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夏末，我国很多地方连续发生失火事故，有的大火烧毁了农民的麦场、仓库和粮食。这给农民们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何载受命写一份全国火灾事件汇总报告，然后用中央的名义发一通报。

在通报稿件中，何载重点报道了火灾造成的损失，以及未来需要防范的措施。当这稿子送到毛主席的案头后，主席阅览后，直接作了彻底的修改，批了反对官僚主义。对此，何载十分佩服。

何载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多年，从很多问题上，都能感觉到毛主席的看法之独到、一针见血。

1953年8月，高岗问题发生后，何载奉命写简报，向中央起草报告。他从历史资料中了解到高岗的过去。高岗在国内战争中，打仗勇敢，在东北局、抗美援朝中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由此，他获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认可。

但后来的高岗变了，特别是进城之后，“被糖衣裹着的炮弹打中了”。高岗进了北京官大了，个人的权欲也就大了。原来政治觉悟不高，旧社会的意识和恶习很深，又不好好学习，极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发展到向党争权争利。他当时表面还没有反对毛主席，但发展下去，必然会猖獗反对。

在处理高岗的问题上，毛主席给出了4点指示：一、高岗问题只限于他在北京和东北的事情，限于一定的人以上，不株连其他地区的干部。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是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党的信任，但他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发展了，这就是他黑暗的一面。三、在高岗认真检讨以后，中央还要考虑给安排适当工作。四、别人要去帮助他。

何载不久向《人民日报》递交了三篇社论。其中一篇叫《保持谦虚态度，反对骄傲情绪》，毛主席在上面写了一些话，有一段是这样写的：“那种以为中国革命胜利是由于他们打的天下，因而居功骄傲，实质上是贪人民之功，争夺人民胜利果实的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是一种反人民的思想。”何载表示，这些对他也有着很深的教育意义。

何载听说，高岗看过社论后，起初是有所震动，但后来还是走上了不归路。即便如此，党中央还是未给他戴上叛党的帽子，允许他的骨灰安置在八宝山。由此可见，党中央和毛主席对犯错误的人的处理，是极为严肃认真地。毛主席对高岗问题的看法，简直是一针见血。何载认为，这离不开主席的庞大知识储备。

何载在1985年的时候，去意大利参加过“世界反法西斯战士大会”。会议结束后，何载就被安排与几个意大利、法国退役的高级军官会晤。这些人都是戴高乐将军的得力部将与助手。

让何载感到有些意外的是，这些人不但赞扬毛主席是军事天才，而且自称是毛主席的崇拜者。从他们掌握到的《毛选》里的关于军事的论断和警句，甚至有种不比国人差的感觉。他们告诉何载，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文的理论水平，已经超过了孙子，运用这一理论的实际指挥才能，超越了拿破仑。

的确，毛主席在工作中也常采取这种战术。1952年，毛主席研究解决西藏问题时，几乎看到了当时能找出来的一切有关西藏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地理、人物传记、风土人情，甚至民间艺术，医药等等。在那些日子，有关西藏的电报、报告、来信等，不论长短，都要阅览。毛主席真是事无巨细，直到西藏问题定下来后，他才松手交给别人去办。

1956年初，毛主席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不但先后找了34个部委听取汇报，而且翻阅了10万多字的材料。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写成了《论十大关系》。在首次印发之前，毛主席就亲自修改了三次。毛主席的这种工作方式，有其优越性和一定的深邃道理。

何载分析说：“我们常常看到当主席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精神更为焕发，心情舒畅，表现了胜仗后的欣慰心情。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享受，在精神上起到一张一弛的调节作用，从而精力更加充沛，以利于下次‘战斗’。”

毛主席的这种工作方式，有被仿用后，都有效率高、质量优的感受。但这种做也是有一定条件限制。比如，当年周总理是国家的“总管家”，每天有着千机万事等他决断，不能也不可以抛开日常事务，集中一两个月的时间，只从事一件工作。

1951年，何载负责起草火灾汇总通报。当他写了很久，认为很完整了。但毛主席看过后，直接作了彻底的修改，将重点放在了反对官僚主义上。毛主席说，失火确实不好，但烧了官僚主义，给官僚主义者一大棍子却是大好事。何载当时就佩服不已，这样一来，主攻方向变了，笔调也变了。

确实，失火的事情经常会有，群众中早有防范措施，领导也三令五申，但根本关键是官僚主义。当时，毛主席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苗头，次年春天，便发动了“三反运动”。

50年代初，人民来信越来越多，秘书承担不了。为此，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成立了。由杨尚昆直接领导，田家英总负责，何载也参与和主持过一段时间工作。这个机构，毛主席叫他“专门为我处理人民来信的秘书室”，有时叫“我的秘书室“。当年的秘书室，毛主席指示，分别处理，综合反映。

简单的讲，分别处理就是按照来信的情况，逐一办理，综合反映则是定期把全部的来信中反映的问题，向毛主席作专题报告。

当时，毛主席精力充沛，每天都会批阅大量文电，并处理相当一批的人民来信。这些信，有民主人士和文人、学者经过单位送的；有毛主席的旧友、相亲、老部下转来的，还有广大基层干部群众通过邮箱寄来的。

而秘书室只服务最后那种。毛主席规定每天最少选择10封信给他看。何载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看人民的来信就像读书一样，特别认真，画杠、画圈、点点，比比皆是。毛主席的回信尤为高出一筹，他看问题不仅善于抓住要害，而且能简要地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向。值得一提的是，主席的回信，还特别的热情，这样做更能给写信者慰藉和鼓励。

毛主席在综合反映的问题上，也有很多的批示。何载记得，有一次主席批写：“必须重视人民通讯，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

到50年代中期，群众向毛主席反映问题的来信一直增加，何载说，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有两三万件。为了适应需要，秘书室也在不断增加人手。但还是人少事多，但大家都是兢兢业业地奉献，甚至长期没有假期也毫无怨言。

何载表示，多年后，每当就想起秘书室的工作，都不禁感到怀念绵绵。何载说，秘书室的同志们对增强毛主席与人民群众联系，有着一份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与毛主席相处的多年里，何载在很多问题上，都感受到主席看待问题的精妙之处，不由得感到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