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读的一本书上提到，人类生物学的进化极为缓慢，需经过数十数百代的漫长进程，而人类的文化进化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却极快，这正是如今各种慢病的根源。的确如此，短短的三四十年间，我们生活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

大家回忆一下，不到半个世纪，每天早晨和傍晚，长安街上壮观的自行车洪流，已经变成了汽车的“停车场”；人们不再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上学、购物，甚至可以足不出户地完成这些日常活动；进门找电梯，很多人连二三层楼都懒得爬；刚刚走出物质匮乏年代的人们，把钱大量消费在极易获取的不健康物品和食品上 ，如烟草 、糖、盐、油、肉、精米精面以及 各种高热量快餐食品……工作上呢？现在有些单位流行“996”“5+2”“白加黑 ”，熬夜成了家常便饭，睡眠被长期剥夺，睡眠障碍成了最流行的疾病之一。

那本书的作者说，尽管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诸多好处，但这些变化也诱发了许多健康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 失配性疾病”——我们现有的与旧石器时代相比在生物学上变化不大的身体，根本不足以或不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和行为，从而导致的疾病。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们连吃东西咀嚼的动作都越来越弱化，因此下颌骨没有充分发育来容纳牙 齿的排列，于是“ 智齿”成为儿童牙科常见的要处理的病痛。

现代医学技术正逐步延长着人类的预期寿命，但“带病生存”给人们带来痛苦和生活质量下降，甚至有时有生不如死的痛感，大量消耗着医疗卫生资源。

肥胖 、代谢综合征 、2型糖尿病、焦虑/抑郁……这些疾病的发病率都在不断攀升。这些患者以亿计数的疾病在原始狩猎采集社会几乎不存在，就是我从1965年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到毕业后在北大医院从医至上世纪90年代，都是十分少见的。

“失配性疾病”的源头是不健康的社会环境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行为和人们基因的相互作用 。可是，当下应对其严峻挑战的对策也都是“失配”的，甚至舍本求末。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把大量资源消耗在得病、复发和进入终末期疾病的救治上。非常遗憾的是，这是最烧钱的部分，对人类健康和寿命的贡献却是最微不足道的 ，权 重仅 为8%。决定健康与寿命，生物因素（包括基因和遗传）的权重为15%，环境因素为 17%，而权重最大的是生活方式和行为，占到了 60%。

2. 现代医学与生俱来的先天缺陷是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忽视甚至忽略“失配性疾病”的社会和心理因素。用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无法正确认识、诊断和治疗“失配性疾病”，而十分容易产生科学主义和生物医学模式的迷信与崇拜。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对“失配性疾病”的挑战，总是显得极为无力。同时，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自觉不自觉地夸大生物医学技术的效果，导致医生主导话语权，公众与患者处于被动位置。生物技术的不恰当使用、过度使用和滥用不仅消耗资源，而且严重损害公众健康与广大患者的利益，已成为医疗卫生领域的安全隐患。

3. 大量医疗机构与数百万医生坐堂行医，重治轻防或只治不防。没病的等得病，得病的等复发，前不防，后不管，医疗服务无头无尾，就相当于只卖汽车，不做售后服务。

重治轻防或只治不防，一个重要的根源是医疗的趋利 。药品 、支架 、手 术刀、机器人……患者很容易看到即刻的疗效，比如患了急性心肌梗死，支架放进去，影像显示血管开通，患者胸痛即刻缓解；而改变生活方式，做预防，是个花时间的慢功夫，不易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要控制“失配性疾病”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严重威胁 ，就要改变“ 主体 失配”。人们的传统观念是把个人健康押宝在医院和专家身上。医疗健康信息不对称，健康的主体是个人，是公众。健康是人生最重要的需求，健康是1，其余都是0，没有健康，一切都归0。当下的医生，也要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学习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技能。

我们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年代，更不可能退回到旧石器时代，但要合理适度回归。例如管住嘴，迈开腿，吃动两平衡，保持或恢复理想体重，这些都是健康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