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陈布雷先生作为蒋介石的心腹，为何会在1948年选择自杀？

世人皆道蒋介石身边谋士众多，却不知其中最受重用的陈布雷，竟在1948年那个寒冷的深秋选择了自尽。那一年，他刚满58岁，正值壮年。让人不解的是，作为蒋介石的首席文胆，从政20余载的陈布雷不仅廉洁自守，更是才华横溢，深得蒋介石信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饱读诗书的文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做出如此决绝的选择？又为何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会在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和谈之后，选择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青年陈布雷：从报界才子到政坛新秀

在浙江慈溪的长河古镇，至今还保存着一座百年老宅，这便是陈布雷的故居。1890年，陈布雷就出生在这座典型的江南水乡。彼时的陈布雷，还叫陈训恩，字彦及，布雷不过是他后来在报界闯荡时所用的笔名。

陈布雷的父亲是个开明的私塾教师，不仅让儿子读四书五经，还特意为他订阅《时务报》《清议报》等维新报刊。这些新思想的熏陶，为日后陈布雷的报界生涯埋下了伏笔。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21岁的陈布雷正在杭州求学。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这位年轻的学子也投身其中，在《浙江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文章言辞犀利，文笔老练，一经刊出便引起轰动。

不久后，他被《申报》相中，成为了这份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的特约撰稿人。那时的陈布雷，每月都能写出十几篇犀利的政论文章，在上海滩的新闻界声名鹊起。

1916年，26岁的陈布雷已经成为了《申报》的主笔。他笔下的文章，不是在谈民生，就是在论国事。当时的上海滩，谁要是能拿到一份陈布雷的稿子，那可是能让报纸销量翻番的好事。

这一年，陈布雷在《申报》上连载了一组名为《新政府何由》的文章，深入分析了当时的政局，并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组文章在全国引起轰动，就连北洋政府的高官们都争相传阅。

1920年，陈布雷创办了《民国日报》，这份报纸很快成为了上海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在他的主持下，《民国日报》不仅关注时政，还开辟了文艺副刊，成为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重要阵地。

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陈布雷的人生轨迹。1927年春，在上海的一次文人雅集上，他遇到了正在寻找文胆的蒋介石。蒋介石看中了陈布雷的才华，当场就邀请他加入国民党。

那时的陈布雷，已经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报界才子。他本可以继续在报界发展，但他却选择了从政。他说：＂国家正处在多事之秋，我们这些读书人，不能只做纸上谈兵的文章。＂

就这样，陈布雷离开了他深耕多年的报界，踏上了从政之路。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位报界才子日后会成为蒋介石最信任的谋士，更没想到，他最终会以自杀这种方式，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句点。

蒋介石的＂军师＂：权势显赫却不忘初心

1927年秋天的南京，一场特殊的会面在总统府举行。蒋介石端坐案前，仔细阅读着一份演讲稿。这份稿子是陈布雷刚刚递上来的，也是他为蒋介石写的第一份文稿。写完后，蒋介石连改都没改，就直接用在了重要场合。从此，陈布雷便成了蒋介石的首席文胆。

世人只知陈布雷是蒋介石的秘书，却不知他从政后的第一个职务，是浙江省政府秘书长。那时的陈布雷刚离开报界，对政务并不熟悉，但他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理顺了省府的各项事务。

在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期间，陈布雷力推教育改革，创办了多所学校。他规定教师不得收取学生任何礼物，违者立即开除。有人说这太严了，陈布雷却说：＂教书先生若贪小利，如何教出正直的学生？＂

1930年，陈布雷被调到南京，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这时的他已是蒋介石的心腹，但在南京的官邸里，他仍保持着在报社时的简朴作风。每天清晨，他都要在院子里散步半小时，然后准时去总统府上班。

蒋介石最器重陈布雷的，是他的文笔。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那篇著名讲话《告全国国民书》，就出自陈布雷之手。这篇讲话慷慨激昂，激发了全国抗日的决心，被誉为＂近代史上最感人的文章之一＂。

1932年，陈布雷被任命为侍从室主任。这个职位看似是管家，实则权重如山。但陈布雷从不因此摆架子，每次有人送礼，不管是高官还是富商，他都一概回绝。

有一次，一位将军送来两箱名贵药材，说是给陈布雷补身子的。陈布雷当场就让人抬了回去，还说了句：＂我这身子，吃粗茶淡饭就够了。＂

在总统府工作期间，陈布雷每天都要为蒋介石起草文告、演讲稿、命令等重要文件。他写的每一份文稿，都要反复推敲，常常一个字都要改上几遍。蒋介石曾说：＂布雷写的东西，我从来不用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布雷的工作更忙了。他不仅要处理日常政务，还要负责对外宣传和舆论工作。那时的他，经常工作到深夜，但第二天一早仍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陈布雷已官至国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这些职位，不少人是用重金买来的，可陈布雷却一直两袖清风。他住的是普通公寓，穿的是普通布衣，就连过年也不曾搞特殊。一位老同事回忆说：＂布雷先生在位二十年，除了一屋子书，什么也没有留下。＂

隐藏的另一面：不为人知的家国情怀

1935年的一个深夜，南京总统府后院的一盏灯依然亮着。在这间不起眼的办公室里，陈布雷正在接见一位特殊的来客。这位来客是上海的一名进步青年，因为发表了批评国民党的文章而被通缉。陈布雷不仅给了他一笔路费，还帮他安排了离开南京的路线。

这样的深夜接见并非个例。据陈布雷的老管家回忆，类似的深夜访客每月都有三四次。这些人中，有困难的学生，有落魄的文人，甚至还有一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

1936年春天，南京一所中学的校长收到一笔匿名捐款，足够资助十名贫困学生一年的学费。直到多年后，人们才知道这笔钱来自陈布雷。他将每月节省下来的一部分薪水，默默资助那些品学兼优但家境贫寒的学生。

在总统府工作期间，陈布雷与不少左派知识分子保持着秘密联系。他经常通过私人渠道，向这些人通报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动向，提醒他们注意安全。有一次，得知某位进步作家可能被捕的消息，他连夜派人送信提醒，使得这位作家及时转移。

1940年，重庆《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尖锐批评国民党腐败现象的社论。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要查办报社。陈布雷得知后，立即出面周旋，说服蒋介石不要追究。他说：＂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批评之声不该堵。＂

在陈布雷的书房里，除了国民党的文件，还藏着不少进步书籍。他私下里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还保存着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著作。这些书籍被他小心地藏在书架的最里层，连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

1943年，陈布雷在一次私人日记中写道：＂官场之腐，甚于蛀虫。上下徇私，莫可救药。＂这本日记后来被他烧掉了，但这句话却被他的一位老友记了下来。这位老友说，每次提到国民党内部的贪腐现象，陈布雷总是沉默不语，眉头紧锁。

到了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前夕，陈布雷曾多次在私下场合表达对和平的渴望。他在一次茶会上说：＂战争再起，必是生灵涂炭。＂这句话虽然说得婉转，但在场的人都听出了他的担忧。

1947年底，陈布雷开始秘密收集各地民情报告，详细记录百姓疾苦。这些材料被他整理成厚厚一叠，计划在适当的时候呈递给蒋介石。他在这些报告的空白处写满了批注，字字都是对民生的关切。

内心的挣扎：新旧思想的碰撞

1948年初的南京，寒风凛冽。陈布雷的书房里，案头摆着一封未完成的辞呈。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提笔写辞呈了，前两次都被蒋介石当面撕掉。这一次，他在信中写道：＂今日之局势，非臣一己之力所能挽回。＂

在陈布雷的书房里，有一个特殊的老物件，那是他父亲留下的一方砚台。每当夜深人静，他就会坐在这方砚台前，翻开《资治通鉴》。在这本千年典籍中，他试图寻找救国良方。

1947年冬天，陈布雷在一次私人饭局上遇到了老友胡适。席间，胡适谈起了美国的民主制度。陈布雷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西方之法，或可采，然君臣之义，亦不可废。＂这句话，道出了他思想中的矛盾。

早在1930年代，陈布雷就开始关注西方政治制度。他收藏了大量关于欧美民主制度的著作，还专门请人从英国带回了一套议会制度的研究资料。然而，他骨子里依然保留着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观。

有一次，蒋介石问他：＂布雷，你说我们该不该全盘西化？＂陈布雷回答说：＂西方之长，当学；华夏之本，亦不可失。＂这个回答，既显示了他对新思想的开放态度，也反映出他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在总统府的日常工作中，陈布雷常常面临价值观的冲突。一方面，他认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又不愿违背对蒋介石的忠诚。1946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新旧之间，何去何从？＂

1947年夏天，陈布雷收到了一份来自延安的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了共产党在解放区推行的各项政策。他反复研读这份报告，在一个深夜，他给蒋介石写了一份建议书，提出要借鉴共产党的某些做法。这份建议书最终被搁置。

随着战局日益严峻，陈布雷的内心矛盾也越发深重。他在办公室的抽屉里藏着一本特殊的笔记本，上面记满了他对时局的分析。这些分析既有对国民党弊病的尖锐批评，也有对传统价值观的深深眷恋。

1948年秋，陈布雷开始整理自己的书籍。他将那些研究西方民主制度的书都捐给了南京图书馆，却把父亲留下的线装古籍带回了家。这个细节，或许正是他内心矛盾的一个缩影。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陈布雷经常独自一人在总统府的后花园踱步。园中有一棵百年老槐，据说是明朝遗留下来的。他常在这棵古树下驻足，凝视着这棵见证了朝代更迭的老树，一站就是很久。

最后的抉择：一位文人的悲壮谢幕

1948年11月9日，一份简短的电报从东北传到南京，上面写着：＂东北全境已失，我军溃败。＂这份电报被送到陈布雷的办公桌上。整整一天，他都在起草一份特殊的报告。

11月10日清晨，陈布雷穿上了他最整洁的长衫，带着那份报告走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这份报告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份文件，它详细分析了国民党即将面临的全面溃败，并提出了与共产党和谈的建议。

那天的谈话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据总统府的警卫回忆，从办公室传出了激烈的争论声。最后，人们看到陈布雷步履蹒跚地走出来，手中的报告已经皱得不成样子。

11月11日，陈布雷在家中召集了所有的仆人，发给他们三个月的工钱，并且嘱咐他们各自找好出路。他还特意叮嘱管家，将自己收藏的一些珍贵书籍送到南京图书馆。

11月12日，他给远在浙江老家的儿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父此生无他追求，唯望天下太平。＂写完这封信，他又写了一份遗书，整整写了三遍才最终定稿。

11月13日早晨，陈布雷破天荒地没有去总统府上班。他在书房里整理文件，将许多机密文件付之一炬。中午时分，他沏了一壶龙井茶，是他最爱的明前茶。

下午三点，他的管家送来了一碗安眠药。这是他提前几天就让人准备好的。管家说，老爷最后看了一眼书房里父亲的遗像，然后将药一饮而尽。

陈布雷的遗书被发现时，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案上。遗书中写道：＂国事已无可为，臣不愿随波逐流，做亡国之臣。＂遗书的最后，他写下了一句诗：＂十年蹀血为君臣，今日身亡报此身。＂

消息传到总统府时，已是深夜。蒋介石立即赶到陈布雷家中，看到的却是一具冰冷的遗体。据说，蒋介石在陈布雷的灵堂前站了很久，一言不发。

陈布雷的书房被保持着生前的样子。书案上摊开的是一本《史记》，翻开的正是＂屈原列传＂。案头还放着一个未拆封的包裹，是他订购的一套新书《论持久战》。

11月15日，陈布雷的追悼会在南京举行。追悼会上，没有任何政治人物致辞，只有他生前的几位老友朗诵了他的诗文。他的棺木被运回浙江老家，葬在了家族的祖坟旁。临终前，他特意叮嘱不要用国民党的旗帜覆盖棺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