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栖居于网络之上，通过编码、指尖、屏幕与世界取得联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此“不接触”。当我们感叹起“人离不开社会”时，既是在说人的行为受社会规则、习惯影响，无法抗拒，也是在说人生活在某个地点：它载着我们某段经历的记忆、某次与家人告别或重逢的情绪、某组抽象的符号，凡此种种，将人与地点联系起来。与人失去联系的，或者从未有过联系的地点，才是那“非地点”（Non-Places）。
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那里，任何地点都可能成为其笔下的田野。
“田野”这个词常被人类学、社会学用来特指实证调研的地方，如部落、村落、社区、街区等，其实就是人类的各种聚落。不过对于学者自身来说，田野观察不一定就是学术行为，有时候只是一种职业习惯。
过去多年，作为社会学家的陈映芳一直致力于对中国城市性、城市化与中国社会兴起逻辑的研究。她向读者展现了她兼具实证与思辨精神的学术文本。前不久，她退休了，书评周刊借此邀请她开设专栏，换一种身份和视角，去思考在旅行、探访和查找资料中遇到过的聚落、场所，还有人。我们把专栏叫作“聚落·场所·人”。凡添入其中的文章，均有关人的聚落和场所，并无特定的撰写章法，不过是有感而发。
本文为第一篇：山西沁河流域的城堡群。
撰文｜陈映芳
陈映芳，社会学家。著有《城市中国的逻辑》《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等。
遇见
2011年的暑期，应一位名号“大侠”的摄影家邀请，我跟着老公在山西省晋城地区游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其间在阳城县，我们被带到了当地的一处名胜——“皇城相府”。因为事先没有了解，当时就有点惊讶——那不只是一个明清官宦家族的宅园（其代表人物为清代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那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是一座由城墙、城廓、内城区等构成的成建制的巨大城堡。
城皇相府。（本文作者提供）
砥洎城“山城一览图”（原图出自《古建览胜》，张广善著，中华书局，2010年9月，309页）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往返皇城相府的沿途，还看到了几个虽不如皇城相府那样保留完整，但同样气势不凡的古城堡。那景象完全迂回于我们印象中的山西村落，当时真让人有不知身处何域、今夕何夕的感觉。
出于好奇，赶紧搜集各种资料来补课。这才得知，包括皇城相府在内，当地的一批古城堡多始建于明末动乱年代。那些坚实的城墙，城内高高耸立的塔楼，还有如皇城相府里的藏兵洞、其他城内的地下通道等建筑形式，都是为了抵御当时乱兵的侵扰、抢夺。据称历史上在沁河两岸先后修筑有五十四座军事与民用相结合的城堡。
沁河流域堡寨分布图（原图源自张广善《古建览胜》，第253页）
原来，在明末农民起义时期，晋城地区因地处秦晋相邻之地，还因为沁河流域丰腴的土地形成有充裕的农耕经济，繁荣的工商业亦造就了一方的富庶，加之聚集有众多富贵的官僚家族，遂成为各种乱兵的劫掠目标，农民军曾五次进入这个地区。（张广善《古建揽胜》，中华书局，2010年9月，第254－256页）
据当地历史记载，在沁河流域最早建筑城堡的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张五典（抗清民臣张铨之父，明末山西守将张道浚之祖父）。张五典于天启三年告老还乡，因预感到大乱将至，就将自己家族的居住地窦庄改筑成城堡。得益于此，当后来崇祯年间陕北农民军在陕西、山西一带攻城略地，沁水、阳城一带遍遭灾祸时，张五典的后人凭籍了窦家堡，得以一次次击退乱军，保得一地平安。由是，城堡便成为周边地区避祸自保的仿效模式。
从相关的研究资料看，以建城主体区分，它们可以大致有三类：
一类是公有的堡寨。这类城堡面积不大，大多在原有的社产（庙宇）四周围以墙垣。遇到战乱时村人躲进去。多数是相对贫困或无领袖人物主持的村落。多以“堡”相称。第二类是围村而筑的堡寨。这类建筑群多以“城”相称。面积较大，有常住人口生活设施齐全。它们的建城，需要一些条件，如有官绅富贾为领袖；村镇富裕、百姓充裕、市井繁荣；有专门的规划和经营管理人员筹材集资。第三类即是如皇城相府那样的以家族为主体的堡寨。（参见张广善《古建揽胜》258－260）
发现
城堡群的种种信息，引出了我的一些好奇心。
首先很有意思的是，已经矗立于山西大地上几百年的明清城堡群，居然是本世纪初才被考古学家们“发现”的。据当时媒体称，“近日，考古专家在考察山西晋城市沁河流域时，竟然发现当地有极其罕见的古城堡群落。据了解，目前这座古城堡群已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考古专家还表示，古城堡群内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和走廊式的藏兵洞，在中国北方十分罕见。”（“山西沁河惊现北方最大明末清初古堡群” http://www.enorth.com.cn 2004-08-04 15:02 ）如今被称作“中国北方第一古堡群”的存在本身，在很长时期内不仅不被外面人所知，在山西也是由考古学家来“发现”的，这事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想来，这样的城堡群，在当地人眼里早已视若无睹。而在当代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中，它们又被覆盖在了“农村”之中。大概是因为政府对当地旅游业的规划和开发，它们才得以在媒体上浮现出来，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之中。
还有，在明末的沁河流域，用今天学术话语来说，当地民众曾自发、自主地兴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聚落再造运动。这是怎么可能的？山西地区在中国，通常被视为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保留最多的地方之一。可是，在兴建那些城堡群的过程中，有贫困村落的抱团合力；有多姓家族之间的、跨阶层的通盘合作；当然还有名门大户的举族自保——那样的工程亦需要有相应的家族资源和具备卓越领导力的家族首脑。无论如何，不同形式的大规模造城运动，无不需要强大的社会动员力，以及社会合作的有效方式。
另外，细看有些城堡的资料，还可以发现，那里面有秩序井然的建筑规划——有些城堡内的民宅建筑，至今仍然保留着以“坊”“第”等为单位的合理规整的布局。其他的建筑，像窦家堡（因为它的形状类似紫禁城，昔日曾被称为“小北京”），城内除大量民宅外，还有庙宇、楼阁、祠堂、书房、校场、法庭、地牢、城墙、城门楼、牌坊、店铺和大量的碑刻等。当然，沁河流域原是冶铁业发达之地，聚居有一大批富商巨贾，一些城堡内曾有规模相当的工商业建筑。这样的城堡的形成，需要有居民之间、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公共协商，需要有相应的规划方案和建筑技术的支持，还需要基于理性的日常生活秩序的管理系统。它们完全超出了我对北方地区传统堡寨的想象。
影视剧中的山西古堡遗迹。图为电影《驴得水》（2016）剧照。
定义
与这些相关，还会联想到另一个问题：如沁河流域城堡群这样的人类聚落，我们该如何定义它们的属性？
关于古代的“城”，日本学界一般比较直接、笼统地用“城寨聚落”“城郭聚落”或“围壁聚落”等来定义。而涉及中国夏商周时代的各种城址遗址，国内外学术界则有不同的定义及观点（涉及聚落的社会属性及国家形态等，主要有“城市国家”说与“邑制国家”说等的分歧）。不过，在早已经进入领土国家时代、近世工商业文明也有了显著发展的明清时期，山西沁河流域的城堡显然不同于上古农业文明时期的“城”或“邑”。另一方面，它们与希腊城邦及中世纪欧洲古典城市亦有种种差异。
有一阵我饶有趣味地寻找与明清各地“城”“堡”等相关的学术成果。发现已经有学者对贵州省的屯堡村落作了比较成熟的研究。边地屯堡的形成历史和内部结构虽然与山西城堡群有不同，但它们都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农业村落。由贵州安顺师范高等专校的孙兆霞老师带领的课题组，出版有学术专著《屯堡乡民社会》，给屯堡聚落提炼出了一个社会属性——“乡民社会”，在此框架下描述和分析了屯堡社会的演变过程和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特征，包括公共空间和村民自治等，给人以启示。但“村落”“村民”等概念框架，多少还是遮蔽了历史上和现实中屯堡、城堡所具有的“城”或“镇”的属性。
《屯堡乡民社会》，孙兆霞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
诸如此类，新鲜的见闻可以让人打开视域，不断调整知识积累和认知方式。只是，研究者个体即使对许多个案充满好奇，终究无法一一去做深入的调研。后来我曾用沁河流域城堡群的资料制作了一个教学用小课件。在课堂上有时会用它来启发同学们，如何用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去认识人类各种聚落的形成机制；尝试用“连续统”的视角区分城乡之间不同的社会形态；如何从具体族群或地域社会的变迁中发现“社会的能动性”；提醒大家避免以民族国家为单一的维度，去将社会本质化，等等。
这些，正是个案所具有的可能性，当然也是社会学教师的乐趣所在。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陈映芳；编辑：西西；校对：卢茜。封面题图素材为《驴得水》（2016）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