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坦言：杀杨宇霆之前我从不迷信，杀他后我不得不信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人物的命运仿佛被冥冥之中的力量所主宰。张学良，这位风云一时的东北＂少帅＂，就曾经历过一次令他终生难忘的选择。1929年，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 - 处决东北军元老杨宇霆。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张学良的人生轨迹，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多年后，已是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回首往事，不禁感慨万千。他坦言，在杀害杨宇霆之前，他从未相信过任何神秘力量。然而，就在下定决心的那一刻，一个看似简单的抛硬币游戏，却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命运的不可捉摸。这次经历，彻底颠覆了张学良的世界观，让他不得不开始思考冥冥之中是否真有天意。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一向理性的张学良竟然开始相信命运的安排？杨宇霆又是何许人也，为何他的死能对张学良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个看似偶然的决定，又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车站附近爆发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这声巨响不仅夺走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性命，也彻底改变了张学良的人生轨迹。当时年仅27岁的张学良，在一夜之间从东北军中的＂小六子＂摇身一变，成为了权倾东北的＂少帅＂。

然而，这条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张作霖的突然离世，让东北军内部一时间陷入了混乱。虽然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理应继承大权，但他年轻气盛，缺乏治军经验，这让不少东北军中的老臣将领们心存疑虑。

在张作霖的葬礼上，张学良强忍悲痛，站在灵柩前宣誓：＂我张学良，今日继承父亲遗志，誓与东北共存亡！＂这番慷慨激昂的宣言，为他赢得了不少支持。但是，一些野心勃勃的老臣们却暗中观望，准备伺机而动。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张学良开始着手整顿东北军政。他首先巩固了自己在军中的地位，将一些忠心耿耿的将领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同时，他还开始推行一系列新政，试图改变东北军的陈旧面貌。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东北易帜＂的决定。张学良意识到，与其继续坚持奉系军阀的独立割据，不如顺应时代潮流，投靠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决定虽然引起了东北军内部的不小争议，但张学良坚持己见，最终在1928年12月29日正式宣布东北易帜，改悬国民党党旗。

然而，这一决定也给张学良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对他仍然心存疑虑，担心他会像其父一样反复无常；另一方面，东北军内部的一些老臣对这一决定也颇有微词，认为张学良背叛了他父亲的遗志。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张学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助手来帮助他巩固权力。而在东北军中，最有资格担此重任的人，莫过于被誉为＂军中智囊＂的杨宇霆。

杨宇霆是张作霖时期的老臣，在东北军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他曾多次为张作霖出谋划策，立下汗马功劳。张学良深知杨宇霆的才能，因此在初掌大权时，曾多次向杨宇霆请教军政大事。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现。杨宇霆年长张学良二十多岁，对这个年轻的＂少帅＂多有不满。他常常在公开场合对张学良的决策指手画脚，甚至不时流露出轻视之意。

1929年1月，杨宇霆为其父亲举办寿宴，邀请了众多军政要员。张学良虽然被邀请，但在宴会上却受到了冷遇。当他进入宴会厅时，只有寥寥数人起身相迎，而当杨宇霆出现时，全场却为之沸腾。这一幕深深刺痛了张学良的自尊心。

就在这场寿宴过后不久，张学良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彻底改变了他与杨宇霆的关系，也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这个决定，就是处决杨宇霆。

在东北军的历史上，杨宇霆无疑是一个传奇人物。1885年出生于辽宁法库县的杨宇霆，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才智。16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中秀才，展露头角。然而，杨宇霆并不满足于此，他渴望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1909年，24岁的杨宇霆远赴日本留学。在异国他乡，他不仅刻苦攻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国政坛风云人物的孙中山、蒋介石等人。这段留学经历不仅开阔了杨宇霆的眼界，也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

回国后，杨宇霆凭借自己的才华很快被张作霖赏识。在张作霖的麾下，杨宇霆如鱼得水，很快就成为了东北军中的重要人物。他的才能在多个方面得到了充分展现：

首先，杨宇霆在军事方面颇有建树。1918年，他建议张作霖拦截一批原本要运往俄国的军火。这个计划不仅成功实施，还为东北军获得了大量急需的武器装备，极大地增强了军事实力。正是这次建议，让杨宇霆在东北军中声名鹊起，赢得了＂小诸葛＂的美誉。

其次，杨宇霆在政治谋略上也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他多次为张作霖出谋划策，帮助张作霖从一个地方军阀逐步成长为＂东北王＂，甚至一度成为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者。杨宇霆的政治才能，使他成为了张作霖最信赖的谋士之一。

此外，杨宇霆还在东北军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持修建了战备公路，极大地提升了东北军的机动能力。同时，他还推动建立了东北海军，使东北军成为了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拥有＂陆海空＂三军的军事力量。

然而，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杨宇霆也开始逐渐展现出一些负面特质。他开始变得骄傲自满，甚至有时会忽视张作霖的命令。有一次，他甚至私自募兵，意图培植自己的势力。这些行为虽然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但考虑到杨宇霆的才能和功劳，张作霖最终还是选择了原谅。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刺身亡。在这个关键时刻，杨宇霆本可以凭借自己的资历和威望，成为东北军新的掌权者。然而，他选择了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业，成为新的＂东北王＂。这个决定，看似明智，实则埋下了日后悲剧的种子。

张学良初掌大权时，杨宇霆曾给予不少支持和建议。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杨宇霆习惯了在张作霖时期的地位和权力，对年轻的张学良多有不满。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对张学良的决策指手画脚，有时甚至直接否决张学良的命令。

更让张学良难以接受的是，杨宇霆在＂东北易帜＂这个关键问题上与他存在重大分歧。张学良主张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而杨宇霆则坚持东北应该保持独立。这种分歧不仅影响了东北军的统一，也让张学良对杨宇霆的忠诚产生了怀疑。

1929年1月，在杨宇霆为其父亲举办的寿宴上，矛盾终于公开化。当天的宴会上，杨宇霆俨然主人姿态，而张学良却受到了冷遇。这一幕，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在寿宴结束后不久，张学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处决杨宇霆。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张学良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东北军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然而，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张学良经历了一次奇特的＂命运抉择＂，这次经历让他第一次对命运产生了敬畏之心。

1929年1月7日，杨宇霆府邸张灯结彩，车水马龙。这位东北军的＂军中智囊＂为其父亲举办寿宴，邀请了众多军政要员。作为东北的新任统帅，张学良自然也在受邀之列。然而，这场本应喜庆的宴会，却成为了引爆张学良与杨宇霆矛盾的导火索。

当晚，张学良携妻子于凤至如约而至。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一片冷清。传令官高声通报＂少帅驾到＂，可宴会厅内只有寥寥数人起身相迎，大多数宾客只是敷衍地点头示意。这种冷遇让张学良颜面扫地。

更让张学良难以接受的是，当杨宇霆出现时，整个宴会厅的氛围瞬间变了。原本喧闹的客厅突然安静下来，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众多宾客争先恐后地上前恭贺，俨然将杨宇霆视为东北真正的掌权者。这一幕深深刺痛了张学良的自尊心。

整个宴会过程中，张学良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是名义上的＂少帅＂，却被众人冷落；而杨宇霆虽然只是下属，却受到众星捧月般的追捧。甚至有些人在敬酒时，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杨宇霆才是东北的真正主人。

这场寿宴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张学良意识到，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他的权力很可能会被杨宇霆架空。于是，他借口身体不适，提前离开了宴会。

回到大帅府后，张学良久久无法平静。他清楚地知道，现在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容忍杨宇霆，甚至可能被其取而代之；要么铤而走险，除掉这个潜在的威胁。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关乎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也关乎整个东北的未来。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张学良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有些荒诞的决定。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元，对站在一旁的妻子于凤至说道：＂我要抛三次硬币。如果三次都是正面朝上，那就处决杨宇霆；如果有一次是反面，就暂且放过他。＂

这个决定听起来像是一个玩笑，但张学良的表情却异常严肃。于凤至惊讶地看着丈夫，不敢相信这样重大的决定竟然要靠抛硬币来决定。然而，她知道此刻不宜多言，只能默默地看着丈夫进行这场奇特的＂命运抉择＂。

张学良深吸一口气，将银元高高抛起。硬币在空中旋转，最后落在桌面上。＂咚＂的一声，硬币停止了转动——是正面。

第二次，张学良的手似乎有些颤抖。银元再次飞向空中，落下，依然是正面。

到了第三次，整个房间里的气氛变得异常凝重。张学良和于凤至都屏住了呼吸。银元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在桌面上，转了几圈后停下——依然是正面。

连续三次正面，这个概率只有八分之一。然而，命运似乎已经做出了选择。张学良沉默了片刻，然后下定了决心。

三天后，也就是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以商议军务为由，将杨宇霆和他的心腹常荫槐召至大帅府的老虎厅。两人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有说有笑地踏入了大门。

然而，就在他们进入老虎厅不到两分钟，张学良一声令下，数十名早已埋伏好的警卫士兵鱼贯而入。领头的士兵高声宣读了一份长长的罪状，其中包括＂侵款渎职＂、＂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破坏统一＂等多项罪名。

杨宇霆和常荫槐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枪声就已经响起。两人当场毙命，倒在了血泊之中。就这样，东北军中曾经呼风唤雨的＂军中智囊＂杨宇霆，以及他的心腹常荫槐，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这一决定不仅彻底改变了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也对整个东北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更让张学良感到不安的是，他开始思考那三次抛硬币的结果是否真的代表了某种冥冥之中的天意。这个想法，让一向不信鬼神的张学良开始对命运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敬畏之情。

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尸体尚未冷却，张学良就开始感受到了这个决定带来的巨大影响。东北军内部一时间风声鹤唳，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位年轻的＂少帅＂。有人认为张学良果断杀伐，有魄力；也有人暗中议论，说他残忍无情，不念旧情。

然而，让张学良始终无法释怀的，并不是这些纷纭复杂的评价，而是那三次抛硬币的结果。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张学良一直以理性著称。他不信鬼神，也不相信命运。可是，这次的经历却让他不得不开始思考：是否真的存在某种冥冥之中的力量，在主宰着人的命运？

这种想法一旦萌生，就像一颗种子，在张学良的心中不断生根发芽。他开始回想过去的种种经历，试图从中寻找命运的痕迹。

有一次，张学良突然想起了父亲张作霖的一句话。在他还小的时候，张作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小六子，你骨骼清奇，日后必成大器。＂当时的张学良并未在意，可现在回想起来，这句话仿佛预言一般，让他不禁感到一丝凉意。

不仅如此，张学良还回忆起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一个奇遇。有一次，他在东京街头遇到一位算命先生。那位老者看了看张学良的面相，神秘地说道：＂公子日后必当大任，但要谨防内部之患。＂当时的张学良一笑置之，可如今想来，这句话似乎暗示了杨宇霆的结局。

这些往事纷纷涌上心头，让张学良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他开始思考，是否真的存在一种命中注定的宿命？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的未来又会如何？

这种思考并非没有实际影响。在处决杨宇霆之后，张学良在做重大决策时，开始变得更加谨慎。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凭个人喜好行事，而是会多方征询意见，甚至有时会求助于一些所谓的＂高人＂。

有一次，在决定是否要在东北推行新政时，张学良竟然暗中请来了一位道士。那位道士给张学良卜了一卦，说此举利国利民，可以施行。张学良听后，这才下定决心推行新政。这种行为，在当时的东北军高层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然而，张学良的这种＂迷信＂倾向并非没有限度。他并没有完全抛弃理性思考，而是将这种神秘主义融入到了自己的决策过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仍然会根据客观情况做出判断，只是在最后关头，会借助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来确认自己的决定。

这种奇特的决策方式，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再次得到了体现。在扣留蒋介石之前，张学良据说也进行了类似的＂命运抉择＂。他在西安的一座古庙中求了一支签，签文大意是＂冒险可成大事＂。这支签，成为了他最后下定决心的关键因素之一。

张学良的这种转变，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并非孤例。许多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往往会在晚年对命运产生敬畏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求助于宗教，另一些人则会转向各种神秘学说。

对于张学良来说，这种转变既是一种心理慰藉，也是一种决策辅助。在动荡的时局中，当理性思考无法给出明确答案时，这种＂迷信＂反而成为了他坚定信念的source。

然而，这种转变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有时，张学良会过分依赖这些＂超自然＂的指引，而忽视了实际情况的复杂性。这种倾向，在后来的一些重大决策中也显露出来，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判断。

尽管如此，张学良始终没有完全沉溺于迷信之中。他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理性思考，只是在面对重大抉择时，会更多地考虑命运的因素。这种独特的决策方式，成为了张学良晚年回忆录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他坦言，正是因为杀害杨宇霆这件事，才让他开始相信命运的力量。

张学良处决杨宇霆的决定，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东北军的内部格局，也对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东北军内部，杨宇霆的死让许多老臣感到不安。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怀疑张学良的用人之道，担心自己也可能成为下一个杨宇霆。这种恐惧和不信任的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北军的凝聚力。

有一位曾经跟随张作霖多年的将领，在杨宇霆被处决后，主动请求调离核心岗位。他在私下里对友人说：＂大帅在时，我们还能说句实话。如今少帅这般雷厉风行，我们这些老家伙怕是要吃不消了。＂这种心态在当时的东北军高层中并不罕见。

然而，杨宇霆的死也为张学良扫清了权力上的障碍。一些原本对张学良心存疑虑的将领，看到杨宇霆的下场后，也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有一位曾经与杨宇霆交好的将领，在杨被处决后，立即表态支持张学良的新政，并主动请缨承担了一项艰巨的军事任务。

这种态度的转变，虽然在短期内稳固了张学良的地位，但也让东北军失去了一个能够直言不讳的智囊。在后来的一些重大决策中，张学良身边缺少了像杨宇霆这样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决策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其次，杨宇霆的死也对东北军的对日政策产生了影响。杨宇铨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与张学良有分歧，但他对日本的态度一直比较强硬。他曾多次建议张学良加强东北的军事防御，警惕日本的野心。

在杨宇霆被处决后，东北军中主张对日妥协的声音开始增多。有一位将领在会议上公开表示：＂杨先生在时，总说日本人狼子野心。如今看来，或许我们应该考虑与日本人合作，毕竟他们有先进的技术和武器。＂这种观点在当时并非孤例。

这种态度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北军的抗日决心。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军的反应比预期的要迟缓许多。有人认为，如果杨宇霆还在，或许能够提前预警，让东北军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再者，杨宇霆的死也影响了张学良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杨宇霆虽然反对＂东北易帜＂，但他在南京政府中有广泛的人脉。他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东北军与南京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与南京政府的沟通渠道减少了。有一次，蒋介石派人来东北考察，那位使者在私下里感叹：＂以前有杨先生在，我们还能知道东北的实际情况。如今少帅身边的人，说话都太过官样文章，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种沟通的障碍，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当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时，东北军与中央军的协调并不顺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抗战的整体战略。

最后，杨宇霆的死也深深影响了张学良本人。正如前文所述，这个决定让张学良开始相信命运的力量。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36年，当张学良决定扣留蒋介石时，他再次求助于＂命运＂的指引。有传言称，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张学良又一次进行了类似抛硬币的＂命运测试＂。这种决策方式，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理性判断的不自信，也暴露了他在面对重大抉择时的犹豫不决。

多年后，当被问及是否后悔处决杨宇霆时，年迈的张学良沉默良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历史没有如果。＂这句话既是对往事的总结，也是对命运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