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加坡市中心出发，沿着已废弃的马来亚铁道遗迹丹戎巴葛-兀兰段往南走，在即将看到印度洋的时候，就会到达女皇镇，新加坡市区最早的一座卫星城。这是一座位于新加坡中西部的小镇，比邻红山及金文泰，古称“无尾港”，意为没有出海口的河港。
二战后，为缓解新加坡市区木屋区的住屋困境，新加坡政府选择在这块土地开发住宅区来安顿战后膨胀的人口。1953年，为纪念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小镇的名称就此改为女皇镇。
从市中心的这座由前英军军营改造的女皇镇地铁站走出，不到2公里，就能看到女皇镇体育场，一座位于镇中央的半开放式球场。
球场四周如今高楼林立，与稍显破败的球场内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占地10英亩的这座球场尽管面积不大，也只有3800个坐席，但这里也已是寸土寸金的新加坡内难得的一块绿地。
球场外围，一圈稀稀拉拉的绿色灌木，时不时有几只新加坡常见的爪哇八哥以及南洋海鸥飞过。从最近曾到访过这里的人上传的照片可以看到，球场内部的设施也早已锈迹斑斑，许久没有人再打开这里的大门。
据新加坡城市规划局的信息显示，这座球场自2023年起进入翻修改造阶段，预计将于2025年竣工。周围的居民表示，按工期来看2025年未必能完成改造。
而即使连本地居民也很少有人知道，在许多年前，这里曾是一支由中国球员组建的球队-辽宁广原队的主场。而这支来自中国辽宁的球队，在这里度过了2007一整年的赛季。
尽管人均收入高居亚洲前列，但受限于国家规模以及足球环境，新加坡足球联赛一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亚洲足球热土。客观说，甚至连凑够10支以上的球队，大部分的时候对于新加坡超级联赛来说，也是一种奢望。
正是本着提高联赛竞争力的目的，新加坡足协自2003年开始数度尝试引入外国球队参与联赛以提升本土联赛比赛质量，对于不少需要一定资金同时又希望让年轻梯队球员得到锻炼的球队来说，这的确是一笔不菲的邀约以及良好的练兵之地，而2007赛季，辽宁广原队成为了那个收到邀请的客人。
顾名思义，该队与辽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支球队最主要的球员来源地，正是辽宁足球俱乐部，广原则代表了球队当时的控股方以及广告赞助商中国地产公司上海广原集团。
现如今在中文互联网上已经鲜有上海广原这家企业的相关信息，为数不多的过往信息显示，广原集团的老板来自上海，在新加坡有房地产生意，出资赞助辽宁广原队征战新加坡联赛也是因此目的，希望通过冠名球队参与新加坡联赛以做自己公司广告之用途。
据悉，除了辽宁广原队之外，这名沪籍商人也与当时的申花俱乐部高层（老板朱骏也为新加坡籍）有一定交情，联赛后期广原队战绩不佳之时也曾租借来多名申花球员救急。
当赛季的新加坡联赛，除去辽宁广原队之外，还有两支外国邀请球队，分别是来自日本的新加坡新潟天鹅以及来自韩国的超红队。
而作为该赛季同样受邀参加新加坡联赛的外国球队辽宁广原队来说，这些背井离乡踢球的辽宁球员也颇有些“下南洋”的意味。
2007赛季，这些球员当时的母队辽宁足球俱乐部正遭遇着球队历史上最艰难的一段时间，由于负债累累球队甚至无力支付部分比赛的差旅费，回归沈阳主场的计划更是因五里河球场拆除，铁西体育场尚未竣工等球场改造问题而一再搁置。
辽足只能在省内的锦州与抚顺作赛，客观上对于球队的收入又是一大损失，在当时的情况下，俱乐部也就更无“闲钱”让球队参与中超联赛的预备队联赛了（当时的全国预备队联赛为赛会制，并无强制参赛要求）。
对于这部分稍显多余的球员来说，俱乐部的考量自然是既希望球员可以得到锻炼，也希望可以短暂的不需要付出薪资。
尽管拥有着大量的辽足球员，但时任辽足俱乐部总经理，被称为“中国足球第一职业经理人”的程鹏辉曾表示，辽宁广原队的球员与辽足俱乐部在法律层面没有任何关系，辽宁广原队既非辽宁足球俱乐部的梯队（例如后来的北京国安精英队征战新加坡）也不是辽足俱乐部的海外分支（类似新加坡新潟天鹅与日本新潟天鹅）。
按照这位经理人的说法，两队的关系仅仅是在辽宁广原队组建的初期，曾经将辽宁预备队的大部分队员以及一线队中的一批老球员以租借形式召至队中。“他们当时只是借给广原队，归他们管理，准确说他们只能说临时转会，这些球员的所有权还是属于辽足俱乐部。
但两个队本身无任何联系。” 依照辽足经理程鹏辉所强调，该俱乐部的模式为：辽足出人+上海广原集团出资（由辽足方面提供队员，广原方面进行管理并提供经费，联合组队参加新加坡足球联赛）。
辽宁广原队由原沈阳足坛名将丁哲担任主教练，对于以辽沈球员为主的球队来说这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配置。队中球员也均为职业背景，不乏张海峰、陈波等名将。
然而在登陆新加坡后，广原队的成绩非常不理想，屡战屡败，赛季半程过后甚至位列倒数。联赛中期，广原队不得不调整阵容，招兵买马。
在2007赛季下旬，在部分辽宁球员离队后，与申花时任老板朱骏（新加坡籍）私交不错的这位上海老板也帮助广原队接收了一部分如李大维在内的申花预备队球员。
上海申花队在2007年8月派出李大维等预备队球员充实到广原队中，在引入申花八名球员以及山东名将宋黎辉后，辽宁广原的成绩稍有所反弹，但最终在12支球队中仅排名第10。
对于曾经认为新加坡联赛并不是很有难度的中国球迷来说，辽宁队的成绩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然而在一个失意的赛季结束后，更糟糕的事则是辽宁广原队在新加坡卷入假球丑闻，遭到新加坡足总调查，一部分涉案球员因此滞留在新加坡。
2007年11月14日，新加坡联赛刚刚结束三天，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以下简称CPIB）的执法人员在清晨突袭了广原队的宿舍，并在部分球员的床下和衣橱里发现了大量现金，金额远超他们的正常收入。球队总经理兼领队王鑫随即也被控制。
2008年1月7日，新足协发布公告，正式宣布王鑫被禁止参与所有和足球有关的活动，舆论一时哗然。新加坡最大华文媒体《联合早报》的体育记者陈汇崑曾表示：“球队经理王鑫直接参与踢假球，还是不可想象的，新加坡体育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
司法程序随即展开，2008年2月6日，中国农历除夕，赵志鹏与另外6名被控受贿的球员李雪柏（30岁）、王林（20岁）、董雷（26岁）、李铮（26岁）、彭志毅（22岁）和佟迪（26岁）等7名球员在新加坡初级法院第一次出庭受审。这是新加坡联赛自1996年创立以来，涉及球员人数最多的打假案。
他们面对3至5项不等的受贿控状，被指在去年3月至11月，多次收取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贿金，或愿意接受数额不详的款项，作为踢假球的酬劳。
新加坡初级法院出具的判决书显示：7人均涉嫌违反新加坡《反贪污法案》中的6（a）条款，在6场新联赛比赛中收受王鑫的贿款作为打假球的酬劳，金额从2200新币（1新币约合5元人民币）到6200新币不等。
赵志鹏在面控前一天向法庭提出紧急申请，要求获准回中国完成在本周六进行的婚礼，但遭到了拒绝。最终，赵志鹏与董雷在各自交纳了1.5万新币之后保释，其他5人则只能在拘留所度过春节。
2月13日，赵志鹏再次出庭，成为第一个认罪的球员。颇为讽刺的是，作为此案中最先承认犯罪事实的球员，让赵志鹏愿意最终踢假球的金额，仅仅是4000新币（当时汇率约合人民币19800）。
赵志鹏随后详细描述了其中的操作过程：其中，2007年10月3日在对垒芽笼联队赛前，王鑫要赵志鹏保证至少输3个球。
赵志鹏听从王鑫的指示，结果辽宁广原队以0比3输球，几天后，王鑫送给他2000元新币；11月1日，王鑫又要赵志鹏在对垒甘柏联队的球赛中至少输3球，结果辽宁广原队以0比5告负，赵志鹏很快又得到2000元新币。
11月12日，联赛最后一场辽宁广原队对垒阿比雷斯队的比赛举行，王鑫提出的要求是至少输2球，结果是0比2，王鑫如愿，不过，颇为讽刺的是，由于CPIB两天后的抓捕行动，赵志鹏甚至还没来得及得到这笔酬劳。
当年曾担任涉案球员赵志鹏辩护律师的穆罕默德曾表示：“那是一个几乎已成定局的小官司，证据确凿，认罪是肯定的，我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向法官求情，争取对那个可怜的孩子减刑罢了。”对于具体案情细节，这位新加坡律师大都已印象模糊，但他唯一深刻的镜头停留在他与赵的第一次会面。
2008年元旦前的一天，当他在办公室见到赵志鹏时，“那孩子看起来像是吓坏了，不停地说自己错了，他是第一个认罪的球员”。曾担任过体育记者的穆罕默德表示，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体育贪腐案件频发的年代，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直接”的案例。
“这个中国孩子（赵志鹏）只是一个由王鑫控制的小角色，与王鑫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球员与老板的关系，而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穆罕默德回忆到，“王鑫在球队一手遮天，威胁赵志鹏，如果不听话，就送他回国，甚至拿出他曾经对不听话球员的制裁手段相威胁，赵志鹏要保命养家，自然不敢反抗。”
如果从判决结果看，穆罕默德的法庭求情似乎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如果按照新加坡《反贪污法案》6（a）款的规定，违者“可被判罚10万新币、入狱5年，或两者兼得”。而最终赵志鹏仅被判入狱5个月，并罚没4000新币。
董雷、王林、李雪柏等原先一起聘用穆罕默德做律师的球员，直到赵志鹏一案审结之后，“大概是看到扛不过新加坡严格的法律”才最终松口，并转聘其他律师。4月份出庭受审的6名球员中，除了年龄最小的王林（20岁）被判4个月刑期之外，均为5个月，并罚没所有受贿款。
“如果王鑫出庭受审，几乎肯定能按照6（a）条款项判罚。”穆罕默德向我分析说。只是，让CPIB和法院都没想到的是，2008年1月5日，王鑫在交纳了8万新币保释金之后，以个人私事为由回国，此后弃保潜逃，从此再也没有在新加坡出现。
作为只需向新加坡总理办公室汇报工作的独立反贪机构，CPIB有权对一切怀疑对象实施调查、搜查、逮捕及监视跟踪。
而负责调查的CPIB不愿透露更多细节，但据部分知情人透露，辽宁广原队的犯罪事实显而易见：“以赵志鹏为例，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手机短信，他曾经在比赛前发短信回国，预先透露了比赛结果。”
作为本案最重要的嫌疑人以及始作俑者，王鑫的故事也逐渐浮上了水面。作为前沈阳六药队的前锋，球员出身的王鑫并没有参加过职业联赛，因伤退役后也未从事职业队执教而是早早转为了俱乐部后勤工作。
翻看他的履历不难发现，他在新加坡的所作所为几乎是一种“必然”。他的职业生涯与中国足坛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假球案策划人王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人同为辽宁大连人，2003年，王鑫曾在陕西国力任职，协助当时的总经理王珀。2006年，又以副总经理的身份在山西路虎协助王珀。在国内东窗事发后，他来到了海外，组建了广原队，而广原队的主教练正是他的昔日队友丁哲。
这样一来，在这支球队王鑫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只手遮天”的地步。
涉案球员李雪柏的父亲、正是辽宁足球名宿。曾带领辽宁足球队开创十冠王时代的“东北大帅”李应发。他也曾是王鑫的足球教练，而他的儿子则在新加坡卷入了这场意外风波。
对于自己徒弟的转变他感到震惊与失望。李父表示，自己正是因信任才让儿子跟随他踢球，没想到王鑫竟然将他的儿子也带入了歧途。
调查显示，每场比赛前，王鑫先通过国内赌博网站下注，操控比赛，其后再在赛后将赃款依次分与参与假球的球员，如果有球员不愿参与，则将会遭到他移除出球队阵容，克扣工资甚至体罚殴打的待遇，绝大部分涉案球员被其胁迫成为了这场赌球案的牺牲品。
对于王鑫为何选择在法制严格且体育法完善的新加坡进行赌球，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认为他看中新加坡联赛水平不高，且在中国关注度低，因此国内警方不易察觉，即使东窗事发，也可以潜逃回国（王鑫也的确如此做了，然而在回国后因国际通缉令发布中国警方也介入了调查，他最终依然在辽宁落网）。
但更为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新加坡联赛独特的外国球队制度，这里仿佛一块中日韩俱乐部的“飞地”，远离东亚本土。
尽管欧洲足坛部分联赛也有非本足协球队参赛，但无一例外这些球队往往均来自于与该足协联赛范围所相邻的地区，例如摩纳哥参加法甲联赛，加的夫城参与英超，而该国法律也适用于邀请球队所在地。
王鑫能成功操控比赛的关键在于他不但引进了整支远离新加坡本土的外国球队，对其有着绝对掌控，且新加坡法律在正常条件下的确无法辐射到中国。这种策略在全球范围内少见。
通过掌控整队，他不仅能确保比赛结果符合自己的利益，还能在赛场和赌博市场上获取更大的利益。这种全面控制远比操纵个别球员更加简单和高效。
此外，王鑫的全盘操控策略使得他在比赛中游刃有余。无论是通过战略安排还是直接指令，王鑫都可以确保广原队在关键时刻做出“合适”的表现，从而确保他的投注能够获得最大回报。他这种深思熟虑的布局，使得新加坡的比赛结果往往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王鑫案发后迅速弃保潜逃，成为新加坡司法史上的罕见案例。他的律师埃德蒙德回忆，王鑫一直否认自己参与赌球，称给球员的钱是为了激励比赛，但当该律师表示，如何说服法官拿出更有力的说辞，以及为何部分球员获得了酬劳而部分则分文未得时，他则沉默了。
随着细节曝光，王鑫的不法行为逐渐暴露。他不仅在新加坡违法，还试图回国处理债务纠纷。至今，新加坡政府仍未撤销对他的通缉令。
颇为令人讽刺的是，尽管在之后被实锤在联赛中多场比赛有“假球”行为，但当赛季辽宁广原队排名并非联赛倒数。
客观说，如果按照联赛数据来说，当赛季共33场比赛辽宁广原队取得了8胜5平20负的战绩，仅看胜场的话，其实并非那么不堪，甚至比身前的球队还多赢了一场。
但是当赛季输掉整整20场球，确实令人有些乍舌，因为这是整个联赛第二多的负场，仅稍好于垫底的21负的韩国球队超级红，而这支韩国超红队，本质上并不能算是职业球队，该队的组成球员大部分为韩国业余球员，也从未征战过顶级联赛。
除开事件本身，辽宁广原队在新加坡的故事令人不免感到有点唏嘘。如果单纯从球员实力的角度出发， 辽宁广原队与其他的两支外国球队相比并不落下风，从当赛季与日本韩国的俱乐部战绩来看，甚至有一定优势（4-1战胜韩国超级红队，1-0力克新加坡新泻天鹅）。
然而，辽宁广原在新加坡的表现并未达到预期。虽然球队初期遇到强敌导致连败，但在赛季中后期的表现依然低迷，最终仅以8胜5平20负的成绩排在12支球队中的第10位。
作为一只远道而来的中国球队，广原队的主场女皇镇体育场上座率极低。球队并非没有做过本土化尝试，据为数不多的现场球迷回忆，当时在每场比赛前广原队均会安排互动小游戏吸引新加坡本土观众，但效果不佳，观众人数依然稀少。
球队的管理相较于其他打算扎根于此的外国邀请球队也显得不稳定，据新加坡体育记者回忆，广原队的办公地点简陋至极，甚至没有基本的办公设备，仿佛随时准备撤退。
球队并非毫无实力，在对阵该赛季排名前列的球队时，也有不错战绩，赢下过甘柏联队（最终第四），芽笼国际（最终第六），兀兰威灵顿（第7）等队。但却总在关键场次一败涂地。
而从球队的排兵布阵上，也早已能看出不少端倪，例如球队的关键球员频繁变动。中场核心张海峰被称为“辽宁广原队的齐达内”，助理教练陈波曾有在新加坡踢球的经验，但这两位重要球员一个被调回国内，另一个在赛季后半段被边缘化。
年轻的左前锋卜鑫尽管表现出色，但却很少得到队友的支援。也许对于一支在新加坡这样拥有华人社区的海外中国球队来说，这一切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因为种种原因，本该体现的效果并未最终实现。
与之相对的，当时战绩垫底甚至比辽宁广原更弱的韩国业余球队超级红，在参加新加坡联赛的第二年获得了联赛前二的好成绩，也培养出了例如张朝润这样的实力不俗的球员。
而新加坡新泻天鹅更是在日后成为了新加坡联赛的一支劲旅并最终拿下了六次新加坡超级联赛冠军。也许广原队这条路坚持下去，又会是一番不一样的结局。
翻看互联网，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当年比赛的视频以及片段，但为数不多仅存的几张照片显示，当年这样一支海外华人球队的样貌，图中的主人公哈里斯-哈伦，在日后不但成为了新加坡国家队队长，还在2024年依然在世预赛代表新加坡队与中国队交手。
如今多年过去，当年辽宁广原队阵容中的球员有部分人依然活跃在足坛，但大部分人都已不愿再回忆起这段往事。这8名球员并未得到任何惩罚，多年后依然有记者在网络上询问，为何此八名球员没有得到任何惩罚，相似案件的新加坡球员均遭遇了严厉制裁，被处罚终身禁赛。
对此，新加坡足协时任主席曾短暂回应，由于该球队已经解散，且球员均以离境，因此新加坡足协没有禁赛他们的必要，但这显然不能作为豁免处罚的理由。
有记者联系到这些曾在广原效力的球员，他们表示早已与广原队无关。一位球员透露，大家都明白其中的复杂性，不愿意卷入其中，因此选择离开。
这些迹象表明，辽宁广原队在新加坡的存在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足球尝试，更可能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最终，这支球队的神秘和失败为新加坡联赛的历史增添了一抹阴影。
随后的几个赛季，依然有来自中国的球队受邀加入新加坡联赛征战，但同样，他们也出现了赛场之外的不少问题，最终均未能征战超过一个赛季以上。
辽宁广原案发在2007年底2008年初，而彼时这一海外假球事件也并未引起国内足坛的警觉与关注，但随着2008年底，新加坡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送红色通缉令全球通缉王鑫，这件事也终于开始影响到了中国足坛，随着中国公安部的配合介入，辽宁省公安机关协助调查此案，并在4月份将王鑫抓获。
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中国足坛也开启了一次倒查近10年中国职业足坛假球案的序幕，直至2009年10月开始随着中国足协主席南勇被捕而正式演化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赌扫黑风暴。某种程度上讲，辽宁广原的事件成为了中国足坛那次扫黑风暴的导火索和吹哨人。
如今15年过去，中国足坛又一次开始了对自身的彻查以及革新，我们仿佛陷入了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无法跳出这周期性的循环。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著名科幻小说《三体》中关于乱纪元以及恒纪元的设定，如今我们又一次站在了中国足球历史的十字路口，而我们彷徨且迷茫于这究竟是一段宝贵恒纪元的开始，还是又将陷入那永远摸索不出规律也无法知晓终点的一段乱纪元岁月。
