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除夕之夜，江西省长邵式平突然出现心绞痛，接着便是持续不断地高烧。

在遭病魔袭击后，2年多的治疗过程中，除了北京、上海专家来会诊过外，邵式平始终没离开过南昌。

就这样，一直拖到病情急剧加重。后来，毛主席南下巡视时，派汪东兴和自己的保健医生前去探望。邵式平听了毛主席捎去的一句话，心态上有了大幅地转变。

那么，邵式平是谁？他为何不去大城市治病呢？毛主席派去的人和他说了些什么呢？

邵式平一生波澜壮阔，极富传奇色彩。大革命失败后，邵式平和方志敏在赣东北发动农民暴动。

后来，原赣东北省委组织部长聂洪钧回忆说：

闽浙皖赣的军事路线“实际上当时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的意见，每次省委讨论军事行动计划，比如向什么方向出击，打击什么敌人，多半是根据他俩的意见决定的。每逢较大的军事行动，非方志敏即邵式平必有一人参加行动，直接领导军事和地方工作。”

这也就有了“上有朱毛，下有方邵”之称。与毛泽东动员亲人参加革命一样，在邵式平的影响下，全家都投身革命之中。据统计，邵氏家族先后有15位亲人牺牲，7位亲人被敌人抓去卖了，10人下落不明。

图 | 邵式平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邵式平给自己起了一个“余艳王”的化名，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艳王”。

在金鸡山的战斗中，红军抓了几个俘虏，一名战士说：“送他们到艳王那里。”

由于是谐音的缘故，俘虏们把“艳王”听成了“阎王”，纷纷下跪磕头求饶命，他们大喊着：“不要杀我们。”

红军战士们被逗乐了，说：“是送你们去见我们一个叫‘艳王’的领导，不是要你去见阎王。你放心吧。”

之后，这几个俘虏被教育释放，邵式平“阎王”的外号跟着传播出去了。至此，赣东北地区的敌军，一打听说邵式平带着队伍来了，他们就胆战心惊起来，生怕去见“阎王”。

一次，方志敏问邵式平：“你怎么给自己取这样一个名字呢？”

邵式平诙谐地说：“同志们都说我长得不漂亮，因此，我下了决心取个漂亮的名字：余者，我也，艳者，美也，我是美中之王也。”

金鸡山大战取得胜利后，方志敏和邵式平率领着队伍，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一起进行反“围剿”斗争。

当时，由于方志敏和邵式平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赣东北流传出这样一首歌谣：

上有朱毛好主张，下有方邵打豺狼。第一英雄方志敏，第二将军邵式平。两条半枪闹革命，打倒土豪为人民。

1933年1月，邵式平领导的赣东北红10军接到了中央的电令，让他们到中央根据地参加第四次反“围剿”。随即，邵式平以军政委的身份和军长周建屏率军前往。

4月，受方志敏的委托，邵式平和方志纯一起向毛泽东汇报赣东北根据地的工作。可是，毛泽东当时的处境不佳。他因与当时中央工作主持者在反‘围剿’的方针上，意见相左，被排斥于红军领导层之外，请“病假”在家休息、读书、做调查研究，可谓门可罗雀。

但这时邵式平和方志纯上了门，毛泽东很欢喜，在住处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而且谈得很投机、很深入。后来，邵式平回忆说：“谈了一个上午，毛泽东同志意犹未尽，主动相邀，又谈了一个下午。”

这次谈话，彼此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的关系除了上下级之外，又增加了个人友谊的色彩。

在谈话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邵式平：“听说你在赣东北有‘阎王’的称号，好厉害啊，你学过军事吗？”

邵式平没有想到，与自己从未谋面，又远在瑞金的毛泽东，竟然对自己知道得这么清楚，这不能不使他颇感意外。

邵式平对“阎王”问题以笑相答，没有作太多的解释。邵式平告诉毛泽东，他自己没有学过军事，在大学读的是史地系。

毛泽东听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好啊，投笔从戎，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从一个地质学家摇身一变成了军事家。”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方志敏奉党中央的指示，率领着作为先遣队的红10军团北上抗日，而邵式平则随着中央红军进行长征。

由于离开主力太远，方志敏率领部下到皖南时，遇到了国民党重兵堵截，被迫回师赣东北。结果，在返回的途中，方志敏的部队又被比自己的兵力多7倍的敌人围困在怀玉山区。

激战中，方志敏和粟裕一起带人冲出了重围。但是，由于先遣队的主力还被敌人包围着，高度地责任感让他又决心留下来指挥作战。1935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方志敏在怀玉山高竹坑陇首封锁线上被俘虏。

此时，在长征途中的邵式平，授命从军委纵队政治部主任调任干部团地方工作部农民部长。当他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红10军团全军覆没，方志敏被捕时，心中不禁悲愤难抑：“找毛泽东去，要求回赣东北，收集旧部，重整旗鼓。”

可他到了党中央所在地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上了前线了。留下的只有张闻天、博古等人。博古不同意邵式平的做法，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等邵式平离开后，有人说：“是毛泽东宠坏了！是毛泽东宠坏了！”

事后，许多人要提出给邵式平纪律处分。最后，博古对他降级使用，将其调到了红5军团政治部任地方工作部部长。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执掌军权。邵式平由于心情不好，没有去找毛泽东求助。

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卓木碉的一座喇嘛庙寺里，公然宣布成立第二中央。卓木碉会议后，他强令红4方面军南下，结果在百丈关一仗，红军损失过半，被迫退却到甘孜一带。

当时正处寒冬，甘孜地广人稀，是藏族游牧区。全军将士棉衣无着落，给养也供不上。时任西北联邦政府主席、金川省委书记兼司令员的邵式平听说附近的白利寺有个格达活佛。格达活佛医术精湛，治疗地方病有一套。

于是，邵式平带上翻译前去拜访活佛。与邵式平的谈话完，活佛不仅答应帮助红军治病，还慷慨赠送给红军青稞、豌豆、马匹等物资。

为了表达谢意，红四方面军为白利寺发布布告，明确宣布白利寺配合红军，勋荣卓著，我军给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违者严办。

此后，朱德在邵式平的陪同下，还亲自到寺院看望了格达活佛，并接见了全体僧侣。后来，红军决定在甘孜地区召开各界僧侣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邵式平觉得格达活佛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就把情况向他作了通报，并邀请他作为白利寺的代表出席大会。

格达活佛也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1936年5月5日，“甘孜博巴政府”成立。邵式平兼任党代表，格达活佛为主席。不久，红军要开战了。临走时，邵式平依依不舍地向格达活佛话别辞行。

1943年，邵式平来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次，毛主席召他到住处谈话，询问“甘孜博巴政府”一事。邵式平详细地作了介绍。当他讲到“博巴政府”的名称时，毛主席插话说：“这个名称用得好。既有阶级性，也有广泛性。”

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3天后，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的副团长邵式平来到了南昌。

6月16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成立，邵式平任主席。

1951年初，邵式平着手规划南昌新的城市建设，他虽然没有学过建筑，但是具有战略眼光。他提出在城东废墟城墙的基础上，开辟一条又长又宽的大道，起名“八一大道”，以纪念南昌八一起义。

在他的设想中，“八一大道”建成81米宽，且是快速公路。但这个消息一传开，却立即招来了不少的非议：

“南昌在修飞机跑道！”、“江西在搞劳民伤财！”

最后，因各部门意见不统一，最终八一大道实际上只决定为60米宽。

尽管如此，“八一大道”规划为宽60米，长5000米，这在当时创造了一项全国之最。但是，邵式平还是心有不甘。在一次报告会上，他这样说：

“我正是要让八一大道将来能降落直升飞机的！八一大道原设计宽81米，现在窄了20米，这和我的设想是有距离的。搞城市建设，就要有眼光，规划城市建设要有50年不落后的思想。”

后来，周总理视察南昌，步行在八一大道时，对邵式平连连夸赞：“不错，很有气派！只有在北京才有如此宽的大街！”

1959年秋，邵式平到北京开会。此时的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

在会议期间，邵式平找到周总理，和他说相见毛主席时，周总理笑着问道：“要去看毛主席，为什么不找8341部队政委呢？”

8341部队政委是汪东兴，也是江西人，与邵式平是老乡。

邵式平说：“向总理提出请求名正言顺。”

周总理笑着说：“是要避嫌吧。”

邵式平如实回答：“有那么一点。”

会后，周总理派他的车子接邵式平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去。可他一下汽车，被4名警卫围住了。一个小伙子抓住邵式平的右手不放，问他是什么人，怎么坐总理的车子？

邵式平赶紧解释说，车子是总理借给他的，让他来看毛主席的。

这么一说，小伙子才放开了他的右手，并告诉他毛主席办公时间还没有到，需要等一等。

邵式平表示自己的个子太大，站着比较容易累，能否借个椅子休息一下。

就在这时，邵式平听到了毛主席洪亮的声音：“谁在外边吵呀？把我的觉都吵跑啦。”当毛主席见来人是邵式平后，他大声说：“是邵大哥啊，快进屋里坐。”

邵式平听后，感到非常温暖。他恭敬地回复说：“在毛主席面前，我只能称‘邵大个儿’吧。”

接着，毛主席和邵式平像拉家常一样聊起了天。毛主席问：“咱俩从遵义会议到延安再到七大，多少年没有面谈了？”邵式平回答说：“超过10年了。”毛主席微微摇头说：“10年，不止了吧。”

谈话中，邵式平把江西省的工作如实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很高兴地说：“江西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良田，有独特的革命历史，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要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谈着谈着，邵式平看了一下手表，心想时间很长了。于是他站起身，说：“主席工作很忙，我回江西会努力工作，为主席争光。”

毛主席下了，说：“你今后什么时候要见面，告诉汪东兴，可以常来常往。”

随后，毛主席把邵式平送到了门口。这次，见到了分别10多年的毛主席，邵式平心绪非常激动，回去后，他便愉快地将毛主席的指示传达下去了。

1962年，邵式平突然发病，住进了医院。由于病因不明，邵式平的病疗效不佳，而且，他的病床就设在自己家里。

因此，不少省委领导和亲友都劝他到医疗条件好的北京、上海等地检查、治疗，但邵式平都婉言谢绝了。

一次，省政府一些干部又来劝他，说：“江西医院虽然精心治疗，但是水平还是没有北京上海好，还是去那里查查是什么病因吧。”

邵式平笑着说：“我舍不得离开这张床。”

他说的话，颇让人费解。他的老战友方志纯也来劝他，并且生气地说：“你这张破床有什么好留恋的呀。”

在老友面前，邵式平才道出了真情：“我是省长，省长病了就到上海、北京去，别人病了去不去？干部去了，老百姓怎么办？江西能解决的，就在江西解决，根本问题是要提高江西的医疗水平，培养自己的人才。我相信江西的医生能治好我的病。”

眼看大家都劝说不动，便动员他的妻子胡德兰劝他。邵式平依旧是态度坚定地说：“德兰呀，你也是个老党员了，人家劝我，你怎么也劝我？我是省长，我有病有条件可以到上海、北京去治，一般干部病了能去吗？还有几千万江西人民，他们都能去吗？我问心有愧呀！”

1964年，朱老总亲临南昌探视。同年4月，罗瑞卿也来看望了他。重病期间，毛主席南下巡视，得知了邵式平的情况，特地派汪东兴和自己的保健医生去看望邵式平，并特意嘱咐他们带话：“好好治病，革命路还长。”

毛主席的这句话，给了邵式平莫大的鼓舞。在病榻上，邵式平乐观地填了两首词《西江月》，其中一首《在病中》这样写道：“病了就是病了，活着便算顶好。战胜阎王无数，还需积极治疗。”

但是，邵式平终究还是没能战胜病魔。在卧床3年后，他于1965年3月34日在南昌逝世，终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