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保长告状：民兵队长把我老婆杀了，书记给我做主啊！
1945年初春，一场突如其来的命案在即墨县徐家沟村掀起轩然大波。伪保长徐振恂声泪俱下地向县委崔书记和李县长控诉：自己的妻子戴玉被民兵队长王士勇奸杀。一时间，整个村子议论纷纷。可是，这真的是一场简单的命案吗？为什么受害者家中的东洋犬那晚竟然没有吠叫？墙上的枣刺为何在案发第二天就被清除？而那两个目击案发经过的女儿，为何说起事情来前后矛盾？一切的疑点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谜题：这是一起蓄意栽赃还是另有隐情？
一、表面真相与隐藏线索的对比
1945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四，寒风凛冽的清晨，徐家沟村的街道上格外热闹。村民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低声议论着昨夜发生的命案。据传，伪保长徐振恂的妻子戴玉被害，尸体在麦场的土堆旁被发现。
案发现场呈现出的证据似乎都直指民兵队长王士勇。受害人衣衫不整，现场遗留带血木棒，加上两个女儿的证词，都将矛头直指王士勇。徐振恂一大早就赶往县政府，向崔涛书记和李成玉县长控告王士勇的罪行。
然而，当即墨县公安局局长程远风带队抵达现场时，发现了诸多令人费解的细节。首先是现场保护问题。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刑侦人员，程远风注意到现场脚印杂乱，许多重要痕迹都被破坏。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农村并不少见，但这恰恰为案件调查蒙上了一层迷雾。
更令人生疑的是，死者家中养的东洋犬在案发当晚异常安静。这条以警觉著称的狗，平日里连陌生人走近院墙都会狂吠不止，可案发当晚却毫无动静。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程远风的高度重视。
在走访邻居的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线索浮出水面。死者家的厢房北侧过道原本有一人多高的枣刺，是村里常见的防盗设施。但在案发第二天，这些枣刺就被人清除了。这一细节与徐振恂所描述的＂王士勇翻墙而入＂的说法产生了微妙的矛盾。
对现场的进一步勘察还发现，墙上的攀爬痕迹中留有皮鞋印。这个发现颇具意味，因为在当时的徐家沟村，能够穿得起皮鞋的人屈指可数，而徐振恂恰好是其中之一。
最令人困惑的是两个女儿的证词。她们声称目睹王士勇深夜翻墙进入院内，将母亲拉走。但在详细询问过程中，她们的叙述出现了明显的漏洞。一会说当时在睡觉，一会又说清楚地看到了整个过程。这种前后矛盾的证词引起了办案人员的警觉。
与此同时，王士勇的不在场证明也出现了新的转折。多名民兵证实，案发当晚王士勇确实在民兵队部与他们一起值班到深夜。这些证词虽然来自王士勇的下属，但每个人描述的细节都非常具体，且互相印证。
在表面证据与隐藏线索的对比中，一个更为复杂的真相逐渐显露。看似铁证如山的案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案发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疑问都需要进一步调查才能揭晓答案。
二、追查真凶的转折点
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出现了重大转折。1945年2月18日，即墨县公安局接到一份匿名信，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细节：案发前一周，有人看见徐振恂和当地日伪政权的特务头目张明远密会。这个信息引发了调查人员的高度关注。
经过连夜走访，调查组在村东头的李老太太处获得了关键证词。李老太太是个卖豆腐的，案发前几天清晨，她看到徐振恂和张明远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交谈。两人神色紧张，说话时还不时张望四周。这一细节与匿名信的内容相互印证。
与此同时，一位在日伪政权做杂役的村民王大顺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线索。他透露，徐振恂曾多次向日伪当局告发抗日分子。特别是在案发前两个月，徐振恂向日军提供了八路军地下交通站的情报，导致多名抗日志士被捕。而这个地下交通站正是由民兵队长王士勇负责联络的。
更令人震惊的是，程远风局长在调查中发现，徐振恂的妻子戴玉并非简单的受害者。通过走访戴玉的娘家人，调查人员得知戴玉一直暗中帮助八路军。她利用徐振恂伪保长的身份，多次为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甚至在家中临时藏匿过受伤的八路军战士。
这些新发现使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个更为复杂的背景逐渐浮出水面：徐振恂勾结日伪特务，而其妻子戴玉却在暗中支持抗日活动。这种尖锐的矛盾可能才是案件的真正导火索。
调查组还在戴玉的针线篮中发现了一个隐秘的笔记本。本子里记录着日伪势力的活动情报，包括军事调动、物资储备等重要信息。这些都是戴玉利用徐振恂伪保长身份的便利所获取的。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着＂2月15日＂的日期，恰好是案发当天。
通过对戴玉生前最后一天行踪的梳理，调查人员还原出了更多细节。当天下午，戴玉曾到村东头的杨家串门。杨家的媳妇回忆，戴玉走时特意等到天快黑才离开，似乎是在避免什么人。而就在那天晚上，有人看见张明远的手下在村子周围活动。
这些证据串联起来，指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徐振恂可能发现了妻子的抗日活动，为了自保，他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威胁。而栽赃王士勇，则是为了一箭双雕：既除掉了知情的妻子，又打击了一直与其作对的民兵队长。
但案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待解：为什么徐振恂的两个女儿会作伪证指认王士勇？调查人员通过细致走访发现，案发前一天，徐振恂曾将两个女儿带到张明远家中待了整整一个下午。期间发生了什么，成为了揭开整个案件真相的最后一块拼图。
三、揭开伪证背后的真相
1945年2月20日，案件调查出现重大突破。在持续审讯中，徐振恂的大女儿徐小芳突然崩溃，道出了制造伪证的全过程。这个十四岁的女孩的证词，揭开了整个案件最黑暗的一面。
原来，在案发前一天，徐振恂以带孩子们去看戏为由，将两个女儿带到了特务头目张明远家中。在那里，张明远和徐振恂强迫两个孩子背诵一套经过精心设计的证词。这套证词将案发时间、地点、经过都做了详细安排，甚至连王士勇当晚穿的衣服都有具体描述。
徐小芳的证词得到了其他证人的佐证。张明远家的老管家刘喜子私下向调查人员透露，那天下午他确实听到后院传来孩子的啜泣声。而当时张明远严令院中所有仆人都不得靠近后院。
更重要的是，调查人员在张明远家中搜出了一份手写的＂证词模板＂。这份模板详细记录了案发经过的各个细节，与两个女孩此前的证词几乎完全吻合。笔迹鉴定结果显示，这份模板是张明远亲笔所写。
随后，徐振恂的小女儿徐小兰也道出了实情。她回忆道，案发当晚，父亲突然将她们姐妹俩锁在了东厢房内。姐妹俩透过窗缝，看到院子里有几个穿皮鞋的人影晃动。其中有张明远的声音，还有其他两个陌生男子的说话声。不久后，院子里传来了母亲的呼救声，但很快就被捂住了嘴。
调查人员在东厢房内找到了印证徐小兰证词的物证：门栓上有明显的新刮痕，显示当晚确实被人从外面上了锁。而窗台下方的泥地上，也留有两个小脚印，与姐妹俩趴在窗台窥视的说法相符。
这些新证据的出现，不仅证实了徐振恂和张明远精心设计伪证的事实，也揭示了他们如何利用两个无辜的孩子来实施这个阴谋。为了让伪证更具说服力，他们甚至不惜对年幼的孩子施以威胁和恐吓。
在得知姐姐已经说出实情后，徐小兰也交代了更多细节。张明远不仅教她们背诵伪证，还特意让人放了一条影片，里面有王士勇参加民兵训练时的画面。他们要求姐妹俩反复观看，熟记王士勇的体貌特征，以便在作证时能够描述得更加逼真。这种精心策划的细节，进一步证实了这是一起蓄意栽赃的阴谋。
四、案件成因与历史背景
这起看似普通的命案，实际上深深植根于1945年初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中。随着日本侵略者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华北地区的抗日形势逐渐明朗。在这种局势下，许多与日伪政权有勾结的地方基层人员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
徐家沟村的案件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据当地的县志记载，1945年1月，八路军在即墨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扫荡战役，重创了日伪军的统治根基。这次战役之后，当地的抗日武装力量显著增强，而日伪政权的统治则日渐衰落。
在此背景下，徐振恂的处境越发艰难。作为伪保长，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抗日势力即将获得最终胜利。县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文件显示，就在案发前的一个月，徐振恂曾向日军宪兵队递交了一份详细的请示报告，要求加强村里的武装力量。这份报告的背后，反映出他对局势变化的深深忧虑。
而他的妻子戴玉的立场则完全不同。通过走访当年的地下党员，调查人员发现戴玉早在1943年就开始秘密支持抗日活动。她利用徐振恂伪保长的身份，为地下工作者提供情报和掩护。在村里的一位老支书回忆中，戴玉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将日军的调动信息传递给八路军。
1945年初，随着战局的变化，戴玉的地下工作变得更加积极。她开始系统地收集日伪政权的军事情报，并通过地下交通站传递给抗日武装。这些行动无疑增加了暴露的风险。据村里的老人回忆，案发前的半个月，经常有可疑的人在徐家附近徘徊。
特务头目张明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作为日伪特务机关的重要成员，他掌握着大量与徐振恂勾结的证据。当地的档案记载，张明远在1944年就开始怀疑戴玉的抗日活动，但一直没有采取行动。直到1945年初，战局明显对日军不利时，他才决定除掉这个潜在的威胁。
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变迁。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农村基层权力格局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像民兵队长王士勇这样的抗日力量代表，逐渐获得了更多话语权。相比之下，伪保长这样依附于日伪政权的地方官员，则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徐振恂选择了一条极端的道路：除掉可能暴露自己罪行的妻子，同时打击代表新生力量的民兵队长。这个计划既是他个人生存策略的选择，也反映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基层社会的复杂性。
五、案件最终审判过程
1945年3月1日，即墨县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案件的审判引起了整个县城的轰动，当天前来旁听的群众将法院大门口围得水泄不通。上午九时整，法庭内坐满了来自各村的代表。
庭审开始后，检察官首先出示了一系列新发现的物证。其中最关键的是在张明远家中搜获的那份伪证模板，以及徐振恂与日伪特务机关往来的密信。这些文件清晰地记录了案件的预谋过程。此外，法庭还展示了从戴玉针线篮中找到的情报笔记本，证实了她的抗日地下工作者身份。
在证人证词环节，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徐家的邻居李大娘。她描述了案发当晚看到的情景：约在戌时，有三个穿皮鞋的人匆匆进入徐家院子，其中就有张明远。不久后，院内传出打斗声和女人的呼救声。这个证词与徐振恂此前的口供形成了鲜明对比。
随后，徐振恂的两个女儿也出庭作证。她们详细讲述了父亲和张明远如何逼迫她们作伪证的经过。当徐小芳说到被烧红铁条威胁的场景时，旁听席上发出一片惊呼。这些证词彻底推翻了此前指控王士勇的说法。
在铁证面前，徐振恂最终承认了罪行。他交代，案发当晚，张明远带着两名特务帮他处死了戴玉。行凶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妻子的抗日活动暴露后会连累自己。而栽赃王士勇，则是张明远出的主意，目的是打击当地的抗日力量。
张明远在审讯中也承认了参与谋杀和教唆作伪证的事实。他供述，早在1944年底就开始策划这起案件。特务机关掌握了戴玉为八路军传递情报的证据后，他与徐振恂多次密谋如何处置此事。最终选择在2月15日动手，是因为那天正值当地赶集，人员流动大，便于掩饰。
3月5日，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徐振恂因故意杀害妻子、诬陷他人、通敌卖国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死刑。张明远因参与谋杀、教唆作伪证、特务罪行等被判处死刑。同案的两名特务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十五年有期徒刑。
判决书特别指出，本案不仅是一起普通的命案，更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末期的一起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它反映了日伪政权统治下基层社会的黑暗，以及一些基层人员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罪恶选择。
3月15日清晨，徐振恂和张明远在即墨县城东郊刑场被执行死刑。处决现场，来自各村的群众自发前来围观。当行刑结束的枪声响起时，围观的人群中发出了整齐的掌声。王士勇被当庭宣告无罪，恢复了民兵队长的职务。徐振恂的两个女儿则被送往县城的福利院抚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