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哈战荣　李　伟

联大文工团在边区演出高尔基名著《母亲》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战时期极其艰苦的两年。日军疯狂地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残忍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加紧反共，制造了几次反共高潮；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包围着边区，待机发动进攻，并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延安当时物资稀缺，困难重重，却集中了来修养或学习的上万干部及成百的文学家、艺术家。

这些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后，满腔热情地要用所熟悉的文艺专长为根据地人民做点事。其中一部分人能深入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写出了一些新鲜活泼、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作品；一些人写的仍是过去的东西，演的是大城市里演的戏，和群众的要求结合不起来；还有一部分人用资产阶级思想看待文艺工作，散布了许多不正确的思想。

文艺工作不深入，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的文艺工作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文艺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不好倾向也比较普遍。典型的是1940、1941年前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工团队演了很多大戏，如《母亲》、《巡按》、《婚事》、《蜕变》、《日出》、《雷雨》、《北京人》等。

演大戏在当时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戏的内容群众不能接受，对文工团队有意见；一是敌后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舞台、服装、照明等设备均不能满足演出的需要。所以，尽管演这些戏在当时也有一定的教育作用，但是由于工农兵文化水平的限制和斗争生活的紧张，演大戏和群众的要求确实有很大的距离。

当时严酷的军事、政治斗争和农村环境，给文艺工作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产生了许多需要迅速加以解决的新矛盾，归根到底就是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以及怎样为这些人服务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上没有得到解决。

1942年3月13日，《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毛泽东看后大为生气，拍桌子质问：“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并打电话批评报社。3月15日《谷雨》杂志一卷四期上又发表了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3月19日《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同时期各报刊还发表了一些被读者议论纷纷、褒贬不一的杂文。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认为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有人提出了“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即采取鲁迅对敌人的方式用杂文来讽刺革命）的口号。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盛极一时，影响与阻碍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的深入宣传与到位落实”。

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地、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当时的到会者都知道，这是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王实味，也是表态了。这表明他已经在思考如何对文艺界出现的不良偏向进行正确引导的问题了。

皖南事变后，艾青、欧阳山、草明、罗烽、白朗、张仃、严辰等陆续从重庆来到延安。1941年8月11日傍晚，毛泽东从杨家岭的前沟绕到后沟，沿着山坡小路爬上萧军等人所住的后沟半山腰，拜访了萧军及艾青、罗烽、舒群等几位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的知名作家以及住在附近的“文抗”的同志们。后来应邀，他们又去毛泽东的住处，谈了很多问题。此后不久，萧军就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应制定文艺政策。

1942年初，边区的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发表了许多与抗日战争主旋律不相适应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作品。4月份，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由毛泽东、凯丰与博古负责。

1942年4月初，毛泽东又收到欧阳山建议党制定文艺政策的信。毛泽东赞赏欧阳山提出的意见很好，并说中央准备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打算谈谈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与工作对象问题。4月9日与17日毛泽东又写信给欧阳山和草明，请他们就“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帮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同样的信，艾青、萧军、舒群、罗烽都曾收到。

4月间，毛泽东也修书一封给艾青，邀请商谈一些问题。见面后，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话。”毛泽东担心自己讲话没人听，艾青说至少他自己是愿听的。

4月中旬，毛泽东又邀请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作家与戏剧家何其芳、周立波、曹葆华、严文井与姚时晓等人交换意见，毛泽东也约请刘白羽（时任文艺界抗敌协会支部书记）谈话三次。刘白羽问作家写作犯了错误怎么办？毛泽东说犯了错误就改，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

毛泽东亲自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座谈会的顺利召开作了最充分的准备，这又一次显示了他认真执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工作指示的伟人风范。

从1942年5月2日起，在毛泽东、凯丰的召集主持下，党内外的文艺家开了三次座谈会。开会的引言和结论都是毛泽东作的，合在一起发表后统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座谈会召开前，毛泽东让周扬和舒群草拟一份参加者名单，由中央办公厅用粉红色油光纸印刷的请柬发出邀请：“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召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因为博古每天要审阅报纸的稿件与签发大样，不能每次到会，故辞掉了“召集人”，但大多数会议他都参加。5月23日作结论那天，他还亲自通知报社采访科长黄钢等人去听。

5月2日召开第一次座谈会，到会的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等方面的工作者100多人。

当毛泽东和任弼时、洛甫、凯丰等进入会场时，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含笑同与会者一一握手，并询问他们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朱德、陈云、贺龙、康生、王稼祥、博古等。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首先讲“引言”，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接着讲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和学习社会五个问题，然后请大家讨论。

他边听边用铅笔作笔记。在丁玲的鼓动下，萧军第一个发言，表达了自己将来要当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作家的宏愿。随后，其他文艺工作者也发了言。

5月16日举行第二次座谈会，整天讨论，主要是文艺工作者发表意见，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到会并认真听取大家意见。欧阳山根据前方部队与敌后群众对文艺工作的需要，呼吁文艺家到前方到群众中去。柯仲平以小歌舞剧《小放牛》为例，提出了文艺作品的提高创新问题。也有作家在会上讲，不歌功颂德，“爱是文艺永恒的主体”等。

毛泽东靠着一张白木小方桌坐在人群里，不停地做着笔记，蓝布衣袖破了一块的右肘，迅速地在桌面上拂动着。听到诗人萧三引用了一位苏联诗人的警句，形容作家坐在房子里挖空心思地写不出作品时的窘态“把手指头都绞出了水来”，毛泽东爽朗地哈哈大笑。

5月23日召开第三次会议，继续讨论。大家争先恐后，抢着发言，毛泽东始终认真听取，并作记录。朱总司令在会上也讲了话，他主要批评了划不清“人家的”和“我们自己的”的界限的错误观念。朱老总的讲话简短有力，切合实际，很受欢迎。朱老总讲话后，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

晚饭后毛泽东讲“总结”，延安各机关学校的负责人都来了。因听者增加，会场由室内改到室外广场，照明换用煤气灯。毛泽东说朱总司令的讲话是会议的总结，他的意见和朱总司令的差不多。接着他很谦虚地说，他对文艺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他出题目让大家做文章，这次是大家出题目要他做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结论》。

他指出，很多文艺工作者来到了根据地，还没有充分认识根据地的重要性，不知道根据地内外两种地区其实代表了两个历史时代。

他分析了根据地读者群众与过去不同的根本变化，不仅从根本思想上解决了当时延安文艺工作者中间存在的基本矛盾，而且从全国出发，分析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根据新的历史环境提出了新的文艺方向，即工农兵方向，解决了一系列文艺为工农兵和如何为法的根本性理论问题，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新时代。

毛泽东指示的文艺方向成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行动指南，面向工农兵，普及为主，政治第一，与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使陕北的文艺运动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这次座谈会，报纸上没有正式发表消息，只是在1942年5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时，用编者名义写了几句按语：“最近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所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于关心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的读者。本版决定将与此会有关诸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与讨论。”

座谈会上毛泽东的引言和结论，当时报刊也没有发表，只是在各个区域（包括敌后）的领导机关和文艺团体中进行了关于会议精神的传达。结合座谈会精神，各区域都进行了文艺整风。文艺工作者经过整风学习，逐步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纷纷要求下乡、下场、下部队，深入实际工作，改造自己，进行创作。

为了适应这种要求，给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进行锻炼以正确的指导，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与中组部联合召开了为期一天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与会50多人，会上凯丰和陈云分别作了报告。凯丰在讲话中指出并回答了“为什么下乡，怎样下乡”的问题，陈云则批评了党的文艺工作者所存在的特殊和自大两个主要缺点，他希望文艺工作者要虚心地向群众、向生活学习，虚心地接受批评并经常进行自我批评。

他们讲话的核心内容都是详细说明了作家到群众中去的重大意义和几个在认识上需要彻底转变的根本观念。刘少奇也讲了话，强调知识分子除了有书本知识，还要有实际知识，并勉励大家在实际斗争中长期学习。这次会议对于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所提出的工农兵文艺方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会后，为了深入贯彻工农兵的文艺方向，在纪念鲁迅逝世7周年时，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讲话》全文。

中央总学委（当时领导全党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引者著）于次日发出通知：“《解放日报》10月19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典型示范。”对《讲话》作了客观、合理的价值评判，并要求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在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中进行广泛的宣传。

10月17日，中宣部也发布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不但对《讲话》给予了高度评价，还特别指出，这个文献的精神不仅仅适用于党的文艺工作和文化工作部门，也完全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

整风以及对《讲话》的广泛宣传和学习，使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面貌为之一新。

1943年春节，全边区开展了“拥军优抗”和“拥政爱民”的运动。在延安开展的《讲话》宣传活动中，新的文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秧歌舞。秧歌队的演出成了文艺工作者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最方便形式。每当秧歌队一出现，就会聚集成千上万的观众，许多观众尾随秧歌队之后，看了一遍又一遍而不觉厌倦。新秧歌舞很快就成为大众性的娱乐方式，延安到处都充满了这种歌声，与之相随，文学、音乐、美术、喜剧、舞蹈等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2月6日，延安文艺界200余人举行了欢迎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赵占魁的座谈会。会上文化界一致表示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向他们学习，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后，文艺界提出了“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口号。延安音乐界、戏剧界根据中央号召，也纷纷下乡下厂，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演出，使戏剧进一步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画家也背着画板到农村去塑造农民的形象。

3月10日的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各地区的党委、文艺团体都进行了认真的讲座研究，订出了日后的工作办法。

晋察冀边区5月6日至10日由边区文联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成绩予以肯定，对缺点进行了反思。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华中地区，也分别召开座谈会，讨论了《讲话》和中宣部的决定。

在国统区，尽管由于社会环境的差异，《讲话》的宣传广度和深度都受到限制，但是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讲话》还是得到了大力的宣传。

此后，在上海、香港等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冲破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各种压制，也曾以各种形式发表过《讲话》的部分内容，或出版单行本。

尽管《讲话》在国统区的学习和宣传还是处于一种自发的无组织状态，对《讲话》的研究和实践也不能与解放区相比，但《讲话》还是获得了日渐深入的传播，加上解放区文艺运动的范例，国统区的文艺运动渐渐有了向前行进的正确方向。

《讲话》发表后，很快也在国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先后有30多个国家用数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其中绝大部分出版的是全译本，有的同时还出版了多种译本，也有不少国外报刊介绍了讲话的内容或选择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尽管他们所持的观点并不相同，其思想倾向也并不完全一致，但绝大多数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公认它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中的重要文献。

国外最早翻译出版《讲话》的国家是朝鲜。其次是在日本、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以及东欧其他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等。此外，翻译出版过《讲话》的还有苏联、越南、瑞典、芬兰、印尼、古巴等国家。

1950年，美国国际出版社出版了《讲话》的英文单行本；英国《现代季刊》第4卷第1期差不多同期也曾刊载《讲话》的译本。意大利《再生》和《新生活》也发表了《讲话》译本，不久即出版了单行本并连续发行三版。同年，《讲话》在印度出版，除了英文全译本，还有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泰鲁固文、马来雅冷文等多种单行本，有的版本还多次印刷。

此后，随着各种文字的毛泽东著作的相继被翻译出版，《讲话》在国外和由我国外文出版社用各种文字翻译出版的数量就更多，影响也更大。国外学者，尤其文艺工作者对《讲话》的研究兴趣仍是情有独钟，长久不衰。典型的如：美国威立州立大学梅·所罗门教授于1973年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一书，曾以《文学与革命》为题，摘录了《讲话》中有关文艺批评的部分，并作了深刻分析，给予高度评价。1980年，澳大利亚学者庞尼·麦克杜格儿亲自参考了80余种中外各种《讲话》的版本，用英文重新翻译了这部著作，并为本书写了43页的长篇导言。

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讲话》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文艺工作领域的面貌为之大变，社会收效显著。对此，1943年4月25日的《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总结了文艺工作中取得的喜人成就：一、文艺与政治密切结合。文艺工作者开始把抗战、生产、教育等问题作为创作的主题。二、文艺工作者走向了基层。文艺工作者开始下乡，深入群众，其作品的内容也力求反映群众的生活和要求，形式也力求为群众所接受，并虚心向群众学习。三、打破了普及与提高对立的观点，找到了二者发展的正确途径。

“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在当时是最有感召力的口号，而且，好多文艺工作者都将其付诸于实际行动。例如，诗人萧三、艾青，剧作家塞克到南泥湾了解部队情况并进行劳动，作家陈荒煤到延安县参加工作，刘白羽和丁玲、陈学昭到部队及农村工作，高原、柳青已到陇东等地工作。

延安文化沟口上还建立了“街头艺术”台，节假日，那里张贴着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摄影新闻等，此外还有街头教歌、街头音乐、街头诗朗诵等活动。各文工团深入部队、乡村演出，如1943年，鲁艺的秧歌队曾轰动延安一时，群众大为赞赏。

这次座谈会解决了1927年以前没有提出而1927年以后提出但却未来得及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为什么人，怎样为法”的问题，以及文艺工作者的阶级立场问题，如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作家的生活体验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各种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和克服方法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文艺工作者的文艺思想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引起了划时代的变化。这之后，正如毛泽东在《讲话》中所预料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实“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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