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民国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水平，其最稳定最幸福也最充裕的时期，其实就是在1912年1月1日至1937年全面抗战之前的这个时间段了。在民国这个对知识分子对文人极度优厚的时代，拥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公务员阶层的收入，比起底层的工人农民来自然高了去了。民国的《文官俸给表》曾经记载，国民政府中最高级的特任官平均月工资为754.4元，这可都是白花花的袁大头呀，而且还是税后的，能买到的东西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得到的。

如果根据北京1911年至1920年的物价来计算，品质适中的大米每斤只需要3分钱，而猪肉每斤也只是在1角至1角1分之间徘徊，关于一个一角铜元的价值，陈存仁的大作《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也曾这样描述：“一个铜圆，用处极大，可以买糖十粒八粒，可以买大饼油条各一件，或是买生梨一二枚、马蹄两串。城隍庙的酒酿圆子，是每碗铜圆两枚，吃一碗面是四个铜圆，一块肉又大又厚。汽水称为‘荷兰水’，每瓶两个铜圆。”

据说，民国成立之初那袁大头可是绝对的硬通货，一块大洋可换铜圆一百二十八枚左右。这要是按照一个普通民每月消耗30斤米来计算，国民政府特任官单单靠工资一个月就足以养活大几百的老百姓。就算是最低级的三级委任官，59.8元月薪也能为二三十个百姓提供足以续命的粮食。要是真能这么算的，每年各地的逃荒难民冻饿而死的就没那么多了。

当时间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后，银元的购买力依然坚挺，公务员的月收入却逐年上升，其中尤其以教育阶层更为突出，以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为例，1924年时鲁迅获佥事最高薪俸一个月360元，装修其新买的四合院时仅仅花费200块左右。而在当时，即便是上海等物价水平相对较高的大都市，160市斤为一石的大米不过19元。

民国的官员薪水包含工资和津贴，此外，还有就是外勤、住宿、车马、取暖以及消暑等各类补助，每一项都也都有详细的标准，按照实际花费报销，吃饭、住宿都有一定的标准，按照官职的大小，分为一天18、12、8、6、4块大洋不等。不过，按照民国时期那一言难尽的贪腐风气，但凡有点权利的不从中做点手脚，给自己谋点私利还真对不住那青天白日的党徽。

1930年之后抗日战争之前，虽然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华夏大地，但是物价还能保持相对的稳定，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还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根据1933年重新颁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描述，特任官最高工资为国币800元，委任最低一级的薪俸则为55元，不过，高级别的公务员除规定的薪酬之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办公费可自行支配，单单是这一项，就让无人公职人员消尖了脑袋往上爬，所以即便是到了所谓“民主、民生、民权”的民国时代，“千里当官只为财”这一名言还是极有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