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天下者，道莫大于法，而法之立，莫先于信。自古圣王御世，皆以信为本，而法为用，信立则法行，法行则政通人和，海晏河清。今余欲论法之必行，先述徙木立信之事，以明法信之要，庶几得古人之心，而鉴今之治也。

昔者，秦孝公在位，思图霸业，招贤纳士，以振秦国之衰微。时有卫人商鞅，怀经天纬地之才，负匡世济民之志，西游入秦，欲展其抱负。孝公闻其贤，召而见之，与之语治国之道，商鞅陈说利害，条分缕析，孝公大悦，遂用为左庶长，令行新法。

然新法之行，非易言也。秦之旧俗，根深蒂固，百姓安于故习，不乐变更。且权贵豪强，恃其势力，阻挠新法，以为己利。商鞅深知此理，故欲行新法，先立其信。于是，有徙木立信之事焉。

商鞅命竖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民益怪之，终无人应。商鞅乃更曰：“能徙此木者，予之五百金。”于是有一人出，应募而徙木至北门。商鞅如数予之，不稍吝惜。此事一出，举国震动，百姓皆言商鞅果于信，不畏权贵，言出必行。由是，商鞅之威名震于秦境，而新法之行，亦无阻挠矣。

徙木立信，非小事也。商鞅以此一事，示民以信，使百姓知法不可违，令不可悖。盖法者，定国之本，保民之权，非信不立，非行不远。故商鞅先立其信，而后行其法，此其所以能振秦国之衰，而成霸业之基也。

今人论法，往往泥于条文之繁简，而忽于信之要。殊不知，法无信不立，信无法不行。法者，规矩方圆之器；信者，人心向背之本。有法而无信，则法为虚设，不足以保民；有信而无法，则信为空谈，不足以治国。故法信相须为用，缺一不可。

且法之行，非徒以威民也，亦以利民也。法者，定纷止争之具，保民安邦之策。故善法者，必以民为本，以公为心，立之于信，行之于实。如此，则法行而民悦，政通而人和，国家安泰可期也。

昔者，管仲相齐，亦重法信。其治齐也，以法为本，以信为纲，明法审令，劝善黜恶，齐国大治，遂成霸业。管仲曰：“法者，定国之本，不可不正也；信者，人心之本，不可不立也。”此言深得法信之要，可为后世法家之龟鉴。

然则，法信之要，何以明之？曰：法者，规矩也，定之于上，行之于下，不可一日无也。信者，人心也，立之于内，应之于外，不可一息失也。故法必明，信必坚，而后可以治国平天下。

法之明，在于无私。法者，天下之公器，不可私也。故立法者必以大公之心，立天下之正法，使贵贱贫富，一视同仁，无所偏倚。如此，则法明而民服，令行而禁止。

信之坚，在于必行。信者，人心之所归，言出必行，行必果也。故为治者必以信为本，言必信，行必果，使百姓知其言出必行，令出必从。如此，则信坚而民信，政通而人和。

法信相须为用，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故善治者必明法信之要，以法为本，以信为纲，明法审令，劝善黜恶，而后可以致治平之世也。

今之治者，亦当以法信为鉴，明法立信，以保民安邦。夫法者，定国之本；信者，人心之本。二者相须为用，而后可以成治平之业。故当立法必明，信必坚，而后可以言治也。

且法之行，非一朝一夕之功；信之立，亦非一日一夕之事。故为治者当持之以恒，不懈不怠，以明法立信为务，而后可以望治平之世也。

治天下者，道莫大于法，而法之立，莫先于信。信立则法行，法行则政通人和。此古今之通义也。故余撰此文，以明法信之要，庶几得古人之心，而鉴今之治也。愿为治者皆能明法立信，以保民安邦，致治平之世也。

然则，法信之道，深远矣哉！非一言可尽，非一文可述。故余虽勉力为文，犹恐未尽其意。愿读者深思而熟虑之，以得法信之真谛也。夫如是，则天下可治，而太平可期矣。

吾观今之世，法虽备而信未立，令虽行而威未振。故愿为治者皆能明法立信之道，以振法治之威，而保民安邦也。吾辈当以此为勉，共襄盛世之治也。

是以，吾撰此文，以明法信之要，庶几得古人之心，而鉴今之治也。天下之人能知法信之重，以法为本，以信为纲，共筑盛世之基，而享太平之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