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北京城发生一件大案：开国功臣张振武、方维二人被北京政府诱捕后枪杀了！阴险老辣的袁世凯开始对南方革命党人动手了。
张振武是武昌首义的元勋，与孙武、蒋翊武并称“三武”，厥功至伟。
张振武，1877年生，湖北省竹山县茅塔镇人，祖辈行商。他自幼思维敏捷，忌受拘束，性情豪放，爱打抱不平。他湖北师范毕业后，于1904年私费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法律，翌年参加同盟会。归国后在本省教书，因鼓吹反清革命，几遭逮捕。1909年，张振武加入同盟会的外围团体——湖北“共进会”，主盟人孙武和居正信任他，让他负责理财事务。1911年，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汉发动起义。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兵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突然起义，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意外成功，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成立湖北军政府。孙武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因为他养病不在，群龙无首。
无奈之下推举与革命党毫无关系的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为都督。这位清军将领害怕革命，是被起义士兵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位子的。张振武任军务部代行部长职，掌管民军编制、人事配备、军械弹药等事宜。
张振武根本瞧不起黎元洪，听说黎元洪不肯就职，愤怒道：“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这话后来传到了黎元洪耳中，黎由此对张振武深怀戒心，彼此面和心不和。北洋军打来，革命军退守武昌守城。
张振武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他甚至当众呵斥黎元洪说：“要不是我们把你从床下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张振武还自行组织了一支卫队，配一色短枪，他走到哪里，卫队就跟到哪里，即使去见黎元洪也不例外。黎元洪虽然恼怒但慑于张振武的枪杆子，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1912年5月，北京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邀请首义党人及将领百十人入京聘为顾问，张振武当然位于其中。张看了“总统军事顾问”委任令后大怒当场就把委任令撕毁，将袁世凯骂了一通。他对陆军总长段祺瑞抱怨说：“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
袁世凯又给张振武下了“西北屯垦使”的委任令。张受委任后，极诚恳地向袁世凯申请经费以开办专门机构。袁世凯这时哪里有钱，也就没有理会.张振武一怒之下擅自回了武昌。就在这时，袁世凯趁机拉拢黎元洪，共同对付武汉的革命党人。黎元洪同意与袁世凯合作。袁世凯动了杀机，以进京“调停党见”为名，调“三武”（张振武、蒋翊武、孙武）进京。
8月11日，张振武带着手下大将方维等13人，及随从仆役计30余人乘火车北上。孙武、刘成禺、郑万瞻等亦于第二天由鄂抵京，鄂省要人于是冠盖京华。总统、总理、陆军部，都予以这些首义元勋高规格的接待。可是，8月14日晚，张振武在赴宴归寓的路上被京师执法处逮捕，方维同时在旅馆被捕。16日凌晨1点，张、方被处决，连天亮都没等到。临刑前，张振武还抱一线希望，要求公开审判，根据罪名定刑，“岂可凭空杀人！”负责监刑的执法处长陆建章手里晃着袁世凯的命令，说：“大总统军令上只有‘立予正法’，并未命令审讯。”
张振武怒道：“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陆建章不耐其烦，道：“快交代后事罢！”
张振武写下了三封遗书，随之被绑于木桩上，腿、肩、脑、腹、胸等处共中六枪，死时腹裂肠出，这就是震惊民国的“张振武案”。
张振武案发后的第三天，参议院中以张伯烈为首的20名共和党议员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指责副总统以非罪要求杀人、大总统以命令擅改法律、违背约法。报界纷纷发表评论，指责此案与民主法制相悖。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认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亚细亚日报》评论道：“即使在专制独裁的清朝，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之后，铁证如山，审判之结果也只是予以监禁，而在倡导法治的民国，没有审讯和证据，下一个命令就能杀人，连清朝都不如！”
在舆论压力下，黎元洪公布了张振武的“罪状”，所谓“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鄂中几次风潮，伊等均为主动”。这些事是不是真的，其他人也不知道。要问黎元洪有何证据，他说事关军机，不能泄露。有议员追问，为什么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就杀害？前清专制时代，太后尚且因为不经刑部审讯擅杀大臣（六君子等）失尽民心。共和之国，岂可不经合法的逮捕、审讯、辩护而直接杀人？张、方算不算军人？该不该按军法治罪？
面对参议院的质问和舆论的压力，袁世凯随即抛出了黎元洪，公布了他们之间的电文，说明是奉副总统命令处决。面对诘难，黎元洪只好再三地刊发电报，抛出张振武“侵吞公款、拥兵自卫、串谋煽乱、广纳姬妾”等十五大罪状。然而，在共和体制下，尽管正式议会尚未选出，正式法律亦未颁布，但总统下令越权杀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张振武案成了中华民国开国后的第一个强权凌法案，也是第一个大冤案。
张振武案的发生，正值南北和议，形势比法律更重要。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在与袁世凯会晤时，主张“表彰张振武之功以为和解，免得致误要政。”孙中山妥协了，他所谓“要政”是指南北和解。张振武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合谋，抛开司法，仅凭手令，杀害了开国元勋张振武、方维，让刚刚萌生的民国司法蒙上了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