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伟大是被禁出来的。因被禁止而变成一部伟大的经典，这是一种千载难逢的幸运。而《金瓶梅》为什么被禁止呢?乃是因为它的繁多的所谓“淫秽描写”。

换句话说,《金瓶梅》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的“淫秽描写”。

我对这种看法是坚，信不移的。

自然有许多“爱金者”为了使《金瓶梅》解禁，就痛诋它的“淫秽描写”而高赞它的艺术成就:“杰出的现实主义”、“《红楼梦》的前身”云云，认为它的“淫秽描写”不值一提而它的艺术成就应载入史册、公之于众。

不管这种论者抱着怎样善良的目的，在我看来这种论调统统是扯淡。什么现实主义杰作, 什么《红楼梦》前身，《金瓶梅》 作者用意之浅薄、趣味之平庸已使它无法立足于杰作之列。

而《红楼梦》则更是别一种伟大,与《金瓶梅》在本质上风马牛不相及。

当然《金瓶梅》在过程描'写中不乏才气，但单凭这种小才微善它不可能在文化史中获得这么重要的地位。那种极言其“艺术成就”的人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过敏症”患者，他们用对《金瓶梅》“艺术成就” 的夸张赞扬和对它“淫秽描写”的夸张声讨，来掩饰自己真正的内心，这种人不是其俗入骨就是曲意媚俗，其灵魂中有一种矫情和虚伪。

其实这种人不敢正视“淫秽描写”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内心深处对这种描写有一种流连和欣赏，道德上的负罪感使他们走上言论的极端。

如果以后你再看见有人极力夸赞《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并痛骂它的“淫秽描写”，你就可以不必取证地认定他是一一个内心肮脏的懦夫。

无疑《金瓶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的“淫秽描写”。

这并不是说《金瓶梅》的色情情节有什么“艺术成就”，并不是说它们有什么美感和欣赏意义，事实上它们毫无美感和可欣赏的东西。说它们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比任何文学作品中的任何描写都更清晰地呈现着中国人曾经有过的心理真实，是因为它们具备着典型的、不可替代的文献功能。

由于《金瓶梅》的色情描写对中国人内心世界的深刻裸露，以至于你如果不完整地阅读《金瓶梅》，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和历史。

这一些我们讳莫如深、掩之惟恐不及的东酉比我们四处宣扬、刻意渲染的东西更直接地联结着我们的痛处，卧室里、帷帐下所发生的一切比大街上、会场上所表现出的一切更真实地揭示着我们的本质。

如果你没有完整地读过《金瓶梅》，那你对中国人的知识就存在着严重的欠缺，你就对中国人缺少全面的感觉，也无法作出任何认真的结论。

不读《金瓶梅》，难知中国人。《金瓶梅》描写了我们中国人后院所发生的事情，无意中袒露了我们心灵深处的黑暗，因而成了一株不可多得的文化标本。

而历朝历代对这本书的绝对禁止也不难理解，它不过是这种内心黑暗的延续而已。

于是这种禁止又反过来丰富了《金瓶梅》的文化容量。

实际上，中国社会对《金瓶梅》的禁止与其说是因为对传染的恐惧，不如说是因为对暴露的恐惧。

在我们彻底摆脱我们的内心黑暗因此能够对《金瓶梅》坦然待之并淡然处之之前，《金瓶梅》 将一直作为一部不死的经典存活下去。

由于《金瓶梅》作为一部淫书的声望，读者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自然对它怀有一种淫书期待。

因而在最初的阅读中，书中大量的日常情节都成了虚设风景，只有在这种“淫书期待”得到魇足之后，读者才会关心西门庆如何升官、庄伯爵怎样调侃、潘金莲和李瓶几怎样斗气这一类的事情。

不仅如此，事实上在大多数的阅读实例中，日常情节成了性情节的铺垫，阅读日常情节成了阅读性情节的准备。呜乎，人心如此，奈何?

其实，把《金瓶梅》判为淫书、当作淫书，真是天底下最大的冤枉。

《金瓶梅》 不是淫书，它乃是戒淫书。《金瓶梅》 作各在开宗明义第一回有白纸黑字的宣示。在第一回作者引了一首成色诗警告世人，诗日:

二八佳人体似酥,

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

暗里教君骨髓枯。

这是指出色乃杀身之剑，教人看破色情并深戒之，作者同时还深知人们好色的根性，惟恐人们虽看破而戒不得，所谓的“生我之门死我户，看得破时忍不过”。

《金瓶梅》作者是言必信、行必果的，最后果然写了西门庆因贪欲而丧命，李瓶儿因争宠而亡身，潘金莲因贪欢而招来杀乡之祸。写了西门庆一家最后七零八落，作鸟兽散。

作者以这种果报不爽的故事来渲染戒色的必要，其意图在全书中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说，作者是把性、色情视为丑恶、危险之物的。作者原来是个道学先生。

这种看法也许颇引起我们身边那些道学先生的愤怒: 居然把写《金瓶梅》这样“淫书”的人也视为道学! 他们反驳的理由也是不假思索的: 既然这作者是戒淫的，为什么书中那么多赤裸课的淫语? 可见他的戒淫表白是假的，是掩人耳目的幌子!

其实《金瓶梅》作者的表白是真的，并非幌子: 他确实是个真道学。

我要说他如果不是个真道学他决不会作那样的淫语，决不会把性写成那个样子。

我从对《金瓶梅》色情描写的分析中认定其作者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道学家，《金瓶梅》中描写的性也正是道学家们眼中和心中的性。

古往今来的中国道学家正应该把《金瓶梅》作者引为同志。不过平常的道学家们并不把自己内心的性幻想和性经验说出来罢了，说出来你就会发现那恰恰就出《金瓶梅》中所写的那个样子。

至于《金瓶梅》作者为什么竟把内心的图景坦白出来了，那大概是因为这本书可以不署名的缘故——《金瓶梅》作者是佚名的。作者躲在一个黑暗而安全的角落里尽情地渲泄一个道学家色情狂的内心，他走到大街上则又是一个衣冠楚楚的正人君子了。

顺便劝告一下试图考证出《金瓶梅》作者是谁的考据专家，最好停止这种徒劳的工作，因为在那种更酷的礼法社会中要如此地渲泄内心的人必然会严加仿范, 不太可能给人们留下多少蛛丝马迹。

中国是一个性禁忌社会，道学家就是这种禁忌的代表，正因为是性禁忌所以他们才变成了色情狂: 性禁忌与色情狂是一因一果、一表一里的东西。性禁忌是一种信仰，是自觉的。而色情狂是这种信仰的结果，是不自觉的。在一般情况下，性禁忌可对人言，而色情疯狂却不可对人言。

《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意外的偶然，他把性禁忌的信仰与色情狂的内心和盘托出，于是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完整的文化凡例。

《金瓶梅》中的色情狂渲泄正是它性禁忌背景的体现，有人把《金瓶梅》中的描写等同于性解放，那可真是“差之亳厘，谬之千里”了。

《金瓶梅》中的色情描写据有人统计不过两万来字。许多版本都把这两万字删去了，但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文化政策却引发了针锋相对的文化对策: 据前一段报纸披露，有的出版社干脆就把这些被删去的部分汇集成册出版，题名为《西门庆与潘金莲》，作为阅读《金瓶梅》“洁本”的“辅助读物”。当然亦可单独“欣赏”。

删除者有自己的思路，汇集者也有自己的道理，如辩论起来双方都会言之凿凿，其实不过是半斤八两，这种一报还一报的文化闹剧实在使我们感到啼笑皆非。

《金瓶梅》所描绘人物的性状态是一种纯粹的性欲，既不是带有爱情色彩的情欲，也不是带有生命意味的生活欲。这本书作者的眼光和笔墨都停留在性的生理层次上，对于性的感官描写有一种极端的放纵和反常的夸张，到头来这种纯粹肉体感觉的泛滥必然导致对于肉体本身的亵渎和病态。

现代人类学家们相信，人类的性生活以人的生理机能为基础，但其内容决不仅仅局限于生理层次, 它还包含着更丰富、更复杂的东西，比如人的感情层面和审美层面，性生活的这种丰富性是它的正常状态和合理状态。

然而，性的情感满足和审美满足是以生理满足为前提的，生理的饥渴必然导致情感与审美的荒芜，而且恰恰正是生理的饥渴反而把性生括的焦点集中于生理欲求之上，导致性生活中单纯的感官放纵。

在中国这样一个性禁忌社会中，长期普遍存在着人为的性压抑与性饥渴，而且人们还普遍怀有对于性的不净观和罪恶观。这种性压抑感和性丑恶观带来了对性生理满足乃至性淫乱的偏执向往，同时还带来了性欲实现方式的病态与丑恶，这就导致了《金瓶梅》中所描绘的性生活图景。

曾有人判断说《金瓶梅》中那种色情描写的作者很可能是一个性无能者，这种判断虽未必准确，但却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金瓶梅》的作者不一定是性无能者，但肯定是一个性压抑者。

《金瓶梅》 就是性压抑者的春宫画。

《金瓶梅》的性描写可分为实写与虚写两种: 实写是对人物性活动的白描，而虚写则是用诗或骈文的形式来暗喻。在这本书中这种实写和虚写交互出现，实写成了虚写的图解，虚写成了实写的修饰。实写主要描写人物的状态却也折射出了作者的心理，虚写更多地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同时也暗示出人物的状态——实际上在《金瓶梅》中作者和他的人物是处于同一种文化层次，具有相近的心理和趣味的。

实写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其中的淫具细节。西门庆的淫乱生活离不开那一套淫具: 银托子、琉璜圈、白绫带、“闺艳声娇”的药以及胡僧的药丸。几乎每一段性描写都与淫具连在一起，“淫器包儿” 成了西门庆欲望的象征，也成了西门庆这个人物的标识。当潘金莲赌气把“淫器包儿”扣下的时候，西门庆就象掉了魂一样地哀求。在小说中似乎是失去了“淫器包儿”西门庆就失去真实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更重要的是，作者把这一切都视为当然，他根本就不知道还可能存在一种更健康的性生活。

小说的这个细节有力地显示了其人物与作者所生存于其中的性压抑背景: 正是性压抑以及与此俱来的一系列社会压抑削弱了人的生命力，因而也削弱了人自然的性力量，并由此导致了中国男性极端的不自信、深刻的自我贬低与自我否定，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所代表的性文化的本质: 那是一种非生命甚至反生命的非人活动。西门庆最后因胡僧春药而一命呜乎的结局，无意中为这种非人活动的性质作了注脚。

《金瓶梅》作者认为西门庆是因性生活而亡身的，但实际上致死西门庆的并不是性生活，而是反生命，反自然的性生活。小说作者认为那种不正常的性生活就是正常、就是一切，恰恰证明了他对人性的、自然的性生活缺少概念。

对象之所以丑恶并不是因为对象必然就是丑恶的，而是因为映照它的恐一双丑恶的眼睛，读《金瓶梅》我们就是要透过丑恶的对象去找到那双丑恶的眼睛。

《金瓶梅》的色情虚写沿袭的是中国性文学中比腧与暗示的老谱。中国古人把他们认为至为丑恶的性活动与他们认为至为庄重的诗、骈文连在一起，本身就带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恶毒的猥亵意味。

那种藏头露尾、亦真亦幻、朦朦胧胧的色情意象，在作者的意识中可能是想要掩盖，但在其下意识中却是想要张场。其效果是欲盖弥彰，由此我们推及他们最初的心理状态肯定是欲彰反盖。

由读《金瓶梅》我联想到：我们必须对人性中本有的一切担然对之，人的本性中所有的一切，都既不可耻又不可怕，可耻而又可怕的是人对自己本性的否定与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