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强
“天回医简”是2012年冬在成都天回镇从西汉墓葬中发掘出来的无价之宝，是中国考古的重大事件，对中医发展历史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专家们认为，四川自古出中医大师，素有“中医之乡”“中医药之库”的美誉，川派中医药影响中国医坛2000多年，与“天回医简”有关。
以成都中医药大学为代表的研究机构，集中优秀专家学者对这批在水中浸泡了两千多年的简书进行了精心整理和耐心拼接，得到930支医简、2万余汉字（构成8本医书），出版了研究报告，成绩值得充分肯定。特别是专家们发现，这套医简是失传的《扁鹊医书》，医简的主人是“弓大人”。
2024年5月5日央视大型文化节目《简牍探中华》专门介绍了“天回医简”和“弓大人”，影响很大。我们认真观看了央视节目，阅读了相关文章，觉得“弓大人”究竟是谁？还值得深入研究。因为研究者们只专注医简，没有阐述为什么同时出土了4台“纺织机”和一部“医马术”？如果是纯粹的医学家，为什么要携带4台“纺织机”模型？这个问题一直被回避，几乎没有与医简同时讨论。其实答案不复杂，“弓大人”一定是对医学、骑马和纺织都感兴趣的大人物，可能是一位既研究医学又研究纺织的旅行家，绝不是单纯的医生。查阅西汉的所有旅行家，其中只有中国第一位外交家张骞符合这个条件！
张骞在大夏发现邛杖与蜀布，蜀布与纺织机有关，因此对纺织感兴趣！在古代“弓”姓等同“张”姓。同时，学者们在医简里还发现“塞”字与“寒”字，实际上这是对“骞”字的误读！“天回医简”还出现“废丘”“济北”和“都昌”3个地名。在古代，“废丘”在今陕西咸阳、西安一带，“济北”“都昌”在今山东省。在“天回医简”中还记载了四川的药物如巴豆、蜀椒，发现“徙”“诈”等与医学无关的文字，这两个字在古代分别指“犯罪流放”“冒充官员”等意思，正好符合张骞曾被“判处斩头，用爵位赎免死罪，成为普通平民”的身份。显然，“张骞”的名字，就隐藏在“天回医简”之中，“弓大人”就是“张大人——张骞”！根据天回汉墓人骨研究，张骞身高169.91厘米，其夫人身高160.22厘米。张骞与西汉名人四川的司马相如、卓文君、落下闳、文翁等同朝为官，往来密切，晚年长住蜀地，死也不离开成都，后葬于天回镇老官山。原因在于，张骞出使西南夷受阻，没有完成汉武帝交办的任务，无脸回长安！
央视节目画面
“弓”姓和“张”姓在古代被认为是同宗，这源于一个共同的历史人物——挥。挥是黄帝的孙子，被认为是古代重要武器弓矢的发明者。由于挥对社会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发明了弓箭，黄帝的后代颛顼赐予挥“弓长”的官职，并最终赐姓为张，这使得挥的后代中一部分以“张”为姓，而另一部分则以“弓”为姓。这一历史背景表明，弓姓和张姓在古代实际上是等同的，共享一个祖先，即挥公。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姓氏上，还体现在文化传承和家族认同上，形成了独特的姓氏文化。所以学术界认为，弓姓与张姓在古代被视为等同。
更为有趣是，弓与张的祖宗“挥”可能与“弓鱼国”和“三星堆”有关。弓鱼国在陕西宝鸡西南的秦岭北坡，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沉睡3000多年的神秘古国——弓鱼国的墓地。这些墓地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和青铜器，其中铜器铭文多带“弓鱼”字样。弓鱼国的历史可追溯到西周初期，其源头可追溯到三星堆的商代文化。有学者认为，弓鱼国是三星堆被灭后由三星堆后人建立的小国，证据是那个著名的“金杖”，其上刻有弓、鱼、鸟、人、箭等图像。那个人头应该是黄帝的孙子“挥”——弓与张的祖宗！可见，弓与张同祖在三星堆可以找到。“金杖”当时是作为弓箭使用，内部是弹性极强的木条，具有很强张力。到了大禹、蚕丛、鱼凫时代，就演化成了权杖，象征权力，源头还是在黄帝、颛顼。据专家推测，三星堆金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600年。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箔后，再包卷在木杖上的。金杖的一端平雕有长46厘米的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雕刻有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图像，靠近杖内部的两组图案大致相同，上方是两只鸟头部相对，下方是两条鱼背部相对，鸟和鱼的颈部各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这正是“挥”发明弓箭的证据，在渔业社会弓箭是伟大的发明。考古学家在茹家庄发现的二号墓，墓主人是井姬，西周时期很多青铜器都有“井姬”字样。有研究表明，弓鱼国可能帮助西周王朝灭商，成为其守护者。从弓姓与张姓分布来看，出生陕西汉中的张骞，祖先大概率也是弓姓。因此，他在漆杯上写“弓”，完全可能。
三星堆博物馆金杖（李后强 摄）
总的来说，弓鱼国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西部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尤其是在探讨三星堆及商晚西周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变迁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展出的文物（李后强 摄）
自古以来就有民间传说，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埋葬了一位古代大官员，因此叫“老官山”。这位大官是谁？没有史书记载。
老官山汉墓发掘现场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考古队，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土门社区卫生站东侧的西汉墓地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已发掘墓葬4座，M1、M2、M3为一组，M4为一组。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4座墓葬椁室内器物多遭扰乱，但墓葬底箱随葬器物保存较好，位置基本未变。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重要遗物分析，应是一处有较高身份地位的西汉木椁墓墓地。出土遗物共计620余件（不含简牍），其中漆器240余件，陶器130余件，木器140余件，铜器（含钱币、汉五铢钱）100件，另有少量铁器、竹编器、草（棕）编器等。其墓葬年代推测在汉景帝（157-141BC）、汉武帝（141-88BC）时期。
在1号墓M1有墓主年代和身份信息。墓中发现了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50多片木牍上记载了汉武帝时期的法律文书（税收制度等），还有一部分木牍记载的是求子巫术。M1墓为双棺夫妻合葬墓，出土物品有耳杯、盘等。M1墓中出土的漆器上有“景”铭文。这里“景”应该是指“景帝”的谥号，说明是景帝所赐的遗物，说明1号墓主非同一般。汉景帝刘启（前188至前141），在位16年，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
特别有价值的是，在2号墓M2的“夹层”里发现了4部蜀锦织机模型，以及15个彩绘木俑。织机上残存丝线和染料，以及木俑身前的铭文。通过对墓主颅骨的鉴定，这是一位45—50岁的女性。4部织机中，一部织机略大，高约50厘米、长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另外3部织机则略小。汉时成都蜀锦织造业十分发达，朝廷在成都设有专管织锦的官员，因此成都有了“锦官城”称谓。这些木俑或立或坐，手臂的姿势也各不相同，根据木俑形态来推断，整个状态如同再现了一幕纺织工劳作的图景，其中还有一名监工正在监督。如按木俑与现代人的身高比例还原织机到原来的大小，应达到3米多高，4米多长，所有部件组合起来，或有一间十数平方米房间大小。
M2出土纺织机模型与彩绘木俑
M2出土的人俑
这4台织机模型，是我国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单位、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填补了我国丝绸纺织技术的考古空白。中国丝绸博物馆历时3年，用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提花织机，成功复制出复杂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完美印证了之前新疆著名学者武敏认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是成都锦的论断。这被视为填补世界和中国丝绸织造研究史的重要发现，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在3号墓M3发现了近千支竹简，经过解读，其中大部分为医书。出土医简920支，分两处存放，编号M3－121共736支（含残简），内容涵盖诊断、病例、病症和经脉针灸等，相当丰富。除此以外，编号M3－137共有竹简184支（含残简），内容为《医马书》即兽医专著，也属于首现。同时，M3还出土了完整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高约14厘米，五官、肢体刻画准确，白色或红色描绘的经脉线条和穴点清晰可见，不同部位还阴刻“心”“肺”“肾”“盆”小字，应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
老官山汉墓M3出土的经脉人俑
据专家介绍，“天回医简”出现“废丘”“济北”和“都昌”3个地名。古代“废丘”在今陕西咸阳区域兴平市东南约4公里的阜寨乡（南佐遗址），但2019年的考古发现确认周懿王都城的犬丘在西安市长安区高桥街道东马坊村，这里也是雍王章邯的都城“废丘”。“济北”国是楚汉及汉时的一个诸侯国，大致位于山东西北部。“都昌”也是古地名，原地址在今山东省巨野县昌邑村。《读史方舆纪要》第三十五卷有载：都昌故城在县东北。汉置都昌县，在今昌邑县界。再如《汉书·地理志》所载：北海郡，景帝中二年置。属青州。都昌，有盐官。总之，“都昌”为汉初所建，归属齐国境内。齐国（前1046年至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分为姜齐和田齐两个时期，疆域位于现今山东省大部、河北省南部。在“天回医简”中有汉代“齐语词汇”，如发现“徙”“诈”“齐刀”等字样。医学专家说在齐语中，“徙”为“癣”意，“诈”为“卒”意，“齐刀是”齐国货币。专家断定，“天回医简”主体抄录于西汉吕后至汉文帝时期，这个时期正是著名医学家仓公生活时期。墓主下葬年代在景、武之际，其年辈与仓公弟子相当。墓中出土的两个耳杯上写有“弓”字，说明主人姓“弓”。医简还记载了四川的药物如巴豆、蜀椒。可见，医简是经仓公传至墓主人（弓），而由齐入蜀。其实，“徙（xǐ）”主要指迁移、搬家、流徙、徙边。在古代，“徙边”是一种刑罚，把有罪的人流放到边远地区，古代四川就是“西南夷”，属于边远地区。“诈”，《说文》，欺也；《尔雅》，诈，伪也；《荀子·脩身》，匿行曰诈；《吕氏春秋·义赏》，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吕氏春秋·务本》，无功伐而求荣富，诈也；《史记·陈涉世家》，诈，冒充，如：乃诈称公子。这说明，墓主是陕西人（废丘），医简来自山东（济北、都昌），因为犯罪流放到四川（徙），在四川居住多年（巴豆、蜀椒），冒充着官名（诈）。这些与医学无关的词汇与文字，指明墓主就是张骞！张骞是陕西人，因为战场有罪取消“博望侯”，来到四川不敢再用“博望侯”官衔，所以老官山不敢公开说“张骞”的大名。
四川大学考古系原海兵同志认为，老官山汉墓中尤以M1保存人骨最佳。M1墓葬的墓主男子身高近1.7米，超过现代四川人近4厘米，生前或爱好骑射，是个名副其实的“高富帅”。根据四川省体育局编著的《2010年四川省国民体质监测报告》，45-49岁年龄组男性平均身高为166.0厘米，40-44年龄组女性平均身高为155.7厘米，分别比M1墓中男子和女子矮了3.91和4.52厘米。根据人骨鉴定方法可知，M1包含两例个体，男女各一例，男性死亡年龄大致在45-50岁，女性大致在40-45岁。M1男性墓主身高约169.91厘米，女性墓主身高约160.22厘米，与同时同地人群相比，身材均较为高大健硕。尤其是男性墓主表现尤为突出，其身体整体发育状况不仅远超西南地区的古代人群，同时也超过西南地区现代人群的平均水平，甚至超过我国北方地区很多地点的古代人群。原海兵同志推测，M1墓主男女两性身材均相对高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与北方人群相关的信息，“或许暗示其可能有北方人群基因的传承”。通过观察发现，M1墓中男性墓主全身骨骼发育均较为强壮，尤其是上肢左侧肘关节和右侧肩关节周围肌嵴发育最为显著。这些肌嵴可能与两侧上肢长期用力内翻，上肢肌肉群不断内收与拉伸活动有关，结合历史材料，可能与墓主日常的张弓射箭活动相关。墓主的两侧股骨颈处（两侧髋关节）可见所谓的“骑马人小平面”发育，这预示着墓主可能有长期的骑乘行为。此外，墓主下肢膝关节、踝关节周围均有发育的肌嵴，尤其是骨骼两端表现明显。综合分析，原海兵同志认为，M1男性墓主生前可能有长期的骑马、张弓射箭等行为，可能曾有一段戎马生涯或在生活中是一个尚武、爱好骑射的游猎者。
这是谁呢？我们来看张骞。
张骞（前164年至前114年），中国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东方的哥伦布”。他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种到中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张骞受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7月14日至公元前87年3月29日，在位54年）招聘出使西域。张骞与四川关系密切，在成都有很多关于他的民间传说。成都有一条君平街，是为纪念西汉思想家严遵（严君平）而命名的街道。严君平是著名道家学者，临邛万石（dàn）坝严河湾人，本名庄遵，在算命之前，曾是石室书院的老师。他懂阴阳，西汉初期以卜筮耆龟给人看相为业，后来隐居并有很多著作。传说西汉张骞凿空西域，行到一条大河边，看见一个牛郎在河边牵牛饮水。他渡过对岸，又看到一个妇人在河边织布。他上前打听这地方叫什么名字，那妇人并不回答，把支起织布机的一块石头取下来，递与他说：“你回去问问蜀中严君平便知晓了。”张骞带着这块石头回到成都，找到那位在成都卖卜的严君平。严君平一看那块石头，大吃一惊，说：“啊呀！那里便是银河嘛，你看见的一个是牛郎星，一个是织女星。”张骞便将那块从银河带回来的支矶石送与严君平。于是，支矶石便留在成都，那条街便叫支矶石街。成都确实有一条“支矶石街”，同时又有一条“君平街”，至于张骞是不是真的去了天上已无从考证。但这个流传了数百年的民间传说，正好把张骞与纺织女、牛郎（马夫）、巫术、算命、医学等联系起来，与天回镇老官山西汉墓出土文物特征十分吻合。
张骞是否真的来到了成都？又是否见过道家学者严君平？2017年12月20日，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围绕着这一系列谜团进行了梳理。据他考证，张骞遇见织女的传说，不足为信。但据史书记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前119年至前115年）的确曾通西南夷，因之行蜀到达成都。王仁湘在明代官员、学者曹学佺所著《蜀中广记》中的《严遵传》里发现，文中引述了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一个传说：张骞出使西域访大夏穷河源，回程时，他的船上载回了一块大石头。随后，他运到成都，访问了知天晓地的道家学者严君平。严君平告诉张骞，这是天上织女的支机石。成都的“支矶石街”与“君平街”相距1.6公里。据王仁湘考证，严君平，史有其人，西汉时期的成都人，相传是扬雄之师。王仁湘认为，张骞到过蜀郡成都，倒是确有其事。
据《汉书·张骞传》记述，汉武帝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后，开始“复事西南夷”。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情况后，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那为何要到成都呢？《史记·大宛列传》里则充分讲述了，“张骞说道，在大夏见到蜀地所产邛杖蜀布，那是大夏人由数千里外的天竺购得。他推测天竺离蜀地不远，所以贸易蜀地特产比较便利。”由此推测，由蜀往南经身毒（中国对印度的最早译名）至大夏有商路相通，这才引起汉武帝极大兴趣。为了通西域的西南行，张骞的足迹曾留在天府之国，曾驻足成都，寻邛杖、访织女。《史记·大宛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馀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这段话的关键在，“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就是命令张骞去四川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亲自主持其事，在犍为郡派遣出使各国的使者，这就是《史记·大宛列传》里记载的“乃复事西南夷”。这是因为汉武帝基于沟通和大宛、康居、月氏、印度和安息的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彻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犍（qian）为，郡名，西汉建元六年（前135）置，治所先后在鄨县（今贵州遵义西）、广南（今四川筠连）、僰道（今四川宜宾西南）、武阳（今四川彭山东）。辖境约当今四川简阳、新津以南，大足、合江、贵州绥阳以西，岷江下游、大渡河下游、金沙江下游以东，云南会泽、贵州水城、金沙江以北地区。“乃复事西南夷”，就是说又从事通西南夷的活动了。西南夷，即西夷和南夷，汉时是对分布在今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南部，贵州西部、北部，云南和西藏昌都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泛称。显然，张骞到过四川，并且晚年长期在西南地区工作。因出使西南受挫，没脸再回长安，后来长住成都。
张骞出使西南夷线路图（陈楠 摄）
张骞与西汉名人四川的司马相如、卓文君、落下闳、文翁同朝为官，其年龄小于四川朋友，作为小兄弟的张骞对这些学者官员的故事和成就非常清楚。民间传说张骞曾到过成都许多地方，在成都拜访文翁（前187至前110）大人，到临邛（今邛崃）看邛竹杖、拜文君井，喝了美酒，也到南充阆中看望落下闳（前156年至前87年）故里。落下闳是今四川省阆中市人，西汉天文学家，太初历的主要创立者，浑天说创始人之一。司马相如，生于四川蓬安，长于成都，“汉赋四大家”之一。卓文君（前175—前121），临邛人，著名才女。张骞要拜访卓文君的出生地，看看“文君当垆，相如涤器”发生的地方，这些都在情理之中。
我们根据前面的分析进行推测。张骞晚年在四川主持西南夷工作，主要住在天回镇老官山，时间有4年多（甚至更长）。因在西南受阻没有完成汉武帝的任务，积劳过度（即“大行”），于公元前114年在成都病逝，享年50岁，与夫人同葬，下葬时间与老官山汉墓测定时间吻合（141-88BC）。随身携带的医学书（M3墓）是在汉景帝（157-141BC）时期由齐地（山东）学者抄录，有些重要家具也是景帝时期的产物。由于长期骑马射箭，对医治马病有研究，随身携带《医马术》（M3墓）书籍。同时，喜爱蜀布蜀锦，对纺织机很有兴趣，随从人员（M2墓）保管4台模型。汉代初期采用道家思想治国，汉武帝又转用儒家思想。张骞对道家、儒家思想都不排斥，与道家严君平（公元前86年至公元10年）的老师（不知姓名），与儒家蜀郡守文翁，往来甚密。这些逸闻趣事，在西汉的成都几乎都是家喻户晓，因此有了“支矶石”与“君平街”的民间神话传说。
历史上对于张骞夫人没有记载，但她是北方人应该可以肯定，随军而来四川，与M1女性墓主身高约160.22厘米符合。张骞的经历和身材与“老官山汉墓M1男性墓主身高约169.91厘米”“M1男性墓主生前可能有长期的骑马、张弓射箭等行为，可能曾有一段戎马生涯或者在生活中是一个尚武、爱好骑射的游猎者”等特征，十分符合。可以猜测，天回镇老官山一号M1汉墓是张骞及夫人的真墓。
张骞因耽误战机被免职。司马迁在《史记·张骞出使西域》写道：
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明年，骞为卫尉，与李将军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出使乌孙。骞还，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余，骞卒。
文献记载很清楚，张骞是汉中人。建元年间被任命为郎官，以郎官的身份应募，出使月氏。朝廷封张骞为博望侯。第二年，张骞担任卫尉，因晚于约定的日期到达，判处斩头，他用爵位赎免死罪，成为普通平民……后来皇帝授予他中郎将的官职，出使乌孙国……张骞回到朝廷后，被封为大行令，爵位排列在九卿之中。这里很明确，张骞去世时为“大行令”（官名，在西汉初称典客，掌归降的各少数民族，景帝中六年改称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称大鸿胪，又改其属官行人为大行令），不是“博望侯”，他曾经被“判处斩头，用爵位赎免死罪，成为普通平民”，因此在墓葬不能再用“博望侯”。此外，《史记》只写他是汉中人，没说具体地点。死在哪里，葬在哪里，都没有说。还有，从文献可知，张骞出使西域，后来又入伍打仗，说明他懂马术和医术，身体很好，否则难以远行。同时，张骞在大夏见到邛杖与蜀布，说明他对四川纺织熟悉。
陕西城固张骞墓（陈楠摄）
张骞是在哪里去世？死后葬于何处？1938年7月前，这是西汉史学一个重大悬案。当时史学界普遍认为，陕西城固张骞墓是衣冠冢。1938年7月后，西北联大历史系对城固张骞墓发掘，出土了汉砖、汉五铢钱、疑似“博望封泥”等文物，于是确定是真实的张骞墓，次年黎锦熙书写了《汉书·张骞传》并立“增修汉博望侯张公骞墓碑记”，这样就铁板钉钉了。
其实，这是比较草率的决定，因证据太少、漏洞又太多。但限于当时考古手段和经济条件，我们不能苛刻要求前人。1938年，即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由于战况非常激烈，国立西北联大为了教学安全把校址迁移到陕西城固。学校的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听说张骞墓就近在咫尺，于是组织师生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张骞墓进行的科学发掘。但是这次发掘仅对墓道和墓前的石兽进行了清理，并没有进入墓室（在此之前，张骞墓已被多次盗扰）。在清理甬道时，出土了马骨、汉砖、五铢钱等文物。而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刻有“博望造□（或铭）”的墓穴“封泥”，这也是张骞墓所在的最有力的证明，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然而对这件文物的定性争议还是很大的，有“玺印说”“封泥说”“范印或者范母说”等，至今仍没有定论。因发掘年代比较久远，当时也没有正式的发掘报告，只是后来从当时的文档中整理出下面的描述：
“是物为一灰色陶片，大约二十四公厘见方，厚约四公厘。正面有陽文疑为‘博望■造（或铭）’四字。案：‘铭’字徐铉新附。出土后，洗刷过力，致稍损蝕。字体在篆隶之间（篆多隶少），背面为平面，惟显有一不规则圆形之小凹凸面，似原有附着物（如鼻钮之类）面脱落者。”
显然，当时也没有完全确认。而国家博物馆在各大展览中均采用了“封泥”的说法。现在国家博物馆（或者故宫博物院）还可以看到一件只有指甲盖大小却非常醒目的展品，它就是出土于张骞墓中刻有“博望造□（或铭）”的“封泥”。至此，大家清楚了张骞墓的来历。具体过程，可以参阅卜琳、白海峰等学者2013年发表在《考古与文物》第2期的论文《张骞墓考古记述》。
封泥（正）
封泥（侧）
国家博物馆藏图“博望”封泥
从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何士骥1942年11月发表的《修理张骞墓工作报告》来看，他也没有对“张骞墓”的墓主进行认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刘瑞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学界无法给出城固“张骞墓”的墓主是张骞本人这一结论，都是“疑似”。据南阳市文化广播和旅游局局长白振国说，城固县当地知情人告诉他，城固“张骞墓”不是张骞真身墓，只是衣冠冢。笔者三次去城固张骞墓参观，都问讲解员“张骞的博望侯的官衔早被免了，去世时也没有恢复，怎么还叫博望侯？”讲解员都说不清楚，还说我们当地人也有这个疑问。
张骞真身墓在城固，证据不充分。理由在于：一是考古出土文物都是东汉的，而不是西汉的；二是考古的墓是清代重建的，不是汉代的；三是“封泥”根本没有清晰文字，是后来猜测附加的；四是当地的地名本身就叫“博望”，不是张骞墓的原因；五是没有任何关于张骞的直接证据，比如他的遗骨、使用的器物或有关文字记录；六是张骞去世时不是博望侯，不能再用此封号（后来也没有恢复博望侯官位），只能用大行。如果说那个“封泥”文物是真的，那么也只能算“玺印”，不是张骞的私人印章，相当于公章，当地最高官员当年都可以使用。
我们的结论是：陕西城固张骞墓应该是衣冠冢，不是真身安葬地。张骞真墓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
改定于2024年9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