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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近一年的大同“订婚强奸案”至今还没有审理完结，此案及类似案件无疑为当前“要不要结婚”的争论蒙上一层阴影，一面是政府、家长鼓励结婚，一面是年轻人恐婚，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撕裂，如何找到平衡点呢？

一、案情回溯：从婚房到法庭的“罗生门”

2023年5月，山西大同阳高县发生的“订婚强奸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被告人席某某与被害人经婚介相识后订婚，次日在婚房内发生性关系，女方当晚报警称遭强奸。一审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席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二审正在审理中，但被告已被羁押了690天。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

1.事实认定层面：双方已按民间习俗订婚并支付彩礼，但未办理结婚登记。被告人主张性行为系女方自愿，而被害人提供监控录像（显示其被强行拖拽回房）、身体淤青照片、拒绝性行为的录音等证据。

2.法律适用层面：争议焦点集中于“订婚关系是否影响对‘违背妇女意志’的认定”“彩礼纠纷与刑事指控的关联性”“证据链的完整性”等。

3.此案引发舆论撕裂：一方痛斥“以性要挟谋财”，另一方强调“违背意志即犯罪”。电梯监控中的亲密举止、女方家属索要房产加名的录音、男方母亲指控的“骗婚陷阱”，交织成情、理、法的三重迷雾。

二、案件核心争议与司法焦点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引发的社会讨论，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性自主权保护与传统婚俗观念的冲突，也是证据审查标准与程序正义的司法实践考验。根据公开信息，案件核心争议如下：

1. 性行为是否违背女方意志

女方主张：明确拒绝婚前性行为，事发时遭男方强行拖拽、限制行动，身体留有淤青，并提供监控视频（女方逃出房间呼救被拖回）及事后录音（男方回应“嗯”默认事实）作为证据。

男方抗辩：辩称订婚关系默示性同意，且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女方自愿（如聊天记录、证人证言），仅以医学检查（处女膜完整、未检出精斑）试图推翻指控。

法院认定：一审认为女方伤痕、呼救记录及男方部分认罪口供构成“违背意志”的充分证据，二审尚未推翻此认定。

2. 证据链的完整性与证明力

关键证据矛盾：医学检查显示处女膜完整，但法官认为“插入行为”可能无需处女膜破裂即可成立；男方提交的精斑DNA与其本人匹配，反而佐证了性行为发生。

程序争议：男方家属质疑警方未等待DNA鉴定结果即批捕，涉嫌违反《刑事诉讼法》全面审查原则，但二审未因此直接改判。

3. 婚约关系与性同意的法律关联

根据《民法典》第1041条，婚姻自由原则排斥“订婚即婚姻”的传统观念。订婚仅具民间习俗意义，不产生夫妻权利义务。法院明确订婚不构成性同意担保，强调性行为需即时自愿，传统“婚约即默示同意”的观念无法律效力。这也与《民法典》第1049条（婚姻登记生效）及《刑法》第236条（强奸罪要件）一致。

4. 程序正义的拷问

被告家属指控办案人员存在程序瑕疵：立案次日即刑拘、未及时固定关键物证、接受女方单方面录音等。此外，690天的超长羁押期（远超普通强奸案审理周期）引发对《刑事诉讼法》第208条“及时审判原则”的质疑。

5. 彩礼纠纷与刑事指控的关联

被告人亲属主张“房本未加名引发诬告”，但法院认为彩礼纠纷与强奸指控无因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4年2月施行）明确，彩礼返还需符合“未登记结婚”“未共同生活”等条件，本案中女方已退还彩礼，进一步弱化了民事纠纷对刑事判决的影响。

三、强奸罪认定的法律逻辑与司法突破

1. 刑法第236条的适用边界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强奸罪的核心在于“违背妇女意志”和“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司法实践中，“违背意志”的认定经历了从“反抗标准”到“同意标准”的转变。在山西案中，法院未因双方存在订婚关系而推定同意，而是依据被害人明确拒绝的言辞、反抗行为（如烧窗帘、呼救）及监控录像等客观证据，认定性行为违背其意志。         

2. 司法实践的创新探索

二审引入三大机制：

社区矫正可行性调查：评估被告人社会危险性，为缓刑适用提供依据；

民事刑事证据隔离审查：避免彩礼纠纷干扰刑事判决，体现程序正义；

民俗习惯司法吸纳：邀请人类学专家出具婚俗调查报告，平衡传统习俗与现代法治。         

3. 证据标准的精细化

本案中，DNA鉴定未检出精液、处女膜完整等“否定性证据”并未动摇定罪，法院综合考虑被害人陈述、监控录像、身体伤痕、事后报警及时性等，形成完整证据链。这表明司法机关对“隐蔽场所性侵”的证据审查更趋全面，不再依赖单一物证。

四、法律与习俗的冲突：彩礼协议背后的系统性风险

“房产加名”条款的双刃剑效应

双方约定“结婚一年后加名”，这本质是附条件的赠与。但刑事报案发生在条件成就前，导致公众猜测“性行为要挟”与“财产索取”的关联。法律上，此类民事约定与强奸罪构成无直接因果关系，但舆论场中却易形成“道德定罪”压力。

彩礼制度的司法困境

本案10万元彩礼及后续纠纷，折射出《民法典》第1042条“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执法难题。司法实践中，如何区分正当彩礼与非法索财？若刑事判决引发民事协议无效，是否变相鼓励“事后反悔”？这些问题考验着法律系统的协调能力。

五、类案司法裁判的价值导向

通过对比河北唐山相亲强奸案（证据不足改判无罪）、浙江温州婚约纠纷案（聊天记录定罪）等类案，可总结以下司法趋势：

1. 破除“婚约豁免”迷思

从历史看，婚内强奸长期被豁免（如1997年“白俊峰案”），但近年来司法立场显著转变。山西案延续了“婚姻非性暴力保护伞”的逻辑，与广东清远“前夫强奸案”、大连“同居强奸案”等形成裁判共识。        

2. 平衡传统习俗与现代法治

二审探索“民俗习惯司法吸纳”机制，既尊重地方婚俗，又坚持法治底线。例如，法院未采纳“订婚即同意”的习俗观念，但在量刑时考虑民间调解尝试，体现了司法的灵活性。         

3. 证据审查的技术革新

本案中，电子数据（录音、监控）、身体伤痕鉴定等成为关键证据，反映出司法机关对“隐蔽性侵”证据链构建的重视。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3年）中“综合审查言词证据与客观证据”的要求相呼应。  

六、相关法律条文汇编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237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50条：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

第55条：定罪需“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否则应作无罪判决。

第236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情形分别处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041条：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第1042条：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第1049条：婚姻效力以登记为准，订婚无法律约束力，性同意需独立于婚约关系。

4.《反家庭暴力法》

第2条：若存在“控制行动”“烧毁财物”等行为，可认定为家庭暴力或胁迫手段。         

5. 司法解释与指导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4年2月施行）：明确彩礼返还条件及审查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3年6月施行）：细化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证据审查规则。

结语

“订婚强奸案”的争议本质是法律理性与情感伦理的碰撞。司法既需捍卫性自主权的不可侵犯性，亦需警惕证据审查中的形式主义。         

本案的司法突破在于：明确婚约关系不影响强奸罪认定，强调性自主权的绝对性，推动证据审查从“物证中心”向“综合印证”转型。然而，争议依然存在，如“半推半就”的证据标准、彩礼纠纷与刑事指控的关联性等，仍需通过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未来，如何在保护妇女权益与维护社会伦理之间寻求平衡，将是司法机关面临的长期课题。

（注：本文分析基于公开信息，不构成法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