后立郕王为帝，即明代宗，而尊英宗为太上皇。同时，于谦晋升为兵部尚书，获任“提督各营军马”，着手整顿军备，全面指挥北京保卫战，肩负起了战争指挥的全责。大明帝国的存亡重责，沉甸甸地压在了一位温文尔雅的书生肩上，他成了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人物。明军京师主力于土木堡覆灭，欲胜瓦剌，须争分夺秒，与时间竞速。于谦接管兵部后，采取了几项至关重要的举措。首要步骤为阻滞敌军，需派遣最能干的官员驻守瓦剌进攻北京的必经之路上的各关隘，以最大力度拖延敌军的行进时间。瓦剌军队于10月4日抵达紫荆关城下，展开攻势。该行动标志着瓦剌大军正式逼近了这一战略要地。紫荆关由韩青坚守，乃于谦自山东调来的都指挥同知，其人刚毅。守军溃散时，他率百余骑奋勇抵抗四小时，后拒瓦剌招降，毅然自刎，英勇捐躯。韩青逝世后，军事指挥权转至右副都御史孙祥手中。虽为文官，孙祥战场表现不逊于武将韩青，他率残部据关死守，终在巷战中英勇牺牲。瓦剌十万余众与数千明军激战正酣，明军虽显势危，然瓦剌屡次冲锋，皆未能正面攻破明军所筑之坚固防线。自8月15日土木堡之变起，至10月8日紫荆关失守，瓦剌军队耗时逾五十余日。这五十多天，意外地成为了大明转危为安的关键时期。第二步，论兵器。大明军队已非纯冷兵器时代，击败蒙古铁骑之关键在于火器。然而土木堡之战中，明军火器、铠甲等装备几乎尽失于北方，失去这些，人数再多亦无济于事。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迅速行动，趁瓦剌军未稳，组织人员赴土木堡战场，收集九千余头盔、五千余铁甲、三万火枪及八百余大炮，凭此重建神机营，成为北京保卫战的核心力量。第三步，征兵调将。土木堡之变后，京中无战马，守军仅数万老弱残兵。于谦急调各地勤王军，至也先围城时，明军已集二十二万，数量占优，且援军仍陆续抵达。同时，重用因战败入狱的杨洪与石亨，赋予重任，二人成为北京保卫战获胜的关键。尤其是身经百战、长期抗瓦剌的石亨，在此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步为布防，于谦亲率石亨、范广、武兴等将，于北京德胜门外布阵，准备与敌军首领也先展开决战。全城军民齐心协力，于谦等率先垂范，明军斗志昂扬。火炮及时运至城头，重创蒙古骑兵。瓦剌骑兵虽强，却短于攻城，五日无果。明援军不断，也先面临被围歼之虞。在困境中，瓦剌最终退兵。于谦带领全城军民奋力抵抗，成功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拯救了大明王朝与中原百姓。
八年后，“夺门之变”发生，太上皇朱祁镇复位，于谦因此被控谋逆大罪，遭受死刑处罚。1457年正月23日，北京严寒刺骨，冷风如刀。宣武门外菜市口人潮涌动，摩肩接踵，极为拥挤。刑场今日景象迥异，百姓间不见扔菜叶者，无砸鸡蛋之行，亦无各种怒骂之声，氛围截然不同。众人皆面露沉重，有的不时擦拭泪水，有的则忍不住失声痛哭。刑场上的于谦，囚服加身，发乱面垢，神色憔悴，步履蹒跚，然其目光无畏，不惧分毫，唯有坚毅与淡然流露。这位一代豪杰，竟悲惨地陨落于利刃之下，身躯虽逝，但其精神却永远镌刻在人们心中！于谦本可不死，他完全能以胜利者的身份，傲然矗立于大明朝廷的核心，稳坐朝堂正中，彰显其显赫地位。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个霍光或张居正，若更自私些，也完全有实力成为曹操、司马昭那样的人物。若心怀个人得失与生死，于谦本可轻易挫败敌人阴谋，届时，步上断头台的，必将是其政治上的对手。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策动“夺门之变”之际，于谦任少保、兵部尚书，统率全军，其婿朱镶掌锦衣卫，控京城禁军。彼时，于谦威望极高，景帝深信其言，群臣皆随其意。于谦深知，若太上皇朱祁镇复位，他必难逃一死，毕竟朱祁钰是他扶持登基，而朱祁镇的皇位也是他当时所废黜。既然有实力，为何不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危，采取行动制止呢？朱祁钰病重，独子早逝。明宣宗之孙仅朱见深，乃朱祁镇之子。若于谦镇压“夺门之变”，朱祁镇将谋逆，累及朱见深，皆失皇位。为免动荡、战火，百姓遭殃，于谦选择旁观，杀身成仁。"即便粉身碎骨亦无所惧，誓守清白留于世间。"于谦之精神，犹如璀璨烟火，光辉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