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的青铜器馆有“小国博”之称，有海内最完整的青铜器陈列，并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虽然上海的历史并不短，但上海并不是一个会频繁出土青铜器的地方。那么上海博物馆为何有如此多珍贵的青铜器文物？

上博现有的青铜器，主要来源于以下4个渠道——

1、官方追缴

上海在解放前是全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大量文物从上海出发被卖往世界各地。1949年前后，很多古董商考虑到时局变化，着急出手手中的古董，其中有不少被上海市政府查扣收缴。这些收缴的文物，自然在上博建馆后，被移到了馆内存放展示。

上博青铜器展厅里的镇馆之宝之一的铜牺尊，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在“上博”安家的。当时大古董商卢芹斋准备将其手上的17箱342件文物运销美国，不料被查扣。这些文物中有23件是卢芹斋花了29万大洋购买的山西浑源出土的晋国青铜器，铜牺尊就在其中。

2、私人捐赠

上博馆藏的青铜器中，私人捐赠这个渠道占了较大的一部分。在上博人广馆里，有两面大理石墙，那上面刻着上千位捐赠者的名字。

上海开埠后，城市进入飞速发展期，成为远东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城市大了，人口多了，自然拥有奇珍异宝的富商名流也多了。因此解放后也相应地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将所藏文物捐赠给博物馆。

1950年，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并准备在上海筹建一个“具有规模的代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博物馆”。为此，文物收藏者纷纷通过捐赠方式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在上世纪5、60年代形成了第一次文物捐赠高潮。第二次捐赠高潮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有感于国家各个方面建设的再次飞速发展，不少藏家将其多年珍藏，包括落实政策返还的文物精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极大地丰富了上博馆藏。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国家宝藏》上海博物馆篇里，大克鼎的今生故事讲述者便是其最初的捐赠人潘达予之孙。这个单元推荐大家都去看看，是《国家宝藏》共四季介绍的所有文物里面最触动我、也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

潘达予来自苏州望族潘家，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曾对潘家表示，“你们的青铜器收藏，仅次于故宫”。为护佑这些文物，潘家几代人费尽心血，在解放前顶着达官贵人的敲诈勒索，美帝古董商人的重金利诱以及日军的轮番抢夺，历经千难万险将文物保护了下来。1951年移居上海的潘达于将大克鼎、大盂鼎无偿捐赠给上博，成为一段佳话。

大盂鼎和大克鼎均为西周时期青铜工艺的巅峰之作，与毛公鼎（目前藏于台北故宫）并称为海内三鼎。1959年，大盂鼎北上国博，大克鼎留在了上博。2004年，上海博物馆为了庆祝捐赠者潘达予先生的百岁寿诞，特地把大盂鼎从北京运回，在上海举办了两鼎的“合璧”展，以此表达对于国宝守护者的敬意。

3、冶废抢救

除了捐赠，上博馆藏中还有一些珍贵的青铜器是上博的老专家们凭着专业的眼光，从废品回收站、钢铁冶炼厂等处拣选抢救回来的，其中青铜器数量最多，达到了800余件；另有钱币166件，铜造像28件。

在建国初期，各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炼钢运动。群众的热情很高，将家中的破铜烂铁回收，支援国家建设。但是，文博系统马上敏锐地发现一个问题：民间的这么多铜器铁器中，难免会有文物。比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西周早期的鄂叔簋、春秋时期的鲁原钟，就是上海博物馆自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而出的。

4、重金收购

这里就要说说钞能力的事儿。1985年马承源先生担任上博馆长以来，上海博物馆多次斥资从海外及港台地区收购文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首批禁止出境文物之一的晋侯稣钟。1992年，马馆长经人介绍，从香港古玩市场征集回来14件编钟，每个钟上都凿刻有“晋侯”字样的铭文。

当时有人质疑编钟上的铭文系伪造，马馆长顶着质疑、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毅然决定由上博斥资一千多万将这套编钟买回。这套编钟不全，后来在曲沃西周晋侯墓地又出土了剩下的2件，经过比对造型、花纹、铭文均可相合，这才确定了这套编钟的出处。

上海博物馆开馆70多年来，青铜器的研究收藏始终在不断精进，如今已占据国内青铜器的半壁江山；而前辈学者筚路蓝缕的探索，更令人感佩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