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的消息传遍全球。

在北京，王震将军坐在电视机前，亲眼见证了那面曾经代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镰刀锤子旗缓缓降下。那一刻，他的心情无比复杂。电视画面中的莫斯科，寒风凛冽，红场上空弥漫着一种历史终结的气息。

王震陷入了沉思，回忆起毛主席多年前对苏联的批评。“原来我们当初都误解毛主席了啊！”

他不禁自言自语，感慨万千。

毛主席的远见卓识，早在几十年前便预料到了苏联走向解体的命运。

1965年，当世界局势风云变幻、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重重之时，毛主席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苏联内部的深层危机。彼时的中国，国内外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台海局势紧张，越南战争的阴霾笼罩东南亚，中苏关系降至冰点。

毛主席比这些外在的威胁更令毛主席忧心的，是国内出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苗头。毛主席意识到，中国与苏联一样，正面临着内部孵化和特权阶层逐渐形成的危险。

在1965年，毛主席做出了一个决定——重返井冈山。他站在这片曾经孕育中国革命的土地上，凝视着山村的贫困景象，心中愈发坚定：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不能重蹈苏联的覆辙。

这一年，毛主席不仅在思考如何应对国际压力和国内问题，更是在反思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发展方向。

他回忆起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的场景，那些苏联高官们奢华的特权生活与普通工人日常生活的巨大反差，深深刺痛了他。在毛主席看来，苏联革命的初衷已经被遗忘，特权阶层的形成正在蚕食社会主义的根基。

王震对毛主席的这些思考并非一开始便完全认同。

像很多老一辈革命者一样，他对苏联怀有深厚的感情，认为苏联是中国革命的坚定盟友，是社会主义的标杆。毛主席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震开始逐渐意识到毛主席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毛主席对苏联问题的判断，绝不仅仅是对某个领导人的批评，而是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深刻反思。

1965年，毛主席再次发出警告：中国不能走苏联的老路。他不仅看到了苏联高官享有特权的危险，更担心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开始萌芽。干部子女仗势横行、崇洋媚外之风日益盛行，甚至市场上日本制造的收音机成了干部们炫耀的资本。

毛主席对此极为不满，他认为，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就能迷惑人的革命意志，未来可能带来更大的背叛。毛主席的批评在当时被一些人认为过于严厉，甚至显得有些“偏激”，但他看得比任何人都远。

王震回忆起当年的那些争论时，心中充满了懊悔。

当时的他和许多干部一样，未能完全理解毛主席为何对特权和腐化如此敏感，也没能意识到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危机。

毛主席多次暗示，苏联问题的根源在于“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不过是表象，真正的危险在于苏联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权阶层的壮大使得革命理想日渐消退。

苏联的“自由化”改革最终导致了自我否定和解体，而毛主席对此早有预见。

1965年，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苏联指责中国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则毫不犹豫地批评苏联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分歧，更是两国发展道路的根本性对立。

毛主席清楚地看到，苏联的“自由化”改革正在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而中国必须避免这样的错误。毛主席的这种预见，最终在26年后的苏联解体中得到了印证。

19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彻底摧毁了苏联。

他所推行的“公开性”和“重建”政策，表面上是为了挽救苏联，实际上却进一步加速了这个庞大帝国的崩溃。苏联的高官们被西方物质文明所迷惑，许多人背叛了曾经宣誓效忠的信仰，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的瓦解。

这一切，正如毛主席在几十年前所预言的那样：当特权阶层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革命的理想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1991年，王震看到苏联解体的那一刻，所有的疑问似乎都有了答案。他终于明白了毛主席当年的预警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基于对历史的深刻洞察。

毛主席早已看穿了苏联的命运，他不断提醒中国人，必须警惕特权和腐化，必须坚持自己的革命道路。而王震，作为曾经的见证者和怀疑者，在苏联解体的那一刻，深深感受到了一种迟来的顿悟。

这场始于1965年的思想交锋，实际上是两条不同道路的较量。

苏联选择了“自由化”改革，最终走向了自我否定和解体；而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警惕特权阶层的形成，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毛主席的预见性不仅在历史中得到了验证，也为中国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正是这种高度警惕，使得中国在风雨飘摇的国际局势中，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稳定性。

1991年苏联解体时，王震的感慨，不仅仅是对毛主席预见的认可，更是对中国坚持走自己道路的庆幸。“原来我们当初都误解毛主席了啊！”

这句简单的话语背后，承载的是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警醒。

在苏联的覆灭面前，王震终于明白了毛主席的良苦用心，也明白了中国为何能够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