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由于朝廷政府软弱无能，宦官与外戚专权不断，加上天灾频发，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汉灵帝时期，爆发黄巾起义，朝廷无力镇压，想出一个允许各州郡自行招募兵马剿匪的招。这一招虽然成功平定了黄巾起义，但也加速了汉室对全国统治的失控，各地州郡长官军政大权于一身，他们可以自己收赋税，供养兵马，任命官员。导致东汉皇帝，虽被天下拥为共主，但却再也无力掌控天下。

而董卓之乱，更是把汉朝的统治中心搞得一塌糊涂，洛阳被烧，长安又被李傕、郭氾给霍霍的不成样子，而且生命还时刻受到威胁，汉献帝选择了出逃，想寻求兴复汉室的机会，而这次出逃成就了三国时期最厉害的阳谋，挟天子以令诸侯。

本来袁绍是最有可能干成这件事的人，他当时是各个割据势力中最大的，而且政治履历也好，一门四世三公，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在讨伐董卓的时候他就是各路诸侯的共主，曹操也只是他手下的一名将领。汉献帝也想让袁绍来接自己，认为他是兴复汉室的最大希望，但袁绍由于自己的犹豫和短视，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

当时汉献帝出逃到洛阳后，日子过得很苦。各路诸侯也都知道，袁绍的手下的沮授、田丰等就积极建议袁绍迎接天子，对建立伟业很有好处，其中沮授就说可以把天子接到邺城，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田丰则认为天子蒙难，袁绍作为汉臣理应迎接汉献帝，为兴复汉室尽力。而反对的一方主要是郭图、淳于琼等，他们认为汉献帝到来后，会使袁绍的管理受到掣肘，不利于扩大割据势力。

袁绍认为反对一方说的更有道理，而且他是一个很好面子的人，顾虑自己如果把天子迎到邺城，自己的老大地位要受到威胁，而且如果因为自己的政治野心与汉献帝发生冲突时，自己会背一个背叛汉室的骂名。手下的将领中那些忠于汉室的可能会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而且他当时拥兵20万，是最大的割据势力，认为不靠汉献帝也能成就霸业，总终觉得不迎是正确主张。

而曹操在听说汉献帝落难后，他手下的谋臣毛玠就向曹操献计奉迎天子，认为这样可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这和曹操的想法基本一致，但不同的是曹操想的不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此成就霸业，这就是曹操比袁绍高明的地方，他更有战略眼光。

曹操很快把这事拿出来和手下讨论，荀彧就积极主张迎接天子，他说：“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乘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意思就是说，现在天子蒙难，曹操如果奉迎汉献帝，顺从百姓的民望，是大顺之举，以朝廷的公正制服雄杰，是大略之举，扶持大义招揽英才，是大德之举。

荀彧的建议说了奉迎汉献帝的好处，而且满脑子都是兴复汉室的想法，曹操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听明白了荀彧想法，奉迎的好处他听出来了，但是他没有完全听取荀彧的建议，因为他想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自己的霸业，而不是兴复汉室。他也因此明白了荀彧的内心想法，所以对荀彧有了防备，在自己最后的生命时刻，用一封无字信让荀彧自杀，为自己儿子代汉自立扫除了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史料中没有记载曹操手下反对奉迎汉献帝的具体人，史料记载“或以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这里的“或”指的是有些人，他们认为曹操周围还有很多对手，而且曹操实力相对较弱，天下大乱之际，汉献帝迎不迎，对曹操实力提升没什么好处，但曹操在听了毛玠和荀彧的主张后，还是决心迎接汉献帝，成为成就自己梦想的助力，而且历史证明他这样的做法是对的。

公元196年曹操从洛阳把汉献帝接到自己控制的许都（今河南许昌），成为了自己手中的傀儡，自封大将军、武平侯，并任命荀彧为侍中、尚书令等要职。朝廷事务先禀曹操，再奏天子，完全架空了汉献帝，成为他统一的强大助力。

占据了政治伦理的高地的曹操，以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对各地的诸侯王施加影响，各个诸侯虽然明白这是曹操的意思，但碍于自己是大汉臣子的身份，而不敢公然违背。例如后来后悔了的袁绍想抢走汉献帝，结果曹操就借汉献帝的名义给袁绍安了一个“谋反”的罪名，意思是袁绍想推翻汉朝的统治，一下子就把袁绍定成了叛乱分子，这样的人天下可共讨，占据政治正确的曹操也最终通过官渡之战打败了袁绍，为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且曹操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吸引了很多人才，避免了过早过多树敌，减少了自己的政治阻力，对恢复北方生机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建立曹魏政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三国时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谋是最厉害的阳谋，各路诸侯只有干瞪眼，明知皇帝下的旨是曹操的想法，还不得不执行。当然后来随着割据势力越来越少，昔日的汉王朝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力就越来越弱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