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在社会生产率并不高,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大环境下,75岁的马寅初提出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理论,并写出了在今天看来都非常符合人类发展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议,明明是他自己提出的计划生育,一辈子却娶了2个老婆、生8个孩子。
这到底是怎怎么一回事?
马寅初的传奇人生与“子孙满堂”
马寅初跨越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他的人生可谓传奇。
他出生于1882年的浙江绍兴,少年时代就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好学精神。
他博览群书,在私塾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后来,他远赴美国深造,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开阔了眼界,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回国后的马寅初,投身于教育和经济建设事业。
他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
同时,他也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然而,马寅初的个人生活,却与他后来倡导的“计划生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的婚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马寅初的第一段婚姻,是一个典型的包办婚姻。
1901年,年仅19岁的马寅初,在父母的安排下,与同乡的张团妹结为夫妻。
这个婚姻并非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而是那个时代普遍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尽管如此,马寅初与张团妹的婚姻还算美满。
张团妹为马寅初生下了四个孩子,其中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夭折的儿子。
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没有儿子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1917年,马寅初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决定——他纳妾了。
他的第二任妻子王仲贞,是张团妹女儿的同学,年仅13岁。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婚姻显然有悖伦理,但在当时,却是一件“合法”且不足为奇的事情。
王仲贞为马寅初生下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
至此,马寅初实现了“子孙满堂”的理想,他的八个子女(除了夭折的大儿子),都健康地成长着。
马寅初的婚姻状况,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婚姻观和生育观。
在农业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多子多福”,子孙满堂是家族兴旺的象征。
马寅初,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员,自然也不能免俗。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寅初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
当他后来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时,他的个人生活,却成为了一个“负面教材”。
这位曾经“子孙满堂”的人,却在倡导“少生优育”,这不免让人感到惊讶和不解。
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观念去评判过去,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
马寅初的婚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局限,而他的思想,却超越了时代,影响了后世。
新中国的人口困境与“计划生育”的提出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经过了战火纷飞的岁月,人们终于迎来了和平安定的生活。
然而,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一个潜在的危机正在悄然滋生——那就是人口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5.4亿。
而在之后的几年里,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人口开始快速增长。
到了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6亿,年增长率超过了2.2%。
这个数字,引起了马寅初的高度重视。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人口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增长,将会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问题。
马寅初开始深入研究人口问题。
他走访农村,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搜集数据分析人口增长的趋势,他还学习国外的人口理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经过深思熟虑,马寅初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离经叛道”的主张——“新人口论”。
他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提倡“少生优育”。
这个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许多人认为,马寅初的想法有悖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
更有人拿马寅初自己的婚姻生活说事,质疑他是否有资格提出这样的主张。
面对质疑,马寅初没有退缩。
他耐心地解释自己的观点,用翔实的数据和严密的逻辑,说服了越来越多的人。
他指出,过快的人口增长,会导致人均资源的减少,加重贫困和失业问题,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控制人口,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马寅初还特别强调,计划生育不是强制措施,而是一种自觉行为。
他提倡晚婚晚育,提倡优生优育,但反对用强硬的手段去干预个人的生育权利。
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和引导,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超前的理念。
它挑战了传统的生育观,为中国的人口政策指明了方向。
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但不可否认,这一政策对于缓解中国的人口压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马寅初自身的局限。
他提倡“少生优育”,却自己娶了两个妻子,生了八个孩子,这确实有些“说一套做一套”。
但我们要理解,马寅初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婚姻生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普遍状况。
坚持“计划生育”的道路和马寅初的贡献
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后,并没有一帆风顺地被接受和实施。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计划生育”都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挑战。
首先,传统观念的惯性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多子多福”的思想根深蒂固。
人们习惯于“早婚早育”,认为生育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马寅初提出的“晚婚晚育”“少生优育”,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
其次,一些群体的利益也受到了挑战。
比如,一些农村家庭认为,多生孩子可以为家庭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一些医疗机构认为,计划生育会影响他们的收入;一些地方官员认为,人口的增长是政绩的体现。
这些群体,都对计划生育持有抵触情绪。
面对这些阻力,马寅初没有退缩,他深知,计划生育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
马寅初开始了艰难的说服工作。他走遍全国各地,给地方官员讲课,给普通百姓做报告。
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人口问题的严重性,阐述计划生育的必要性。
他还撰写文章,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努力营造有利于计划生育的舆论环境。
同时,马寅初也在政策制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参与起草了一系列的人口政策文件,为计划生育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纲领。
在他的建议下,国家开始建立专门的计划生育机构,加强对基层工作的指导和支持。
马寅初还特别重视优生优育。他认为,计划生育不仅仅是控制数量,更要提高人口的质量。
他提倡加强母婴保健,改善儿童的营养和教育条件,他还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服务和保障。
经过马寅初等人的不懈努力,“计划生育”终于成为了国家的基本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据估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避免了约4亿人口的出生。
这大大缓解了中国的人口压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它促进了人口素质的提高。随着生育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优生优育,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发展机会。
这为中国培养高素质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基础。
再次,它推动了社会观念的进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不仅仅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
人们开始更加重视个人发展和家庭幸福,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如“一胎化”的强制措施等。
参考资料:新浪财经——经济学家马寅初:“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
北晚在线——文坛旧事:马寅初罹祸与《新人口论》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