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我在医院走廊听见了第一声啼哭。邻床产妇的丈夫蹲在墙角，手里攥着皱巴巴的缴费单，额头抵着冰凉的瓷砖，肩膀剧烈地抖动着。产房飘来消毒水混着血腥的气味，却裹着新生命嘹亮的初啼。

那天正午的暴雨把城市浇得透亮。我骑车送餐时在十字路口打滑，保温箱里的五份黄焖鸡米饭像保龄球似的滚出去。雨水顺着安全帽的缝隙往脖子里灌，后背的工服早被冷汗浸透。正蹲着收拾满地狼藉，忽然有双胶鞋停在眼前。穿环卫马甲的大姐弯腰捡起饭盒，用围裙擦净递给我："我闺女也在送外卖，你们不容易。"她塞给我一袋热豆浆，转身推着清洁车消失在雨幕里。

深夜十一点的面包店门口，总坐着位白发老人。她脚边的三轮车上堆着烤红薯，炉膛里的炭火把皱纹映得忽明忽暗。前些天我买红薯时多问了一句，才知道她老伴走了三年。"这炉子还是他焊的，说要做成带轮子的，城管来了跑得快。"老人笑着掰开红薯，甜香的白气在冬夜里袅袅升起，"丫头，趁热吃，不收你钱。"

去年冬天，我蹲在出租屋门口啃冷掉的包子，楼上飘来油爆辣椒的香味。对门的阿姨突然推开门，手里端着冒热气的砂锅："我刚腌的酸菜炖排骨，一个人吃不完。"那锅汤在逼仄的楼道里蒸腾出白雾，熏得我眼眶发烫。现在每次闻到酸菜味，就会想起她教我腌菜的絮叨："白菜要一层层抹盐，就像过日子，得慢慢熬。"

生活像中药铺的铜秤，这头压着ICU门口攥皱的病危通知书，那头盛着新生儿被剪断的脐带；这边是暴雨里摔碎的饭盒，那边是陌生人递来的热豆浆。或许真正的甜，从来不是糖罐里凝固的蜜，而是黄连汤底泛起的那丝回甘——就像老巷口阿婆的红薯炉，炭火将熄时反而透出暖意，在寒夜里把过路人的掌心都捂得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