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编剧到导演，从剧集到电影，到再回归剧集，董润年经历了市场的激烈变化。他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

2023年年底，电影《年会不能停！》（以下简称《年会》）因对大厂生态和职场乱象的讽刺，令打工人共情，获得了超10亿元票房和豆瓣8.1分的高分，片中的演员白客更以“窝囊人夫感”出圈，开辟了男演员的新赛道。这部电影的编剧兼导演董润年在2024年年底推出了他第一次执导的电视剧《不讨好的勇气》（以下简称《勇气》），以脱口秀行业为背景讲述女性成长的故事。

《年会》《勇气》都是现实题材，话题与当下年轻人的关注密切相关。董润年是如何做到还原打工人真实处境的？他在采访中讲述了自己的调研经历，并分析了国产剧背后的行业现状。他认为，传统电视剧生产时间紧迫，在单位时间投入的资金和人力都不足的情况下，怎样更真实地还原现实生活，达到一定的审美标准，是整个行业需要面对的课题。

（图/受访者供图）

影视行业面临的另一重问题，是短视频的冲击。董润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94年，董润年15岁，在杂志上看到电影《侏罗纪公园》的一幅幕后照，导演斯皮尔伯格坐在一只巨大的霸王龙的脚边。董润年立刻被吸引，到处寻找看这部电影的渠道。有个朋友和董润年开玩笑，说电视台在周六晚上9点会播放，他便抱着期待从晚上9点一直等到11点。第二天，这个朋友嘲笑他：这么假的消息你也信。后来，在1995年，他终于获得了一部翻录了不知道多少遍的《侏罗纪公园》录像带，画质模糊、布满横纹、色彩接近黑白。但他如获至宝，赶紧又翻录了一盒，反复观看，直到把录像带看废为止。

然而现在，“喜欢的电影都在互联网上，或者在硬盘里，随时可以看到，但大家反而没有那么强的愿望要去看了”。他说，相比沉浸式观看一部长片，大家可能更容易被手机上的短视频吸引注意力。

这也是电影和电视产业面临的尴尬处境：中国网络视听协会于2024年11月发布的《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预计，2024年国内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超过500亿元，内地电影全年总票房收入为470亿元。这意味着，微短剧的市场规模将有望首次超过电影票房。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和电视究竟还能如何吸引观众？

选择和普通人强烈关联的题材，增加信息密度和情感强度

《新周刊》：《年会》《勇气》的剧本创作是同步进行的，并且共享了一套故事背景和职场素材。可否谈谈你做这两个项目的不同感受？

董润年：《年会》《勇气》都是在2020—2023年期间完成剧本的。（我）做《年会》的采访时，积累了很多关于职场的具体案例，了解了很多职场打工人的心态。《年会》电影容量有限，很难充分展现职场内容。（我）当时也想做一个关于职场的女性成长剧，剧集的时长更长、空间更大，可以放入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前者是纯粹的喜剧电影，后者是可以展现人物成长的正剧。《年会》的职场更夸张，讽刺性更强；《勇气》里则希望展现更多面向，哪怕是可恨的反派，也有其他生活层面的展现。

《新周刊》：《勇气》是你第一次执导的电视剧。可否谈谈做电影和做剧集的区别？

董润年：技术上差不多，但电视剧体量相对大一些，每天拍摄的量也多。电影在一天中拍的几场，就算中间隔了许多场，内容也都在一个完整的时空序列里。但电视剧有可能拍了第一集的，紧接着拍最后一集的，这中间的人物状态发生了很多变化。（导演）和演员说戏的时候，也要讲出对人物在全剧中经历的变化的理解。所以做剧的导演挑战蛮大的，需要明确人物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什么，心态是什么。功课要做得更细致。

《新周刊》：国产剧悬浮，不理解打工人的处境，这是经常被讨论的话题。你怎么看待这种舆论？《年会》《勇气》是如何保持对打工人生活的了解，确保打工人能够真实共情的？

董润年：我们花了一两年时间调研职场， 潜伏在一些职场App的打工人社区看吐槽，采访了很多在互联网大企业里工作的人，了解他们真实的案例，了解他们的心态。我们采访各个职级的打工人，有年轻、刚入职不久的，有中年、面临35岁职业危机的，还有一些管理者。特定职位的人有特定的说话方式、做事方式和想事情的逻辑。这样，在《年会》这种很夸张的喜剧里，我们也让大家能够看到某个职务的人就是应该这么说话、这么做事。

（图/《年会不能停！》）

在影视剧里，但凡一件事没有逻辑，观众就会觉得这是编的，觉得不合理。有趣的是，我们在现实中经常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底下评论说编剧都编不出来，这超越了戏剧的逻辑。其实，任何人做任何事，都一定由潜意识驱动，未必符合做事逻辑，但一定符合这个人的性格。采访很重要的一点是去揣摩和了解人物的性格逻辑。相比故事，故事里传递的人与人之间的状态和心理更重要，抓住精神内核，在叙事的结构和层面上可以大胆变化。

大家觉得前几年的职场剧比较悬浮，其实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审美倾向上，场景、人物造型和表演方式走浮夸风，但创作者的思想很单纯，就是希望场景拍出来好看。主角经济收入不高，但住的房子很大，很大原因是操作方便。在三四十平方米甚至更小的单间里拍戏很困难。机器很大，放进去以后，人就已经没有地方站了。电影拍摄时间更充裕， 在一个小空间里，拍一天电影只需要拍1页剧本的内容，可以有更长的时间去调整灯光和摄影机的位置，以及人物的走位。但是电视剧甚至可能有一天拍10页剧本的情况，没有时间去做细致调整。而且前几年行业正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生产节奏非常快，大家想要快速把一个故事写出来、拍出来，不论是在人物创作上，还是在拍摄上，都显得有点“急于求成”。

相对电影来说，传统电视剧生产时间紧迫，在单位时间投入的资金和人力都不足的情况下，怎样更真实地还原现实生活，达到一定的审美标准，是整个行业需要面对的课题。但这两年，随着技术的发展，摄影机的体积更小了，随着LED灯的发展，灯光师用iPad就可以直接控制多个光源，所以现在电视剧的场景、人物造型都比过去更贴近真实生活。而且，这两年我接触到的大部分编剧也都在认认真真做调研、做采访整理。

《新周刊》：短视频对你造成了影响，你曾自述希望呈现更快的视听节奏，因为观众已经习惯了1.5倍速的观影，不如直接呈现一个1.5倍速的内容。你认为现在的影视内容要在与短视频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董润年：现在在网上倍速看剧逐渐成了一种常态。一方面是为了节约时间，另一方面也说明观众感受到这部戏的节奏和信息量不够。观众习惯切片式看剧、几分钟了解一部电影的高信息量提纯的模式，所以我在思考和尝试的一个方向就是，在电影和长剧的创作中，提供给观众更多信息和情绪的变化。

现在，长剧的观众在流失，游戏玩家在流失，但是短剧的观众在增加，观看短视频、直播的观众在增加。观众被更直观、更快速、更碎片化的视频、小游戏吸引了。短剧行业刚刚兴起，一年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整个电影市场的票房。这种情况下，我尝试的方向（有两个），第一是题材的选择跟观众，尤其是跟普通人有强烈的关联，让观众看到题材就感兴趣；第二是增加信息密度和情感强度，这也是现实中电影票房呈现出来的趋势。我不想做切片式的剧集，即相互之间没有逻辑、结构和递进关系的段子的堆砌。我追求的是在更复杂的结构的基础上，有更高的叙事密度、更有趣的桥段、更丰富的人物、更好的段子。

我们也需要考虑，未来的电影叙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在2024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的论坛上，我听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说电影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度阅读。现在有很多好电影，但好电影未必有好票房。生活方式改变后，（我们）在家里能更容易享受到各方面的服务和快乐，而看电影加上往返电影院的时间，可能要花四五个小时。现在电影上映，大家可能宁可等到它将来上线，在电视或手机上看。但如果电影上映引起了很强烈的讨论，各方有自己的观点甚至在网络上进行交锋，那么作为观众就会很好奇，想去看看，以便参加对社会议题的探讨。所以，商业电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视听娱乐产品，票房高、有影响力的电影甚至变成了一个平台，承担的是观众观看后进行的交流沟通、针对性的讨论，是我们进行社交的机会。

大家喜欢“窝囊人夫”的温暖和没有攻击性

《新周刊》：你说你做《勇气》是受到了《后翼弃兵》的启发，你是怎么理解女性成长、大女主剧的？

董润年：《勇气》算上我一共6位编剧，其他5位全是女性。做女性成长的故事的过程中，我也在进一步学习。比如说，在探讨吴秀雅的成长与她跟前男友的感情时，我们有过争论：前男友郑昊即便有大男子主义的问题，但是在他的立场上，他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对不起吴秀雅的行为，吴秀雅对现在情感和物质生活的不满算不算自私。我们逐渐意识到这种讨论的前提是好女人应该贤良包容，不该有攻击性，甚至不应该在物质层面上追求更多，这可能是长久的社会结构导致的对女性的压制和偏见。但是，如果从主人公的主体性出发，她只是想要真正的自我得以彰显，寻求想要的生活，让自己开心满足。所以，我们在戏中讨论以及在现实中争论和思辨的，不是针对某一个男性或女性的讨论，是社会结构性的问题。

（图/《不讨好的勇气》剧照）

做了这部剧，我觉得跟太太的关系也有所变化。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也更多地聊了过去的经历，我们发现，哪怕是在一些很小的选择上，大家也有不同的想法，所以还是要更尊重对方的主体性。即使我们知道对方做了决定会面临更艰难的处境，会吃苦头，我们可以尽到告知义务，但不能替对方做决定。

《新周刊》：和《勇气》里自信又有“爹味”的郑昊相比，《年会》里的“马杰克”更是因“窝囊人夫感”而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你在选角上和执导过程中，会刻意去营造这种感觉吗？

董润年：完全没有往这方面去想。白客本人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质，能让人平静下来，符合马杰克这个角色的底层逻辑。他自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在喜剧表演节奏上的一些把握很棒。马杰克在职场里有点受气，压抑自己，尽量把棱角磨平，这种状态是我们一起探讨出来的。大家之所以喜欢（他），我感觉是因为马杰克体现出的温暖和没有攻击性，他一直试图帮助自己、帮助主人公脱离困境，拆东墙补西墙地到处救火，没有想害人或甩锅。而且他还是蛮能干的。

《新周刊》：《勇气》里有“爹味”的郑昊不被欢迎，《年会》里有“窝囊人夫感”的马杰克广受赞誉，你认为当下人们推崇的男性气质在变化吗？

董润年：有的观众不喜欢大男子主义的角色，有的观众喜欢“窝囊人夫”的角色，但那是所有观众吗？我们听到这些声音，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听到这样的声音、关心这样的批评，所以更多类似的声音被我们关注到了？可能很多平台会有数据，知道是什么观众在看我们这些剧，就可以做更深入的分析，分析喜欢这个剧的观众到底在什么样的年龄段，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住在什么样的城市。但为什么他们会喜欢这个角色？另外一部分人又为什么不喜欢这个角色？这些需要更精细的调研。

我永远思考，我们听到的声音在真实世界里的占比到底有多少。

编辑 钟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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