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历史大家都以为是一部屈辱史，其实不是，在十九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这期间，当时的清朝曾一度辉煌过，这段时间，清政府在内政（洋务运动）、外交（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的对俄交涉）、对外战争（中法战争）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史称“同光中兴”。

而同光中兴的主要大臣就是“曾、左、彭、胡”，指的是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史称“中兴四大名臣”。当然，中兴四大名臣还有另一个版本，就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

如果按照第一个版本，那有三人是湖南人，如果按第二个版本，那湖南人占了一半。

难怪当时潘祖荫曾上疏给皇上：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这句话当然是高度评价左宗棠的，但也从侧面说明了湖南的重要性。其实湖南的重要性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因为当时那个年代，湖南籍将星云集，就是一个人才的基地。

铺垫完了，言归正传，我今天要介绍的人物不是上面的中兴四大名臣。而是另一位湖南籍名将——刘长佑。

此人的知名度虽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下，但谋略、远见甚至远超曾、左。

刘长佑，（1818年—1887年），字子默，湖南新宁人。湘军重要统帅。

他在担任广西巡抚时，军纪严明，不杀降，当时的石达开有意与他商量归降一事，只是由于返回的信使被土匪截杀，导致石达开久久没有接到回信，便率部进入了四川，后来便有了兵败大渡河。

刘长佑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任云贵总督长达八年之久，在这期间还没有发生中法战争，南疆的事态还没有到紧张的时刻。但敏锐的刘长佑就已经洞悉了法国人的阴谋。

他上疏朝廷：

法之处心积虑，乃在通商云南，为边守计，举兵南下，援越抗法以卫国，成反帝爱国的有功之臣。

这个奏疏说的很明确，就是建议清军趁法国立足未稳之际南下，越过国境线，境外歼敌。是不是很有远见，而且他这篇奏疏不是随便说的，连作战计划都写出来了。

法人自据嘉定以来，越南四境皆有商埠、教堂，胁其君臣，渔其财力。取越与否，非有甚异。其所以处心积虑，乃在通商云南。与其既失越境，为守边之计，不若乘其始动，为弭衅之谋。滇、粤三省，与越接壤，东西几二千里，要害与共，劳费殊甚。若自三江口以至海阳，东西仅数百里，以中国兵力为之御敌，兵聚而力省。以视防守滇、粤边境，劳逸悬殊。请以广西兵二万为中路，广东、云南各以万人相犄角。广东之兵自钦、连而入，云南之兵出洮江而东。别以轮船守广东顺化港口，断其首尾，法人必无自全之理。

如果你看不懂或者懒得看上面的奏疏，我给你简单解释下。

这个奏疏直接点明了，法国想占据越南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云南通商，而且云南、广东边境漫长，不利于防守，恳请从广西、广东、云南三处出兵南下，水师守卫广东顺化港口，断其首尾，法人必无自全之理。

看看，这种远见是不是很高瞻远瞩，出兵的方式是不是与一百年后我军南下的方式很像，但从这点看，刘长佑的确不简单。再多说一句，刘永福（抗法的主要将领）就是他大力推荐的。

更不简单的事情还在后面。光绪七年(1881)九月十七日，刘长佑上疏朝廷，远征日本，表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在这篇《熟审边情敬陈管见疏》中，刘长佑写道：

伏乞皇上先暴日本之罪恶于天下，布告西人绝海上通商之东使，倭人已可坐困。简大臣宿将有威望者，起东三省之兵，出松花江，临库页岛，别命一军出朝鲜以扼其西，而后选明习韬略，娴熟水师之将，由宁波、定海率舟师趋长崎以攻其南。倭人离贰已久，必当自溃，即负隅抗拒，而我朝师武臣力必无挠败之虞。

这封奏疏不用解释了吧，应该都能看懂。这是一篇可以改变历史走向的奏疏。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左宗棠已收复西域，士气正盛，而洋务运动也已经进行了快二十年，此时的北洋水师在实力上远胜日本那只有几艘破船的水军。

如果此时挥师东征，完全可以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扼杀在萌芽之中，估计也就没有后来的甲午战争了。

可是就是这么一封富有远见的奏疏，却没有被朝廷引起重视。

一年后，刘长佑因病辞职归乡。

曾国藩曾评价刘长佑：

此老胸中甲兵，吾不复能窥测矣

谨以此文向这位百年前的老将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