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四年，法国塞纳（Seine）的地方长官普贝尔（Poubelle）宣布应在当地街道上放置一些装垃圾用的盒子。随着官方对垃圾桶外形、颜色、样式的逐步规定，普贝尔的名字逐渐成了垃圾桶的代名词，甚至发展出一种专门的说法——poubelle agréée，也就是“可爱的垃圾桶”——来描述街边随处可见的绿色大桶。对当代人来说，绿色的大桶已是街边司空见惯之物。可回到疫病连连的十九世纪，垃圾桶以及与之相连的公共卫生概念无疑是惊人的发明。
一八五八年，伦敦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全天平均气温达到33度，整个伦敦近两百万人口的生活废水与排泄物一同排进泰晤士河，直接导致伦敦的夏天被恶臭与病菌所环绕。为解决所谓的“大恶臭”（Great Stink）事件，议会于同年通过《泰晤士河净化法》，计划修建泰晤士河大堤，用下水道将废水运走。可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仅仅几年前，同样是伦敦，同样是肮脏的泰晤士河，水源中的细菌导致了严重的传染性疾病，一条街道内数以百计的市民感染而死。可直到十多年后，基本的公共卫生体系仍未能建立，在狄更斯的小说中，被称作掏粪人的群体仍每天漂浮河上，打捞粪便、垃圾与尸体。
类似的状况不仅发生在欧洲：大西洋彼岸的美国，1884年的女性仍需自行组织卫生机构，通过法庭诉讼的方式迫使公共机构帮助清除纽约东河脚下发酵多年、重达四万吨的粪便；至于整体的城市规划，根据记者与摄影师雅各布?里斯的说法，直到1895年，退役内战老兵沃林成为纽约街道清洁部部长，并用铁腕手段展开城市清洁计划（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在街头巷尾安装垃圾收集装置）后，纽约才真正拥有了干净的街道，顺带“扫除了我们民众大脑和道德中的蜘蛛网”。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普贝尔在塞纳留下的东西会被称作“可爱的垃圾桶”。自一八五九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自由主义的物竞天择观念就主导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可普贝尔与沃林所放置的“可爱的垃圾桶”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思想底色：权力的所有者开始尝试照看每位市民的身体，或者用福柯的话说，这意味着一种“生命政治”，所有市民的生命都是国家与权力所有者的政治资本与关怀所在。说简单些，通过在街头巷尾放置绿色的垃圾桶或安排工人们进行沿街扫除，普贝尔与沃林向城市的街头巷尾撒播了一种家长式的慈爱。
并不是所有人都热爱“我对你好”的宣言。卡尔维诺就有一篇名为《可爱的垃圾桶》的文章，其中详尽描述了他对意大利和法国不同时期的垃圾回收方式的记忆与感受：最晚近的是巴黎的“可爱的垃圾桶”，“从它的外形和颜色就可以看出它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官方设备，并宣告着，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它们都具有公共色彩”；往前是大型住宅区的公寓楼，“那种扑通扑通的闷响，垃圾桶里的东西扔进与地面垂直的垃圾道里，一直掉一直掉，直到落在院子里的水平面上修建的黑窟窿里，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最早则是同年时的收垃圾的人，他或她“背着个大袋子，走着来到大陆的转弯处，一直走到我们家的别墅前，从镀锌的垃圾桶里清理垃圾”。
卡尔维诺敏锐地意识到，哪怕是在可爱的垃圾桶遍布的时代，狄更斯小说中的掏粪人也从未远离，只是经由一层层机制隐藏在了世界的运作之后。人类学家罗宾?内葛（Robin Nagle）在与环卫工人们相伴数年后方才意识到，环卫工人们从未拥有隐身衣，所有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他/她们的存在，可当他/她们在街头忙碌地处理着城市运作的残余物时，却总是被人“有意地无视”，除非他/她们驾驶的垃圾车塞住了马路，或是某处的垃圾没有得到及时清理。换言之，环卫工人之于公共卫生系统，就像门把手之于门，只在他/她失去功能之时，他/她才会得到注视，而如果一切完美无缺，市政官员们就会因其对城市公共卫生所作出的贡献而收获祝福与表彰。
某种意义上，环卫工人的处境也是所有普通人的处境：不再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被看作特定的工具或功能，这也对应着马克思所谓的异化，或卢卡奇（Lukács）所说的物化。问题在于，当我们自身在被看作工具或功能的同时，我们也在将它人看作工具或功能，因此，除去要团结有爱或实现世界大同这类的理想外，八十年代后的社会学研究者中渐渐出现不同的声音：一些学者认为，拥有数十亿人的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如此良好地运作，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将彼此异化，而恰恰是因为我们习惯了“陌生”，习惯了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不需要与每一位外卖小哥或环卫工人交心，这能让我们留有充分的能量应对更精细的分工，而不需要处理瞬间涌来的所有信息。
只是这也不足以解释垃圾桶或环卫工人的功能与身份之间的巨大落差。现代经济中物的生产、消费、流转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我们不可避免地期望通过使用、占有各种物品来展现自身，而这种呈现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持续的废弃物——只有解决这些废弃物，更加新颖的物才可能继续在世界上流通，我们才能继续在物理或心理上追求良好的生活。概言之，垃圾桶或环卫工人不止保障了卫生，也保障了整个世界中物质的持续流通，哪怕不在马克思为经济活动定下的四个环节中（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专门拓展出“回收”一项，垃圾桶或环卫工人的地位也不应如此之低。
或许卡尔维诺所说无误：在技术的革命与颠覆之外，现代城市历史的另一部分是垃圾、垃圾桶或环卫工人，这些受排斥的人与物一点点从城市生活中隐形，退缩到城市边缘地带的垃圾场中的过程，可也是在同一过程中，他/她/它们越发猛烈地渗透了整个城市的运作，慢慢占领了城市的所有角落。人类学家莫斯在《礼物》中提到：“一个被所有者遗弃的物件，它也仍然裹挟着这位所有者的某些东西”。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那或许在肮脏的街道上出现可爱的垃圾桶，掏粪人被组织成环卫工人的过程中，那些披上了隐身衣的人都变成了超级英雄，默默无闻地拾捡物质世界的遗留，拼凑他人灵魂的碎片，再将它们重新投入系统的运作之中，等待一切从指缝中再次穿梭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