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公博这个名字不容忽视。他曾是一名意气风发的革命青年，当过中共一大会议的代表，最终却沦为臭名昭著的汪伪政权“二号汉奸”。
抗日战争时期，他满怀希望向日本靠拢，妄图自保，却被盟军和国人双重抛弃。
他曾坐拥权力与荣耀，却因叛国投敌，背离民族正义，最终在枪声中结束了充满争议的一生。
在陈公博死后，他的妻子带领孩子远走海外，如今儿子在异国他乡竟成了身价过亿的企业家。
一、中共一大逃兵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进行，13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党的纲领和今后共产党的工作计划。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中，却出现了一名“与众不同”的人物——陈公博。
他出身反清革命家庭，却没有血性，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个逃兵。
1892年，陈公博出生于广州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陈志美早年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陈公博在家族安排下接受了传统汉学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同时习武强身，练就了一副好身手。
年少时，陈公博在看戏的过程中被跋扈的八旗子弟围攻，陈公博凭借武功打伤了八旗子弟。八旗恶少的家长们上门兴师问罪，是父亲低声下气地赔不是，才平息了这场争端，陈公博因此产生了反对满清的想法。
陈志美晚年时看清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腐败，暗中投身反清革命运动，后起义失败被捕。陈公博沾父亲的光，未满20岁，便已经是同盟会的资深成员。
1920年，在各种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陈公博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与谭平山等人一起成立了广州共产党支部，负责组织的相关事宜。
1921年7月，陈公博刚与新婚妻子李励庄完婚不久，便以“度蜜月”的名义从广州出发，前往上海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中共一大。21日，他抵达上海，住进南京路上的大东旅馆，与其他代表们分别居住，隐藏身份以防被巡捕房察觉。
23日晚8时，中共一大在法租界一间不起眼的住宅里召开。
会议期间，关于共产党员是否能在政府中任职的讨论成为争论的焦点。张国焘主张必须避免与现有政府体制妥协，坚持共产党员的“绝对清白性”。陈公博却与李汉俊一道，反对这种极端的观点。
争论愈演愈烈，双方剑拔弩张，会议氛围异常紧张。对于这场争论，陈公博的热情瞬间降到了冰点，甚至产生了“待机而退”的念头。
但真正让陈公博萌生退意的，是会议期间的一场意外。7月30日晚，会议正在紧张进行，一名法国巡捕闯入会场，声称自己“走错了地方”。他随即离开，但已经引起了参会代表们的怀疑。
会议立刻中断，各代表迅速分散离开现场。陈公博与李汉俊为了保护其他同志的安全，选择留在了现场。没过多久，法国巡捕们来到现场，对两人展开了审问。
面对巡捕的盘问，陈公博一口咬定自己是来上海度假的广州法专教授，住在朋友家，丝毫不提自己在大东旅馆的实际住址。他的镇定暂时解除了巡捕的疑虑，避免了更大的暴露风险，但这场惊险的经历显然给陈公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回到旅馆后，陈公博发现自己正被人盯梢，于是他迅速做出反应，利用附近游乐场复杂的环境甩开尾随者，回到房间后立即将所有与社会主义相关的书籍与文件销毁，以绝后患。
这一晚，旅馆内又发生了女子被枪杀的命案，一连串的惊吓让他心绪不宁。他意识到，继续待在这里可能有性命之忧。次日，他便带着妻子仓皇离开了旅馆，连夜前往杭州。
中共一大随后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而经历了在上海的一系列事件，陈公博对革命斗争产生了动摇，选择不去参加会议，与妻子在杭州散步。
返回广州后，他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产生怀疑，渐渐疏远党组织，最终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
1922年，他公开声援陈炯明的叛乱行为，遭到中共中央批评，面对党组织的挽留与批评，陈公博却态度强硬，不仅拒绝改正，还扬言另组“广东共产党”。
他的这一系列行为，最终导致他于1923年春被正式开除出党。
1921到1925年，陈公博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期间撰写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一文，系统批判马克思主义，彻底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也正是因为如此，陈公博留学期间，还得到了汪精卫的援助。
二、被国民党除名
1925年，陈公博风光地回国，因廖仲恺亲自介绍，他被吸纳进国民党，职位显赫、举足轻重。
1927年，国民党内部出现剧烈分裂，蒋介石的势力日渐壮大，他力主北伐，试图以军事力量统一全国。
而此时的陈公博却将目光投向了武汉的汪精卫阵营，在汪精卫领导下，武汉成为反蒋的中心，蒋介石则以迁都南昌为手段试图巩固自己的势力。
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激烈斗争，陈公博反复权衡，最终站到了汪精卫一边。
在武汉，他支持汪精卫分共反蒋，公然与蒋介石势不两立，他的选择让蒋介石怀恨在心。
不过汪精卫的反蒋行动最终失利，蒋介石强势东山再起，迅速收复失地。
而陈公博因参与广州起义、支持汪精卫，被蒋介石指控“勾结共产党，违反纲纪”，并下令派军“进剿”陈公博，将其视为叛党叛国的罪人。
面对老蒋的穷追猛打，陈公博仓皇逃往香港。在那里，他开始策划反击，试图借助改组国民党重新站稳脚跟。
1928年冬，他联络顾孟余、王法勤等“粤方委员”，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公开与蒋介石唱反调。
陈公博自任改组同志会负责人，大肆招揽反蒋势力，这一举动激怒了蒋介石。
1929年初，国民党在三大上做出决定：永远开除陈公博的党籍，陈公博被彻底驱逐出蒋介石的政治体系，只能游走于边缘势力，试图找到新的政治依托。
1938年，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全国上下同仇敌忾，而陈公博则前往越南河内，与汪精卫密谋投敌。
1941年，汪精卫在南京正式组建“国民政府”，陈公博成为其核心助手，先是担任政治委员会委员，后又被任命为立法院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在这一过程中，他积极参与日本侵略者的种种计划，卖国求荣，利用职务之便为日军提供便利。
此举让全国人民对其无比痛恨，于是在1941年的国民党中央五届八中全会上，陈公博再次被开除党籍。
三、叛国投敌、被判死刑
1944年3月，汪精卫病重，决定到日本治疗。临行前，他在伪南京政府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指定陈公博为代理，赋予他代行伪政府最高权力的资格。
同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逝，陈公博被推举为伪南京政府的“代”主席、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虽然名义上是最高领导者，但陈公博清楚，他所依附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在走向崩溃，所以他为自己加上了一个“代”字，是希望在日本垮台后能借此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
此后，陈公博召开伪军将领会议，大肆宣扬剿共计划，试图向日军和蒋介石两头讨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陈公博在南京宣布解散伪南京国民政府。
这一天，他多次试图联络蒋介石，希望获得老蒋的原谅，为此他甚至提出了一份旨在阻止共产党接管日军占领区的“K计划”，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8月25日，陈公博带着妻子李励庄等人，秘密逃往日本，随后不断转移。最终他化名为“东山公子”，隐居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
逃亡生活并未让陈公博摆脱追捕，他几次试图自杀，但都被妻子李励庄发现并制止。
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他的踪迹，甚至通过同盟通讯社发布虚假的“陈公博自杀”消息，以期让中国政府放松对他的追捕。
然而，国民党政府并未上当，很快向日本提出正式的遣返陈公博的要求。日本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将陈公博交还。
1945年10月，陈公博被押送回国。在狱中，他伏案书写了长达三万字的《八年来的回顾》，试图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护。1946年4月，法院最终判处陈公博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在监狱中，他写下遗书，试图向蒋介石表忠心，希望以此留下最后的“政治遗产”。他要求将汪精卫赠予的茶杯与日本天皇授予的一等旭日大绶章陪葬，以显他对汪精卫与日本的忠诚。陈公博临死前的挣扎，改变不了最终的结局。
同年6月，陈公博在江苏监狱里被枪毙。家属们将他的尸体匆匆埋葬，甚至没有立下墓碑。
陈公博死后，他的妻子李励庄带着儿子陈干远走他乡，定居美国，从此再未踏足故土。
陈干在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任职，担任亚太地区负责人，年薪超过千万，积累了丰厚的财富。
参考资料：
陈公博、周佛海等中共一大代表中的五位落伍者--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陈公博沉浮录：从“一大代表”到“投敌汉奸”——央视网
陈公博的三面人生——党史博览
中国“第二号汉奸”陈公博——李雅笛
中共“一大”前后的陈公博——窦春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