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一种以权谋私的行为。所谓权，是指公共权力；所谓私，是与公相对立的个人私利。以权谋私，就是利用、窃用、滥用公共权力而满足一己之私。据文献记载，早在文明诞生前夜的传说时代，我国腐败现象就已产生。当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后，腐败遂成为附着于统治阶级身上的痼疾。这些腐败现象在每个王朝的前期、中期和后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虽然其形式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或为金钱，或为权位，但归结其根本，仍然不过是为了满足贪婪者的私欲。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灭亡的具体原因很复杂，但是，究其根源无不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腐败导致灭亡，严重的腐败导致速亡，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基本规律。有
腐败就必然有反腐败，腐败与反腐败是人类政治文明产生以来普遍的历史现象，中国也不例外。自腐败产生之日起，就有反腐败的正气。反腐败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统治者谋求长治久安的需要，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对丑恶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的必然要求。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总结出许多深刻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或为思想，或为制度，或为实践，或为社会舆论与大众文化，共同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廉政与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历代统治阶级中有为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依靠这些经验，不断地构筑出各种反腐败的防线，在许多时期，尤其是腐败极为严重的时期，扭
转了政权的危亡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创造出灿烂的历史文化，与历代廉政与廉政文化建设是不可分离的。在一部中华政治文明史中，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部中华政治文化史中，廉政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以下就中国古代廉政与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几个问题谈谈我们的认识。
一、腐败与历代王朝灭亡
（一）历代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私有制社会，不能从根本制度上遏制腐败。腐败始终蔓延在上自君主、公卿等最高统治集团，下至一般官吏的统治阶级各阶层中，表现形式五花八门，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概括起来说，这些腐败的主要类型不外乎以下数种：
1.权钱交易 自文明社会产生以来，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金钱崇拜和价值观扭曲，始终是历史上统治集团的腐蚀剂。权力可以换来金钱，金钱亦可以换来权力、地位乃至生命。权钱交易随处可见。典型者莫过于战国末期的吕不韦，他用金钱为自己获得了相位，为子楚（秦庄襄王）获得了王位。这就是成语“奇货可居”的来历。法律规定杀人者死，但春秋时期社会上流传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谚语。他们之所以能够“不死于市”，是因为金钱可以买通执法者，换取他们的生命。
金钱可以买来国家，贪财可以亡国。秦完成统一的计策之一就是用重金贿赂六国重臣。据文献记载，秦灭六国时，尉缭向秦王嬴政建议：“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用金钱收买诸侯国的权臣这一手段，确实有用。齐相国后胜，因“多受秦间金”，而不修战备，也不助五国攻秦，故秦得以从容灭其国。客观地说，战国时期齐国在经济上是最有实力与秦竞争的对手之一，但其武备不修，高官卖国求财，怎么能抵挡得住秦国的虎狼之师呢！赵国的郭开为赵王迁宠臣，他排挤廉颇，受秦贿赂，诬陷大将李牧、司马尚，此二人在对秦战争中，虽胜却以谋反罪被杀或免职。曾经辉煌的赵国，就这样沦为秦国的郡县。
代表公共权力和国家荣誉的官爵可以用金钱买卖。为增加官府用度，更主要是满足统治者无厌的贪欲，东汉王朝公然卖官鬻爵。这一措施始于汉安帝。安帝永初三年（109年），三公以国用不足为由，“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将关内侯等官爵，按其俸禄的多少而规定出不同的价钱，明码标价，像商品一样出售。汉桓帝时，财物匮乏，延熹四年（161年）又“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
卖官鬻爵之风到汉灵帝时进一步发展，他在皇家园林西园设了一个乌纱帽交易所，公开标价卖官。史载，光和元年（178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山阳公载记》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中平四年（187年），又“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灵帝强调在当时并不显赫的关内侯的待遇，目的是卖个好价钱。
东汉后期的黑暗政治下，富人只要交足了钱就可以买到官，如果钱少了还可以赊账先到官，但到官后要加倍偿还。司徒崔烈用五百万买到相当于宰相的三公位，拜官之日，灵帝遗憾地说：“我手太软了，应该卖个千万的价钱呀！”崔烈到官后，问他的儿子崔钧：“社会上对我任三公有何议论？”崔钧毫不含糊地回答：“大家认为你这个官职有铜臭。”“铜臭”一词即出于此。这样的钱权交易下的为官者如何能保证其不贪，如何能保证其有为呢！东汉时出现了这样的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举荐的“秀才”却不读书，经朝廷考察后的“孝廉”其实并无孝心。所谓品德高尚之士其实像污泥一样浑浊，出身高门大户的将军像鸡一样胆怯没有勇气。正常选举之外，“以财入官”的“捐纳”制度自秦汉后历代不乏，其制度性腐败是我国历史上腐败形式的重要表现之一。
身居高位，以权敛财者，代不乏人。南宋秦桧身为宰辅，贪得无厌，开门受贿。吏部铨选的官必先要给他送足钱财后才能正式上任。《宋史·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像这样的贪婪者，可以说历代皆有。
权权交易虽不直接表现为金钱利益，但同样是腐败的表现形式，其背后的本质目的也是私利，造成的危害甚至更为严重。秦代著名丞相李斯，在秦始皇死后的关键时期，出于私利，与赵高合谋伪造诏书，不仅害了他自己和全族，也加速了秦的灭亡。《史记·李斯列传》对此有详尽的记述，虽然吕思勉等人对此记载提出疑义，但目前为止仍无法否认事情本身的历史存在及其对秦王朝的危害，只不过其中的个别语言记述未必合乎当时而已。
崇祯十年（1637年），明崇祯皇帝面对官僚队伍的腐败曾下罪己诏说：“如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意指今天任官的人只为自身考虑，把做官当成了做交易。既然是以金钱换来的官位，怎么会以廉洁要求自己呢？想要这些人不谋财害命，是不可能的！
2.用人不公 用人不公是最大的腐败，还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我国历史上用人不公，一是表现为用人重亲属、重门生、重朋党、重同乡、重利益关系，出于个人爱憎、私利而非公心。汉代吏治废弛时，选举不实，被选举者多出自权势之家。地方长官选人，或选自己的亲戚，或选贿赂者，或选一些年纪轻、将来能报答自己的人为官，很多真正的贤才被遗忘在乡间。这些人与被选举者形成朋党，号称“君臣”，对抗中央。东汉崔寔在《政论》中说，今天的地方长官随意违背诏书，诏书说得再恳切，甚至骂到极点也无动于衷，照样把诏书扔在一边。但地方所下的公文像霹雳一样震动，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15的状况。他们敢于对抗中央，正是掌握了地方的选举用人之权；地方小吏重视长官而不重视中央文书，也是因为他们与地方长官有着所谓“门生故吏”的关系，地方长官能够左右他们的命运。二是表现为制度上的不公。我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荐人制推行后期，中正荐人根本不考虑才能，只看家世门第，德才被抛在一边，造成“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典型的用人不公。中正府被称为“奸府”。我国历史上自秦汉以后就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化的选官用人方法，对选拔人才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在各个时期，特别是朝纲不振的王朝后期，不学无术、崇尚空谈、跑官要官、巧言令色、欺上瞒下等用人恶习也无不弥漫朝野，因用人而导致国家与社会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危及政权稳固，以致政权灭亡的情况也不罕见。上述两个时期因为用人不公都产生过很大的政治问题。人们说东汉亡于议论就是例证，而议论的内容正是用人。魏晋南北朝因门阀士族垄断要职而又不务世事，导致治国之才匮乏，清谈误国、失国之例更是比比皆是。
3.贪婪奢靡 贪婪，表现为对权力的占有欲，对财物的渴望，本质上是私欲；奢靡，是追求物质享受，做官就是为了满足耳目声色口腹之欲。西晋重臣何曾，在魏晋易代之际以敢于奏劾“凭宠作威，奸利盈积，朝野畏惮”的抚军校尉尹模而著称，然入晋之后，奢靡聚敛更甚尹模。他性格奢豪，生活“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皇帝宴会上的菜他都看不上眼，宴会时皇帝只好让他家送饭来吃，且“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他的儿子何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且更胜一筹，一顿饭一万钱还觉得没什么吃的，“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贪官历代都有，并不稀奇，但西晋官场的贪官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且公然不讳，是历代少见的现象。在这方面，大族石崇与王恺斗富争豪，正是有名的例证。《晋书·石苞传》附子《石崇传》载：“（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饴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石崇与王恺公开无厌地斗富，西晋朝廷不但不查纠其财产的来源，皇帝竟然还予以纵容。上引史料又记载：“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如恺比者甚众。恺怳然自失矣。”王恺虽然得到了其外甥晋武帝的资助，却还是斗不过石崇。他们留下千古骂名事小，西晋王朝则在整个统治集团的奢侈中灭亡了。
隋炀帝是一个很有功绩的统治者，但他即位后并不满足帝王已有的物质享受，不注重养息南北朝以来战乱所造成的民众苦难，反而到处营建宫殿苑囿。为了炫耀自己的显赫地位，他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大肆挥霍，浪费难以计数的人力和财力。大业二年（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来到隋朝，隋炀帝“欲以富乐夸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伎人皆衣锦绣缯彩，舞者鸣环佩，缀花毦；课京兆、河南制其衣，两京锦彩为之空竭”。大业六年（610年）正月，“诸蕃酋长毕集洛阳”，隋炀帝命“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他们派人到洛阳丰都市（东市）交易，隋炀帝就“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隋炀帝就是用这样的奢靡夸饰之风，将民脂民膏大肆挥霍，致使人民负担急剧加重，阶级矛盾很快激化。
清王朝取得中原后，原本声名赫赫的八旗子弟，养尊处优、骄横偷安、聚赌挥霍、嫖妓放浪，到后期成了“不仕、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六不”寄生虫。早在乾隆元年（1736年），一道上谕中就说：“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侈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嘉庆七年（1802年）的一道上谕亦说：“我满洲淳朴旧风，衣服率多布素。近则狃于习俗，兵丁等竞尚鲜华，多用绸缎，以穿着不如他人为耻。”他们不但毫无作战能力，贪生怕死，而且贪图享受。由于长期享受养尊处优的生活，旗人好逸恶劳的恶习根深蒂固，奢靡毫无节制，甚至终日居家饮酒唱戏，游荡赌博，每月饷银到手后首先沽买酒肉以供醉饱，资用告匮，只好靠预借饷银、典卖旗地直至靠借贷度日，因而生计异常艰难，导致风气堕落，旗人中违法乱纪的事件不断发生，就连宗室子弟亦多混迹其中。嘉庆御制《宗室训》中就抱怨说：“近年以来，我宗室中有亲王以至闲散宗室奉公守法乐道安常者固多，然不肖子弟越礼踰闲，干犯宪章者亦尽见迭出，所为之事，竟同市井无赖。”24往日的八旗雄风已荡然无存。
4.正气不张 权钱交易、用人不公、贪婪奢靡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正气不张。钱能使鬼的名著《钱神论》就形成于奢靡盛行的西晋时期，此文虽多愤世嫉俗之语，却是西晋后期“纲纪大坏”的写照，也是政权即将倾覆的征兆。《晋书·惠帝纪》曰：“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高平王沉作《释时论》，南阳鲁褒作《钱神论》，庐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时之作也。”《晋书·鲁褒传》亦曰：“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传中还对此文进行了载录，将金钱与世风的颓废描写得淋漓尽致，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正气不张的社会风气。
正气不张与正确价值观的缺失不可分离。秦二世认为“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这种人生观支配下的腐败秦政就可以想象了。鱼弘在南朝梁历任太守，经常对人说：“我做官所到之地要‘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并且言道：“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大丈夫在世上如同一粒灰尘落在弱草上，就像白马穿过细小缝隙，太快了，不追求富贵欢乐还等到何时呢！这种追求享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仅存在于南朝高官们身上，也存在于南朝许多皇帝身上。唐朝著名诗人李山甫对此用诗歌的形式进行了总结：“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行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苔烟草石城秋。”有这样的天子和臣子，南朝各代的江山怎么能守到头呢？还有许多官吏以勤政为俗务，以空谈、交际为高尚。东汉后期士人不以“学问为本”，专门以“交游为业”，交际的对象是富人贵者，交际时“急于目前，见赴有益则先至，顾无用则后背”，即一切以实用为标准，对自己有用的人就先去交际，对自己无益的人就甩在脑后。一些踏实做事的人反而受到歧视，如东晋卞壶因“勤于吏事”，名士多不与他交往；南朝梁何敬容为宰相时“独勤庶务”，被名士们鄙视。这种风尚下，官吏们不仅不按律法政令行事，甚至丧失了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忠信不守、弄虚作假、寡廉鲜耻、纵欲无度、昏聩自傲、迎来送往、唯利是图。失去基本的为政价值观、人生观，整个社会就会正气不张，萎靡不振。
（二）腐败与历代王朝灭亡
我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灭亡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被人民起义推翻，有的被外族灭亡，有的被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阶层所替代，但究其根源，其灭亡无不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述历代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概括起来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生活腐败，主要指统治阶级成员以权力为基础，贪婪无度地攫取财物，追求极度的物质享受，是个人私欲超越了社会常态和法制而产生的腐败行为；二是权力腐败，主要指侵犯、滥用、践踏公共权力，如独断专横、用人不公、权钱交易、权权交易、越权专权等，本质上是个人私欲凌驾于公共权力之上的腐败行为，严重时导致国家机器无法有效运转，失去控制，公共权力演化成谋求私利的工具；三是在生活腐败与权力腐败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风气的腐败，表现为某些重要社会群体的集体性腐败，甚至呈现出向基层民众转化的趋向，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严重扭曲。这三方面问题都会对王朝的灭亡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剥削制度下的统治阶级中，虽有贤明的君主和洁身自好的廉洁之士，但从总体上看，上自君主下至小吏，追求生活的腐化是一种常态。夏禹一生勤劳节俭，到了第二代启，变王位禅让为世袭制后，便好声色。第三代康，“娱以自纵”，发生了一系列内乱。到了孔甲时，“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夏政权开始衰落。夏桀，“乃大淫昏”“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夏朝也就走向了它的终点。商汤鉴于夏亡的教训，实行仁政，也意识到腐化风气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然而，商汤之后，太甲即“颠覆汤之典刑”，遂有“三风十愆”等淫乱之政。到后期盘庚迁殷，其原因之一是旧都“奢侈逾礼”。商末，纣王是继夏桀之后第二个昏淫残暴的君王。史载他“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商纣王所重用的奸佞费仲、恶来，都是好利、善谗之徒。周文王被囚，周人设法求到奇珍异宝、美女、良马，通过费仲进献，纣王大悦，便释放了文王。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贿赂，而贪贿者竟利令智昏，放虎归山，终于自取灭亡。史书记载夏商时期最高统治者的“自纵”“不务德”“逾礼”，实际主要指的是他们追求极度的生活享受。最高统治者的严重生活腐化，是夏商灭亡很直接的原因。
西周建政之初，周公等人勤于政事，以殷亡为鉴，初步拥有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对统治阶层的奢靡生活有了一定的警惕，从而使政局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但贪图享乐的生活腐败之风不可能就此被遏制。周厉王为贪图享受而实行山林川泽的“专利”政策，国人敢怒不敢言，召公警告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他仍一意孤行，最终导致国人暴动而推翻了他的统治。这是三代史上著名的事件。《诗经·桑柔》言“大风有隧，贪人败类”，据说就是讽刺厉王的。宣王一度中兴，但继承者周幽王又是一个昏淫之君，他贪图享乐，喜好声色，最后身死国灭，西周王朝灭亡。“烽火戏诸侯”的成语典故，说的就是周幽王的腐败行为。
关于夏、商、周王朝灭亡与君主腐败的内在关系，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此均有评论。《尚书》中《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等篇记载周公多次详细总结夏、商、周政权变革的历史，认为统治者如果对天帝失敬、行为放纵、贪图安逸、弃德任刑、残害无辜，都会被上天遗弃并降下惩罚，转移天命。上天密切地关注着人世，特别是监督人间统治者的统治行为。在这种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天命敬畏的过程中，关于君王之德，尤其是对统治者生活放纵、贪图安逸、弃德任刑、残害无辜等失德行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认识尤其深刻。《国语·周语上》记载周惠王问内史过“神降于莘”之事，内史过借机发表了一段议论。内史过说：“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明神不蠲，而民有远志，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内史过的议论是在借天神之口规劝周惠王要广施惠政，不可贪冒淫辟。内史过将国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其刑矫诬等腐化行为与亡国联系在一起，这是对腐败危害十分深刻的认识。墨子也看到统治者荒淫享乐对国家的危害，警告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对夏、商、周三代灭亡因素的探讨，学术界虽有不同认识，但大都无法否认这三代最高统治者的荒淫无度之生活腐化对王朝的危害性，甚至视其为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最高统治者的生活腐化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其生活腐化并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问题，往往会加重剥削和压迫民众，引起社会矛盾激化。当这种矛盾与一定的社会矛盾或政治矛盾相碰撞时，就极易成为王朝或统治灭亡的导火索。历史地看，任何王朝灭亡，似乎都可追溯到统治者的生活腐化，或与其有直接关系，或与其有间接关系，总之难以脱离内在的关联。尤其在具有制度性腐败和缺少权力制约的三代，君主生活腐化对王朝灭亡的影响更为突出。最高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是三代王朝灭亡的最大诱因。
历代不乏对统治阶级生活腐化提出批评的史著，且往往与国家之衰亡相联系。《左传》是一部解释《春秋》的历史著作，但作者对春秋时期各国统治阶级的生活腐败也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揭露，并将这种行为归咎于“失德”，展现了那个时期的反腐败思想。《左传》桓公二年记载，鲁桓公收受宋国贿赂的“郜”之“大鼎”，并“纳之大庙”。对于这种“非礼”的行为，鲁大夫臧哀伯谏曰：“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将受贿而来的“赂器”放在太庙陈列，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更能昭示百官呢？如果百官效法，君主又如何处置呢？《左传》的作者列举了许多因生活腐化而亡国、衰国的教训。卫懿公淫乐奢侈，喜鹤，并授其禄位。狄人来伐，国人说，让鹤去抵抗吧，它有禄位，结果卫懿公身死国灭。“楚人城州来”，即在州来之地筑城，修建“宫室无量”，人民“劳罢死转”，楚大夫沈尹戌说“楚人必败”。晋灵公“厚敛以雕墙”，不听劝谏，国力大伤，致使晋国无法与楚国相争。我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统治者因生活腐败而导致政权衰亡的事例不胜枚举。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咏史》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一名句概括了历代王朝统治者的奢华腐化生活对国家衰亡的深刻影响。
为官者的生活奢侈是缺乏官德的一种表现，而“官德”是一种与权力相连的特殊职业道德，故包括君主在内的为官者必须有德，且要视道德情操比生命更重要。德的根本首先是俭。“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西汉思想家刘向在《说苑·贵德》中反复说明国家兴亡与君德的关系：“夫人臣犹贵仁，况于人主乎？故桀、纣以不仁失天下，汤、武以积德有海土。是以圣王贵德而务行之。”又说：“王者盛其德而远人归，故无忧。”刘向十分反对奢侈，讲究实用，《说苑·反质》专讲崇俭戒奢，其中如“以俭为礼”“君子以德华国”“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等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新序》卷六有专篇《刺奢》，文中列举了夏桀、商纣王等历史上奢侈纵欲的人和事，并借当时谏臣之口，对这些奢侈纵欲的行为进行批评，得出了奢侈纵欲必然导致亡国的结论。虽然这些评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借事宣道之痕迹，有些抬高君德对政权存亡的影响力，但基本上是对以往历史的一种总结，其中的真知灼见值得后人重视与警醒。
本文摘自《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内容简介】
腐败与反腐败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也是一部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历朝历代的覆亡与腐败不可分离，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也与历朝历代的反腐败不可分离。本书抓住“反腐败”这条主线，主要介绍中国历代在反腐败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上的发展和演变历史，各篇分别从时代特点、腐败表现形式、监察与法律制度、反腐败思想等几个方面对每个朝代的相关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中的腐败现象、反腐败措施、反腐败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今天借鉴历史上的反腐败经验也有其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
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等职。出版有《秦汉官僚制度》《中国魏晋南北朝教育史》（合著）、《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主持）等作品。
【目录】
总论中国古代廉政与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发展道路一、腐败与历代王朝灭亡 / 004二、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建设 / 020三、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建设 / 027四、中国古代官吏的廉政教育及其影响 / 036五、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 / 057第yi章先秦时期的反腐败第yi节 运用法制防治腐败 / 075第二节 反贪防腐监察制度的萌芽 / 083第三节 官吏的选拔任用和实绩考核 / 088第四节 预防腐败的警示教育 / 092第二章先秦时期的反腐倡廉思想第yi节 关于腐败危害的认识 / 103第二节 先秦时期的廉政思想成就 / 107第三章秦汉时期反腐败的制度建设第yi节 察举制度与清官廉吏的拣选 / 119第二节 任官回避制度与任官环境的净化 / 123第三节 官吏考核与对失职渎职的预防 / 125第四节 秦汉时期对官吏的法律监督 / 132第五节 官吏违法的惩处制度与对腐败的警示 / 139第六节 自言、直诉和言变事制度与舆情沟通 / 142第七节 奏谳制度、乞鞫制度与司法腐败的防治 / 146第四章秦汉时期思想舆论导向与反腐败思想的发展第yi节 表彰廉吏 / 159第二节 贾谊对浮靡世风危害的认识 / 164第三节 刘向的德治主张 / 166第四节 董仲舒等人的治吏倡廉思想 / 169第五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反腐败法制第yi节 曹魏律中有关反腐败的规定 / 180第二节晋律的历史地位及其在反腐败方面的作用 / 182第三节 北魏律中惩治腐败的内容 / 184第六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监察体制独立性的发展第yi节 御史台地位的突出与组织的强化 / 191第二节 中央监察体系归于一统 / 193第三节 具备监察职能的官员 / 196第四节 特任监察官员 / 198第七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反贪防腐思想第yi节 诸葛亮的德政与明法 / 207第二节 孝文帝的班禄酬廉策 / 211第三节 苏绰的治国六条诏书 / 215第八章隋唐时期反腐败的规制与实施第yi节 构筑完备的法律体系 / 221第二节 反腐律文与赃罪六条 / 226第三节 惩处腐败官吏的若干法理原则 / 233第四节 惩腐法规的实施与修正 / 237第九章隋唐时期监察体系与有关制度第yi节 日常行政监督 / 257第二节 专职监察机构：御史台 / 260第三节 使者巡察之制 / 263第四节 其他有关制度 / 265第十章 隋唐时期的反腐败思想第yi节 隋文帝崇尚节俭 / 277第二节 王通的“王道”观 / 279第三节 唐太宗的为君之道 / 281第四节 韩愈和柳宗元的反腐败思想 / 284第十一章宋朝法律中有关反腐败的条文规定第yi节 赃罪立法 / 293第二节 渎职罪立法 / 301第三节 行政处罚方式 / 310第四节 刑事处罚方式 / 315第十二章 宋朝监察制度的高度强化第yi节 “台谏合一”和中央监察系统的完善 / 333第二节 御史台司法职能的强化 / 338第三节 地方监察系统的发展 / 341第四节 互察机制的日益繁密 / 346第五节 宋朝监察制度的利弊得失 / 348第十三章两宋时期的反腐败思想第yi节 对于腐败危害性的认识 / 359第二节 强调以法治理 / 363第三节 注重道德教化 / 364第十四章辽金元朝反腐败的法律建设与制度建设第yi节 封建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 375第二节 辽金元朝防治腐败的实践与法规 / 381第三节 辽金元朝的监察制度 / 389第四节 官吏选拔及考核制度的改进 / 395第十五章元代吏制中的反腐败思想第yi节 改革用人制度，严格考选和管理 / 413第二节 完善法制，加强监察制度 / 417第三节 限制贵族权力，取消民族等级 / 420第四节 重视教育教化的作用 / 422第十六章明清时期惩治腐败的律法准绳第yi节 明清律例对腐败的威慑 / 431第二节 监察法规与职官考绩 / 440第十七章明清时期遏制腐败的监察机制第yi节 科道双轨与台省合一 / 453第二节 地方监察机构 / 462第十八章明清时期的反腐败思想第yi节 权力层对腐败危害的认识 / 473第二节 基层对腐败现象的揭露与挞伐 / 485主要参考书目 / 503后记 / 5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