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8月5日清晨，一位老人正准备穿过新街口外大街去北师大的操场晨练，结果刚走到半路，就被一辆飞驰而来的公交车撞倒在地，尽管老人很快就被送到了医院抢救，但最终还是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让这位司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老人竟然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当时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那么，此人有何事迹呢？

在我党历史上，刘仁静绝对称得上是一位“风云人物”，他于1902年出生于湖北应城，早年曾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在此期间深受《新青年》、《科学》等进步刊物的影响，而后还参加了由恽代英等组织成立的“互助社”，开始接触革命活动。

1918年7月，16岁的刘仁静中学毕业后，顺利考进了北大物理系就读，并在次年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0年春，刘仁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又经邓中夏、罗章龙介绍，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次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刘仁静与张国焘作为北京代表赴沪参加。

众所周知，“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而也正因我党之诞生，中国革命自此翻开全新的一页。而刘仁静作为“一大”的参会代表，自然而然成为了我党的“创始人”之一，名副其实的“元老级人物”。

会议结束后，刘仁静回到了北京，与邓中夏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后又组织创办了《先驱》。

1923年8月，刘仁静被推选为执行团中央委员会中央局委员长。在任期间，其为推动团的工作和激励青年的爱国热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然而不久后，刘仁静与团中央的意见产生了分歧，接着便以参加北大考试为由，离开了团中央。

时间来到了1926年。这年9月，刘仁静受党中央派遣，前往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

然而，就在刘仁静学习期间，苏共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

托洛茨基是苏联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苏联红军的重要缔造者，其在苏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地位。但在这场斗争中，托洛茨基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还被开除了党籍，并遭到了流放。

刘仁静早年曾跟随陈独秀一起来苏联参加过少共国际和共产国际的会议，期间有幸结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因此，当他得知此消息后颇为震惊，非常同情托洛茨基的遭遇。

或许真是出于同情，在结束学业后，刘仁静竟然没有回国，而是自作主张去欧洲寻找托洛茨基。

为了找到托洛茨基，刘仁静可谓不辞辛劳，从莫斯科到波兰，再从波兰到捷克、德国，最后又到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终于在此见到了托洛茨基，接着，两人进行了一番亲切的交谈。

刘仁静在土耳其待了一个月左右，期间深受托洛茨基的“教诲”和影响，在其回国前，托洛茨基还送给他一篇后来成为中国“托派”基本纲领的重要文章。

而作为“托派”的追随者之一，刘仁静回国后更是积极活动，并组织了一些留俄学生，成立了一个名为“十月社”的托派组织。

1929年11月，刘仁静因组织“托派”活动，并拒不交代其访问托洛茨基一事，被开除了党籍。

然而可笑的是，热衷于“托派”组织，并向来以“托洛茨基代表”自居的刘仁静，却在“托派”组织中不受待见，以至于后来还被赶出了“托派”组织。

而在这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刘仁静的处境都非常地糟糕，除生活一度过得艰难外，还被国民党关押了三年，出狱后也是四处碰壁，久难立足。

后来，刘仁静投靠了国民党，先后在国民党的多家报刊机构当主笔，1948年后又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

全国解放之初，刘仁静没有选择去台湾，而是留在了上海，全国解放后来到北京。

刘仁静来京后，少奇同志亲自找了他，并对他进行了耐心地教育，而刘仁静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下定决心痛改前非。1950年12月底，刘仁静特地发表了一篇声明，详细说明了这些年来的复杂经历。

后来，刘仁静被安排进北师大教书，不久后又调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译工作。

特殊时期开始后，刘仁静曾一度受到冲击，但在毛主席的关注下，他很快就获得了自由。而为了不让他再受到冲击，有关部门将他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还为他的学习、生活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直到1978年一切重归平静后，刘仁静回到了家中。

对于党的恩德，刘仁静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感激，他曾说道：

“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1986年后，刘仁静又履任新职，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然而，他在这一岗位刚工作了一年，就因车祸不幸离世了，终年85岁。

刘仁静去世后，有关部门考虑到其一生经历比较复杂，难以给出一个准确的评价，于是就没有做出评述。尽管没有悼词，但他的原单位还是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其骨灰也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共产党对他真的是仁至义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