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春秋、战国、暴秦直至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这近600年的时期，无疑是一个充满战乱、毁坏、凋敝和暴政的时期。在这个历史关头，华夏汉帝国正在构建一个统一、安宁、繁荣和长寿的新帝国。

此时，有一个最重大的要素决定着新生的华夏汉帝国对匈奴帝国的战略和外交。与匈奴相比，汉的战争实力明显处于劣势。从高祖到武帝在位初期的约70年里，汉帝国主要实行“外交防御”——主要依靠外交手段进行防御，简单来说就是“朝贡和平”。汉帝国向匈奴帝国朝贡，以便不遭到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的大规模武力入侵和破坏。毫无疑问，“朝贡和平”在广义的战略形态和精神气质上是一种明智的外交手段。

然而，从事后来看，这也可以被视为历史性大反攻之前的一种漫长前奏，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帝发动了一次次大规模远程打击，直至最终决战决胜。武帝的成功，不仅将作为大帝国的匈奴击毁，还永久结束了它对汉帝国乃至华夏的近乎致命的威胁。

开启“防御外交”的决策

在近700年的历史中，华夏在匈奴面前始终处于战争力量劣势的地位。这个局面有着千年背景，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后期。在这个时期，匈奴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多血缘多语言的游牧部族联盟。

可以说，自西周灭亡以来，匈奴与华夏族诸侯国或帝国进行了长达七个世纪的大规模冲突和暴力摩擦。尽管在七个世纪里，双方并未真正决胜，但游牧蛮夷大体上占有优越的战略或军事位势。农耕中原则只有寥寥数次可称辉煌的战略性反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214~215年蒙恬率军30万大规模远征，从匈奴收复河套地区。然而好景不长，“蒙恬死，诸侯畔（叛）秦，中国扰乱。”

面对拥有骑兵大军几十万且作为汉初诸异姓王叛乱的直接战略伙伴或战略后盾的匈奴，汉帝国一开始就采用了以外交手段为主导的战略——高祖刘邦甚至冒着灭顶之灾的风险亲自带兵征伐匈奴，幸好凭借智谋才得以逃脱险境。因此，汉帝国开启了一种“孙子”式的外交防御，一种在中国历史性羸弱时期里作为大战略的“绥靖”政策。这种政策对华夏民族和汉帝国来说是低成本的，但对皇帝私家而言却并非如此。

为了应对匈奴的威胁，汉帝国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外交防御。一方面，通过和亲政策将汉家的女儿嫁给匈奴单于，以此建立友好关系；另一方面，汉帝国还通过赠送大量财物来满足匈奴的需求。此外，汉帝国还派遣辩士向匈奴传递礼节的教化。通过这些措施，“冒顿在的时候得以保持和平”，暂时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关系。

朝贡与征战，在历史的长河中交替反复，几乎从汉帝国建立之初直至汉武帝中期，朝贡和平始终是一种脆弱的和平，其间虽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甚至有限战争。匈奴作为游牧民族，其文化习俗、生存条件和军事强势地位决定了它间或大举入侵和劫掠中原。然而，汉帝国和农耕中原这样大规模的武力侵害却因朝贡和平的开启得以推迟约20年。

自汉文帝时期起，和平虽然时而破裂，但朝贡和平仍然得以恢复。汉文帝派遣大军进行抵抗，最终以单于遣书表示愿意保持友好关系而告终。公元前166年，匈奴帝国再次大举入侵，烧杀掳掠汉地，甚至深入汉都长安附近三百里。然而，文帝并未选择战争，而是坚决抵抗并调遣两股大军进行部署。最终，双方约定了互不侵犯的条约，旨在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

随着汉武帝登基，朝贡和平彻底破裂。然而，这位汉帝国的战争霸王并非一位外交家，他并未选择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相反，他选择了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反攻，去击破匈奴对中原地区的威胁。

公元前127年，武帝发动漠南之战，派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卫青以大规模远距攻伐的方式，打退入侵边地的匈奴大军。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骑兵大军远征打击匈奴，斩敌七万余人。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带五万骑兵分道击破匈奴，直至狼居胥山（约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自此，“漠南无王庭”，匈奴帝国被完全击垮。

可以说，无论是富有“孙子”式战略意味的朝贡外交，还是武帝的完全非“孙子”式的大规模直接反攻，都在它们各自的时代里保护了华夏民族的国家与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朝贡与征战交替反复，它们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塑造了历史的进程和民族的命运。

这就是华夏民族在近600年的战乱中所经历的历史关头。尽管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难，但华夏汉帝国最终成功构建了一个统一、安宁、繁荣和长寿的新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